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区别如下：
1、研究的方向不同。经济法学研究的是经济法本身；法经济学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法律制度等非市场领域的问题纳入经济研究视野。简单来讲，就是研究经济规则中，法律或其他相关政策问题对其的影响。
2、目的不相同。经济法学是要用法律来约束经济，追求公平公正；法经济学是要用经济学则是优先考虑效益问题，即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3、一个研究的是法律在经济中能公平与公正，一个研究的是法律对经济规律的影响。
4、经济法学在实际研究中更加侧重法律在原理与方法上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价值。经济法调整对象则是唯一的，就是在进行国家干预的时候对经济关系进行的调整作用，其他经济关系的调整则不在其范畴之内。
5、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调整对象的不同。经济法学的研究问题，是对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规律，对象主要是就是经济法。经济法调整对象是唯一的，由此其与行政法也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行政法比较侧重对行政管理的干预，经济法则注重对经济关系调整的规范。
6、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不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利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支撑下，对法律的概念、法律的体系、法律的运行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并对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判例进行经济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是独特的。
研究范围：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
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学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管制的领域，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效率与正义：一个经济学和法学的对话
一
叶航：欢迎大家参加ICSS组织的枫林晚学术沙龙！今晚在座的大多都是浙江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同学，当然还有其他院系和其他院校的同学。这是一次经济学和法学的对话。经济学与法学本身就有很深的渊源，早期的道德哲学家，比如边沁和密尔，他们的著作既是经济学经典，也是法学经典，因此二者是同源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两门学科逐渐分道扬镳，甚至形同陌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为标志，在经济学和法学之间又出现了一种融合趋势。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终于再次发现，他们各自研究的对象是互相纠缠、难以分割的。我们先请汪丁丁教授和林来梵教授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汪丁丁：来梵说，我们可以从“财产权”和“产权”引出今天对话的主题。因为“财产权”是法学概念，而“产权”是制度经济学或经济学现在通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吗？来之前，我在家里翻阅了一下芝加哥大学最新版的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三版）。据法学院老师的说法，波斯纳是被我们经济学俘虏过去的一个法学教授。波斯纳在这本书中讲了两个例子，刚好凸现出法学的“财产权”概念和经济学“产权”概念的区别。这两个例子讲的都是无形资产，结果让法学家很头痛，但经济学家却不觉得是个问题。一个是知识产权，尤其是思想的财产权。如果你说思想有产权，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异议，反正产权
在经济学家看来无非就是三个要素：使用的权利、获取收入的权利和转让的权利。你把这三项权利绑在一起，或者分开处理，都行。比如我的某一个思想，你说这就是汪教授的思想产权，可以，经济学家不会反对。但是法学家要处理那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权利的保护问题、侵权问题、合同问题，他们会觉得思想这个东西很难界定。波斯纳举的另一个例子是电讯频道的拍卖，济学家可能认为这更不成问题，只要设计一个好的拍卖机制就可以了。但法学家却颇感头痛，因为电讯频道看不见、摸不着，它是对空气中某种震荡方式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认为很难界定。
林来梵：大家知道，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法律体系不同，思考方式、包括一些术语都有很大差别。波斯纳的两个例子，对大陆法国家的“财产权”来说，是完全可以容纳的。经济学和法学都研究财产的权利问题，但法学叫“财产权”，经济学叫“产权”。其实英语都是“property right”，翻译成中文就有了区别。法学界有一个延承，从民国时就翻译成“财产权”，现在还是一样。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通常都译成“产权”。到底经济学所讲的“产权”和法学所讲的“财产权”是不是不一样？法学所谈的“财产权”，近代以来主要是指“所有权”，后来这个概念不断扩大，以致包罗万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所谓财产权，就是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具体而言，财产权至少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物权，所有权是物权里面的一种权利，物权在大陆法国家除了所有权以外，还包括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土地的使用权，如中国的农地使用权；还有地上权、邻地利用权，比如，邻居的地我们有从其上通过的权利；接下来还有担保物权，比如说抵押权、质押权，担保物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占有，这是有争议的，国内民法学界认为占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状态。（汪丁丁：物权是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但在法律解释上可以解释成是看得见的；比如你刚才讲的电讯频道，在有些国家就被解释为一种“物质”（叶航：物理学意义上的。）对，它就是一种物权。第二个是债权，最普通的就是由合同关系形成的权利。第三个是知识产权，就是你刚才讲的思想产权；知识产权是法学财产权所内含的一部分，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除此以外，也就是第四个，是由特别法所形成的某些权利；日本把特别法上的财产权和公法上的财产权区分开来，比如特别法上的财产权包括渔业权、矿业权；公法上的财产权包括河川利用权，河川是国家的，但我们有利用的权利。
