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确系自愿认罪认罚的，即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撤回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则原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签署过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不能作为本人认罪认罚的依据，但仍可能作为其曾作有罪供述的证据，由人民法院结合其他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认定。
因为从形式上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是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的，并充分告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的有关利害关系，能最大限度体现其自愿性和真实性。一旦签署，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单方面声明、认可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效果不亚于此前做的供述笔录。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心”签署的情况，比如交通肇事案件中的顶包者。已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又反悔的，虽然该反悔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作为其曾作有罪供述的证据，但仍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虽然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或者事实不清，在案证据不能形成内心确信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依法宣告无罪。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法律主观：
1、认罪不认罚可能是当事人对自身过错的人还不够，可能不会从宽处理。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
法律客观：《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5、适用阶段和适用案件范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不能因罪轻、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你好，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又后悔的，视为没有认罪认罚，不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的视为没有认罪认罚情节，不人罪的也视为没有认罪认罚情节，则不能适用认罪认罚的量刑优惠。认罪认罚具结书是被告人与检察机关在对定罪量刑沟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为了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在法院审理程序终结前，被告人可以随时撤销具结书。而在判决后，被告人同样可以反悔，选择上诉。常见的上诉类型有以下几种：一是“不认罪不认罚”型上诉，即被告人否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二是“认罪不认罚”型上诉，即被告人对指控事实无异议，但认为量刑结果偏重；三是“技术型”上诉，即被告人试图通过拖延诉讼期限以便留在看守所服刑。上诉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初衷之一是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阻力。因此，认罪认罚后被告人上诉势必会减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价值，影响司法公信力和严肃性。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第一百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在法官判过的案件中也会出现不少判决错误的案件，而这些判错的案件其中也包含着许多由被告人自己认罪的情节，这也足以证明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了被告人并非出于自愿的认罪情况，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反悔是否可以呢?一、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后反悔是否可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后反悔是可以的。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必须要确保他的认罪认罚是自愿的。对侦查过程中是否自愿认罪，他的取证过程是否合法，有没有刑讯逼供这类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作为重点的审查内容。同样，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法院在法庭上仍然是要向被告人告知诉讼权利，明确他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同时重点审查他认罪的自愿性和认罪过程的合法性。如果在侦查过程中通过刑讯逼供这类的手段造成认罪的，一是要纠正违法行为，同时认罪的供述是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使用的。检察机关根据犯罪事实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认罚的情况，依法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在做出判决时一般应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现行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适用程序及从宽量刑均有规定，但都散见其中，未成体系。如《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第二款对自首、坦白情节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贪污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规定了或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适用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对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赔偿被害人、取得被害人谅解、达成刑事和解等情节在量刑上确定了从宽幅度。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试点中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也是简化此类案件办理流程的新探索。有观点认为，现有相关审理程序、诉讼制度体现程序从简有余，但实体从宽不足，从宽情节大多是“酌定型”或“可以型”，从宽的决定权仍在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产生有效的认罪认罚吸引，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是一种独立于现有认罪认罚规定的制度创新，其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量刑协商，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自愿认罪认罚，以达到实体法上的刚性从宽，并带来办案程序的简化、高效。“独立说”在制度设计中强调控辩双方通过协商达成较法定量刑更为优惠的量刑协议，法院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量刑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确认后径行判决。现行认罪认罚案件诉讼程序及相关制度适用的前提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承认犯罪事实并接受刑事处罚，其认罪认罚情节在客观上也必然带来量刑从宽的效果，理应归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系之中。虽然从宽的裁量权在法院，但《量刑指导意见》对于从宽情节的类型及量刑幅度已经做了明确规定，基本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完善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自愿认罪认罚，如何保障量刑协商及程序选择的自愿性、合法性，如何协调实体从宽与现有制度、程序间的关系才是应当考虑的问题。二、量刑协商——对诉辩交易制度的合理借鉴现行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运行机制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能够带来办案程序的简化和办案效率的提高，但时间和程序上的缩简并不足以吸引犯罪嫌疑人自立案之初自动选择认罪认罚，且审理程序的适用是事后的，对被追诉人而言，量刑减让才是认罪认罚的