叶航：如果有个开发商盖一幢大厦，把旁边小区的阳光挡住了，这个小区的住户到工地去静坐，要求“还我阳光”。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权利呢？
林来梵：在法律上，这是一种采光权。
叶航：它跟物权或财产权有什么区别？
林来梵：对“光”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不能说“光”是你的财产。但是你拥有一个财产——房产，你要采光，所以你拥有采光权。这里涉及的不是财产权的定义问题，而是财产权的限制问题。你有你的财产、我有我的财产，你盖的房子把我的阳光遮住了，实际上是你滥用了你的财产权。其实，这是财产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怎么调解？法律就设置了采光权这个概念。
叶航：那么，法律根据什么来界定双方的权利呢？比如美国西部早期的金矿开采权，一开始奉行的是“丛林法则”，谁力气大、谁心狠手辣、谁打赢了就归谁，然后才有法律的介入。我国正处在制度转轨阶段，很多权利都缺乏初始界定。在公有制下，什么东西都是国家的；一旦资源交给市场配置，就会碰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前几年发生在浙江的水权交易，义乌市以2亿元的价格向其上游的东阳市一次性购买了横锦水库5000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但这个交易却遭到位于东阳另一侧下游的嵊州市的严重质疑，嵊州方面认为，东阳卖的实际上是本应流入嵊州的水，这种行为损害了嵊州的利益，因此把东阳市告上了法庭。我关心的是，法律如何协调这种权利的冲突？
林来梵：从严格意义上讲，传统法学、特别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对规范出现以前是什么状态，一般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它不考虑法律规范产生以前各种力量是如何对抗、如何博弈的。但在形成了法律规范之后，我们就假定这个规范是合理的，用这个规范去调整此后的冲突与纠纷。
叶航：假定它是合理的？理由呢？如果形成一个黑帮或者法西斯的规范，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它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应该认可吗？
林来梵：过去的法律实证主义（虽然已经受到批评，但到现在还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流派）认为法律就是一种命令，一种强制性的命令。哈特就曾经批评过，这个命令就等于一个强盗的命令，强盗持枪抢劫也可以形成规范。后来人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法律最终极的价值是正义，规范从法的角度来说就必须贯彻正义的精神，规范的解释、适用、操作都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
二
叶航：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的依据到底是效率还是正义？
汪丁丁：产权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法经济学家，认为法律的依据是效率。因此他们认为所有权是一个空的概念，喜欢用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来描述所有权。因为这些权力体现了产权的效率内涵。但是所有权在社会正义的维持方面是一个实的概念，它不是毫无意义的。
林来梵：早期的思想家，比如洛克，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是Nature right。早期的财产权观念在法律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经济学、政治学也大致如此，认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一个天然的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财产权其实也是设定出来的，是在博弈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但法学毕竟是法学，它的终极价值是追求正义，它不可能完全谦让于力量的对比。在强者压制弱者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倾听“上帝的声音”，这个“上帝的声音”就是正义。今天大多数法学家都认为，法的价值其实是多元化的，包括正义、秩序、合目的性，也包括人的权利，当然也包括效率。但比较正统的法学家，包括我也是这么认为，效率跟法的价值、跟正义不能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效率是一个下位的概念，如果牺牲了正义，那么效率是很可怕的！联系到中国最近的修宪，我认为，通过十四个条款的修正，体现出一种精神，片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把它叫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的终结。中国在过去二十多的改革开放中，经济确实在高效地运转，社会进步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就包括正义的代价。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能会受到挑战，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经济学还有许多空间。比如现代许多经济学家也重视正义问题，我知道叶航兄和丁丁兄就比较重视正义问题。
汪丁丁：来梵所讲的是罗尓斯的正义观，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平等的正义优先于效率，这是罗尓斯的排序。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97年以后的中国，以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解决社会公正的任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叶航：在很多情况下，正义恰恰是效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市场机制是效率的产物，但我们忘记了它同时也是正义的产物。如果不尊重个人的财产权，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干什么要通过市场来交换东西？我力气比你大，把你的东西抢过来不就得了，这个效率更高。但如果谁都可以抢的话，就不会有人去生产财富，从长期来说，效率也就子虚乌有了。因此，一个正义的初始产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恰恰体现了一种长期的、动态的效率。所以，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是无法割裂的。
汪丁丁：问题在于你刚才的话多了“正义”这个词，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是没有这个词的。它只承认有一个初始产权，让我们建立一个产权交换机制，然后就可以用科斯定理论证的方式来达到效率。如果达不到效率，那就把这个外生的成本，就是妨碍我们交易的那项成本权利抛弃；或者，干脆把这些权利，比如说黑帮或者律师的权利拿来交换。总之，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来论证，只要允许我们进行交易，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就是有效率的，初始分配并不重要。至于这个初始的权利配置是否公正，这是经济学家不愿回答的问题。
叶航：我对科斯定理有一个保留性的批判。科斯认为，如果界定产权的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界定给谁都一样，通过权利的交易最后都可以达到效率。这可能吗？就拿科斯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把污染河流的“权利”界定给上游的企业，那么所有下游的居民都要出价向上游的企业赎买这个“权利”；如果把这个“权利”界定给下游的居民，那么上游的企业就要为它的污染行为向下游付费。这两个结果可能一样吗？把污染的权利界定给上游，不仅不符合“生存权优先”的正义原则，而且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单从可操作性这一条来说，两种结果的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选择让居民向企业赎买污染权这样的荒唐事。事实上，为了效率，我们必须维护正义。所以，当我们真正进入经济学内在的逻辑看问题，或者说进入我们现在正在力图改造的经济学内部去谈这个问题，我以为效率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从长期的、动态的角度看，如果没有道德和正义作为支撑，真正的效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经济学和法学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林来梵：我原意接受这个观点。我们前面谈的是效率和正义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一面，实际上它们也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一面。正像你刚才谈到的，考虑效率可能会产生正义的效果；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考虑正义也会产生效率的效果。比如就财产权而言，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经济自由得到保障的国家（经济自由的保障就包括财产权的保障），才会得到有效的发展，保护财产权其实就是保护效率。
汪丁丁：应当承认，目前流行的法与经济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内，似乎始终没有能力正面回答“正义与效率的冲突”问题。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学家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效率概念其实只是“帕累托有效性”概念，并非经济学原初意义上的“效率”。经济学原初意义上的“效率”概念，可以界定为“每一行为主体对机会的充分利用”。这一局限性，在我看来，使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的法经济学分析丧失了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第二，法学家们，如贝克尔最近悲观地指出的那样，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熟悉和普及经济学知识，在他们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前，他们很难在法学传统之内提出具有经济学合法性的法经济学问题。
叶航：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最近正在得到有效的改善，“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试图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为正义寻求合理的地位。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献中，正义不仅内生于效率，而且是效率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汪丁丁：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被称为“桑塔菲学派”的一群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内，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十五个小型社会里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学实验，其中，最典型的实验情境是“最后通谍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金迪斯和鲍尔斯等人发表的关于上述实验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正义感是一种超越特定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情境的人类情感。不论在已经市场化的社会里，还是在尚未受市场经济影响的社会里，研究者们观察到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参与“最后通谍博弈”的甲方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乙方拒绝，或者，在深受“礼品互赠”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里，乙方拒绝甲方提出的过分慷慨的分配方案。这场由真实社会里生活
着的人群参与的长达十年的“最后通谍”实验意味着，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正义感的“机会”，其价值将极大地被其中包含的“非义”所抵消。布坎南认为，这是因为行为主体认为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成本”太高，以致选择这些行为反而是不理性的。
叶航：在“桑塔费学派”最近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有两篇是标志性的。第一篇是鲍尔斯和金迪斯的《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发表在2004年2月的《理论生态生物学》杂志上。这篇文献事实上是一个计算机仿真报告，仿真的环境是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游猎采集社会，仿真的条件严格按照古人类学已经考证的事实设置。仿真的结果揭示出，早期人类社会只有依靠一种被称为“Strong Reciprocity”即“强互惠”的行为，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所谓“强互惠”，是指那些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族群中背叛合作规范的人的行为，哪怕这种背叛不是针对自己。因此，在“桑塔费学派”的术语里，这种行为也被称为“Altruistic Punishment”，即“利他惩罚”。事实上，这就是“见义勇为”，就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正义感”。因此，正义事实上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产物。第二篇文献是《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发表在2004年8月的《科学》上，是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这篇文献是一个脑科学的实验报告，是接着上篇文献所做的进一步研究。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强互惠行为在人类合作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驱动这种行为的机制是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不同于自利行为，它无法给行为主体带来利益上的激励。这篇文献的通信作者是瑞士苏黎士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桑塔菲学派”经济学家。费尔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强互惠行为无法从外界获得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通过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脑科学已经证实，对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我们人类的成瘾性行为，像烟瘾、毒瘾、酒瘾等等，都涉及到这一脑区。因此，这一脑区在医学上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费尔博士猜测，如果强互惠行为依赖这种自激励机制，那么做出这种行为时，人脑的这个部位就会被激活，而且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系例实验场景来激发人们的利他惩罚，并通过PET即正电子发射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对行为者的脑神经系统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该实验报告认为，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应该包含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它可以比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人类的实际行为。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在现代警察和司法制度建立以前，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是依靠这种个人的惩罚来维持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事实上，现代司法制度可以看作一种以公共品形式出现的、上述行为的替代性制度创新。这两篇文献代表着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它对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为传统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的正义概念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实证。
汪丁丁：其实，休谟通过《道德原则研究》早就论证了下列思想：人类的全部道德情感都源自“同情”。我们对痛苦的同情在我们内心激发出正义，我们对快乐的同情在我们内心激发出仁爱。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进一步论述了“同情”的情境依赖性、充分知情、以及无偏向性。最新发表的一篇脑功能呈像研究报告表明，当受试者看到他们同情的对象感受痛苦时，受试者的脑区激活状况与他们亲自感受这些痛苦类似，而当受试者对真实痛苦的感受者的同情感减弱到可以忽略时，受试者的这一脑区就不会被激活。这一实验报告支持了2001年发表在经济学主流刊物上的一篇论文的主要结论——对博弈对手有较强同情心的“囚徒困境”博弈的参与者倾向于采取“合作”策略或“礼品赠予”策略。事实上，来自脑功能呈像研究领域的许多报告都向我们表明，包括正义在内的个体道德情感，通过诸如“偏好”这样的价值排序，对个体选择施加了十分显著的限制。
三
叶航：法学究竟是如何定义“正义”的？它和罗尔斯的定义一样吗？
林来梵：就传统来说，法学中关于正义的研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差不多。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时总结出过，法学中出现的正义概念至少有二十个，其中最主要的有5个：“形式正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还有所谓的“合法正义”和“衡平正义”。其中，关于“实质正义”是最有争议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讲的，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也就是海老人的脸，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罗尓斯是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研究正义的，主要研究的也是“实质正义”。
汪丁丁：为了给出“正义”概念的简洁说明，也许我们不得不回到黑格尔关于法和正义的观念。在《法哲学》导论里，至少，我领悟到，黑格尔其实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正义，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承认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并且寻求康德定义的“公民社会”的那种秩序，它保证每一公民与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在新政治经济学语境里，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对每一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尊重，其次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的等度自由。因此，如阿罗指出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一给定的偏好，并且使它对每一给定偏好的尊重与它对其他给定偏好的尊重相容。上述正义的概念，与法学传统内的正义概念十分不同。后者，不论在古代和中世纪神学传统里还是日常生活语境里，通常表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事实上，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史，其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正义价格”，即任一商品应该得的价格。因此，“实质正义”，应该像康德所讲的那样，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
林来梵：但针对个案来说，由于“实质正义”很难认定，所以在个案中是否要考虑“实质正义”，在法学中是有争议的。比如，现在有一个到哈佛留学的名额，为了挑选一个学生，必须设定标准，这些标准要符合正义的要求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公平；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学生呢？如果首先考虑学习成绩，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人学习成绩好也许是因为他不关心班级事务、缺乏团队精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这个标准不一定公平；那么，我们是否要把德因素考虑进去？但是，道德本身是很难量化的，即使能够量化，还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个机遇给一个家庭困难的学生？或者，给一个很难有机会.出国的学生？总之，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会冒出来，你无法确定哪一种标准是
最公平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标准都统一起来，找一个既考虑学习成绩、又考虑道德标
准、也考虑贫困程度的标准？但你会发现我们仍然绕不开刚才的困惑，因为你还得确定这三个因素在新标准中所占的权重。因此，“实质正义”是很难追求的。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已经被国际法学界提出来了，有人认为法律应当优先考虑“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或者是所谓的“合法正义”。
汪丁丁：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没有一个给定的“正义程序”和“正义形式”，甚至没有“正义的法律”。在新的社会里，旧的体制都缺乏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规范的研究，例如罗尓斯的研究来让我们借鉴，然后找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例如全体一致的投票等等，其实这就是公共选择，包括刚才来梵说的，都是我们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问题。总之，正义与效率的冲突，似乎是“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议题。解决这一议题的正确思路，在我看来，应当是公共选择理论，而不应当是波斯纳的“法的经济学分析”。
林来梵：从法律角度而言，我们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作为中国人，在海外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发现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如说，中国法律迄今为止最缺少的是“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法学界也有人提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合法正义”。所谓“合法正义”就是符合法律的就是正义，而不管法律是谁制定的，怎么制定出来的。我个人感觉，中国目前同时还面临“实质正义”的困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社会里，必然会不断提出“实质正义”的问题。除了符合“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外，我们不得不要求“实质正义”。对我们来说，近代的课题还没有完成，现代的课题就扑面而来，后现代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我们法学家首当其冲，在前面挡着；后面必须有你们经济学家作后盾啊！
叶航：但我们只是看到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少数人，对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愿意谈论道德和正义，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经济学家要谈论的问题。
林来梵：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回到开场时对财产权的讨论，为什么我刚才断言片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就我们最近的这次修宪来看，总共修订了十四个条款，有关人权的就有八条，其中最重大的修改是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到宪法第十条中。对土地的征收问题也作了修改，这条和私有财产权在内涵上有一定的重叠，但不是完全的重复，有待于法解释学去梳理它。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同时又写上一个条款，就是要界定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姑且可以这样说，财产权的保障是保护富裕阶层或新富阶层的利益，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保护穷人或贫困阶层的利益，这两者并立存在于同一宪法文本中，关系是很微妙的。就财产权保护条款而言，它的规定也是很微妙的。有人说它基本采纳了我在1999年提出的“三层规范结构”说。首先宣布一个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第一层规范。我们常用的说法是“不可侵犯”，“不受侵犯”是我提出来的，经济学界好像有人提“神圣不可侵犯”？（汪丁丁：但也有好多人表示反对。）财产权“神圣性”和“纯粹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现代，我们一般都会认识到财产权也有“公共性”或“社会性”的一面，所以它不是神圣的，是可以被制约的。第二层规范，是说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保护私有财产权，也就是什么叫财产权，应该保护哪些财产权，要由法律来界定它的边界和内容。而第三层规范，就是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和征收并给予补偿。
《法律的经济分析》内容精要：波斯纳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写作是建立在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的。波斯纳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欲望是有限的。因而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探究以下假设的含义：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即人是“自利的”。“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意味着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么他就会这样去做。从这一命题出发，波斯纳推导出经济学的三项基本原理：①需求规律；②替代价格或“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③如果允许自愿交换，即市场交换，那么资源总会趋于其最有价值的使用。
普通法是波斯纳重点研讨的对象之一。在波斯纳看来，“普通法”一词像其他许多法律术语一样，意义不甚明确。它通常是指18世纪英国皇家法院所运用的原则体系，它主要是由法官作为审判案件副产品而创设的，并非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普通法还包括任何主要由司法先例形成的法律领域。作者宣称，他关心的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普通法的实体部分，它由三个部分构成：①财产权法，涉及财产权的创设和界定，而财产权是对有价值资源进行排他性使用的权利；②契约法，涉及促使财产权向最珍视它们的那些人那里自愿转移的问题；③侵权法，涉及财产权的保护，包括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
波斯纳强调：为了理解财产权经济学，我们有必要首先把握经济学家关于静态和动态分析的区别。静态分析将经济活动的时间维度忽略不计，而把所有对变化的调整都假设为发生在瞬间。这种假设是不真实的，但它却常常富有成效。而动态分析与之不同，它通常比静态分析考虑得更复杂、更深入。
“交易成本”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的一个论题，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作者对公司的研讨之中。波斯纳首先对比了组织生产的两种方法：契约方法和企业方法。他强调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成本的，而公司主要是筹措巨额资本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方法，是从商事和法律实践中发展而来的。现代公司的一大特色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股东并不管理或控制“他们的”公司，如同债券持有人也不管理或控制公司、信托受益人不管理或控制受托人一样。这三种人都享有投资收益，但也存在差异：股东和信托受益人比债券持有人更容易因经理人员滥用职权和不履行义务而受损害。
波斯纳将税收理解为“有时是用以改变资源配置或财富分配的，但它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在这里，作者表示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有关税收的效率问题也应当予以重视，因为税收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率。因此，他主张税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途径应该是：使税率与被课税物品或行为的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他举例说，对所有的成年人征收联邦统一人头税会使对效率的影响最小化(而不是霍化，因为有些人将会移居国外)；但除非统一人头税率很低，否则穷人难以忍受。——但如果太低了，又无法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资源配置低效率最小化的努力有可能与税收政策的财富分配目标相冲突。
注重法律程序是普通法不同于其他法系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特点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波斯纳更多的是用经济分析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在“宪法和联邦制度”篇，波斯纳同样也采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他的论断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宪法的设计和解释涉及效率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效率的最大化是宪法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将政府的管制措施限于防止负的外在性和正的外在性；尽可能坚持在其规定的范围内要求政府贯彻成本最小化的政策。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种族歧视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波斯纳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是：有些人不愿意与和自己不同种族、宗教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交往，并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以满足自己的这种嗜好。照他的说法，许多白人的收入会低于他们在没有种族歧视的情况下可能得到的收入，他们放弃了有利的交换。这一种族正好反过来也会降低黑人的收入，而且由于白种人数量上占优势，他们在实际上能够自给自足；而黑人人口却少得多，因此，他们更依赖于与白人的交往。
波斯纳作了这样一个比较：虽然美国人看起来要比西欧各国、日本和其他与美国处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但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采取一种侵犯性的立场，所以它们之间的这种差距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对此，他的分析意见是：当国家变得更为富裕而其人民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多闲暇的时候，限制言论自由的收益(这种收益主要与保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有关)与阻碍进一步发展和降低思想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所造成的成本相比会呈下降趋势，而这些趋势足以使言论自由程度极大地提高。
波斯纳还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但保护密切相关的言论自由、请愿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还保护宗教自由，其综合作用就是政府应该对宗教持中立的立场。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10分）
1、法与经济学最核心的观点是。
2、法与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有、和。
3、经济学和法律学的真正结合开始于，标志着“旧的”法与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4、法与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是。
5、1988年出版的一书，全面总结了科斯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
6、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
7、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解决相邻权问题的原则，即。
二、辨析题（辨析正误，并简述理由。每题5分，共15分）
1、帕累托效益观就是波斯纳的经济效益观。
2、垄断厂商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通过范围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
3、在美国，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政府征用私有土地是违宪的。
三、选择题（把所有正确选项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小题2分，共20分）
1、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刑罚与犯罪的均衡性”原理的人是（）
A、边沁 B、密尔 C、贝卡利亚
2、1958年创办《法学和经济学杂志》并首任主编的学者是（）
A、迪莱克特 B、西蒙斯 C、卡茨
3、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的方法有（）
A、组建企业 B、实行直接的政府管制 C、订立长期合同
4、下列哪种说法不正确（）
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犯罪价格越高，犯罪数量越少。
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刑罚的概率增加，犯罪数量增加。
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判时间越长，诉讼数量越少。
5、二战前，美国反垄断法判例所界定的垄断化构成要件有（）
A、居于垄断状态 B、获取垄断的主观故意 C、实施垄断行为
6、克服格式合同弊端的途径有（）
A、竞争 B、垄断 C、政府干预
7、在美国财产法中，解决相邻产权妨害问题的方法包括（）
A、监禁 B、赔偿 C、禁令
8、波斯纳提出的财产权法律制度的效益标准有（）
A、排他性 B、普遍性 C、转让性
9、一个企业的市场行为可能面临的竞争有（）
A、替代竞争 B、潜在竞争 C、现实竞争
10、在法与经济学产生之前，西方法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法学流派是（）
A、自然法学 B、社会法学 C、分析法学
四、问答题（35分）
1、科斯定理的内涵及其法律意义是什么？（14分）
2、简述合同法的经济意义。（7分）
3、试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对租金控制法进行经济分析。（14分）
五、案例分析题（20分）
1927年8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缔约。依合同规定，乙公司租用甲公司的土地（面积为24公顷，期限为7年），并取得该地的工厂（用于挖掘与筛选砂砾的工厂），租金为105000元；租期满时，归还平整好的土地。但乙公司故意违约，在合同到期时，把没有平整好的土地交付给甲公司。甲公司以乙公司故意违约起诉。一审法官认为，平整好土地的合理成本为60000元，而平整好的土地价值仅为12160元。故判决被告按当时地价加利息的标准，支付原告违约赔偿金 15000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认定，被告违约是故意的，被告应支付原告一笔平整好土地所需的合理成本。请用所学理论评析此案以及一、二审判决的合理与否。（20分）
一、填空题
1、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2、功利主义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
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4、《法律的经济分析》出版
5、《企业、市场与法律》
6、对法律进行规范性的经济分析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的经济分析
7、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后果
二、辨析题（答案要点）
1、错误。波斯纳认为，卡尔多－希克斯关于交易双方的总收益超过第三者总损失的效益观就是他的效益观。
2、错误。因为垄断厂商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的成本是生产成本，通过范围经济降低的成本才是交易成本。
3、结论是错误的。在美国，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说私人财产权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对私有土地给予了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征用私有土地是合法的。
三、选择题
1、C 2、A 3、ABC 4、B 5、ABC 6、AC 7、BC 8、ABC 9、ABC 10、ABC
四、问答题（见讲义，略）
五、案例分析题（答案要点）
1、这是合同法领域里的故意违约案例，而且是非机会主义违约。
2、一审判决的结果符合法与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体现了效益最大化原则，是合理的且有效益的判决。
3、二审判决紧扣合同法的传统经典理论，但违背了效益最大化原则，故是不合理的判决。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10分）
1、首次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经典论文是。
2、波斯纳认为，是法律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律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
3、波斯纳提出的财产权法律制度的效益标准有、、。
4、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
5、巴顿指出，合同违约的损害赔偿标准有和。
6、1890年颁布的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是。
二、辨析题（辨析正误，并简述理由。每题6分，共18分）
1、法与经济学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学，也不是单纯的法律学。
2、机会成本可以分为私人机会成本和社会机会成本，私人机会成本减少社会财富，社会机会成本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3、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选择题（把所有正确选项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小题2分，共20分）
1、法与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A、科斯 B、威廉姆逊 C、波斯纳
2、法与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是（）
A、《法学和经济学杂志》的创办 B、《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出版
C、法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立
3、汉德公式的准确表达式为（）
A、B＜PL B、B＝PL C、B＞PL
4、以垄断状态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国家有（）
A、美国 B、德国 C、日本
5、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A、贝恩 B、科斯 C、梅森
6、提出动态竞争概念的学者有（）
A、鲍莫尔 B、潘扎 C、威利格
7、在美国，合同成立必须要有（）
A、约因 B、承诺 C、要约
8、日本制裁垄断状态的主要措施有（）
A、行政制裁措施 B、刑事制裁措施 C、民事制裁措施
9、法与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有（）
A、制度经济学理论 B、福利经济学理论 C、功利主义理论
10、反映波斯纳法与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是（）
A、《社会成本问题》 B、《正义的经济学》 C、《法律的经济分析》
四、问答题（35分）
1、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说明垄断的社会成本理论。（14分）
2、举例说明产权制度的分配效应。（14分）
3、法与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有哪些？（7分）
五、案例分析题（20分）
一家造纸公司排放的烟尘污染了附近的一家营业性洗衣公司晾晒的衣服，导致洗衣公司损失500万元。于是洗衣公司起诉，要求造纸公司停止排放烟尘并赔偿损失。目前，消除烟尘污染的途径有二：一是安装消烟除尘设备，成本为300万元；二是购置干衣机，成本为400万元。在交易成本分别为0和300万元的情形下，请用所学理论分析法院如何审理此案。（20分）
一、填空题
1、企业的性质
2、经济效益
3、排他性普遍性转让性
4、对法律进行规范性的经济分析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的经济分析
5、期望保护标准激励维持标准
6、谢尔曼法
二、辨析题（答案要点）
1、正确。法与经济学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学，也不是单纯的法律学，而是法律学与经济学交叉生长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2、机会成本可以分为私人机会成本和社会机会成本，这个观点是对的。但私人机会成本并不能减少社会财富，它只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社会机会成本并不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它将减少社会财富。故后者判断错误。
3、错误。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个观点并不总是成立的。因为，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公有产权更有效率。
三、选择题
1、AC 2、B 3、A 4、C 5、AC 6、ABC 7、ABC 8、A 9、ABC 10、BC
四、问答题（见讲义，略）
五、案例分析（答案要点）
1、这是侵权行为法领域里的侵权案例。
2、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形下，根据科斯定理，法院判决的结果对资源配置效率无影响；但考虑到产权的分配效应，法院应判决造纸公司赔偿损失并自行安装消烟除尘设备。
3、在交易成本为300万元的情形下，法院判决造纸公司赔偿损失并自行安装消烟除尘设备是合理的，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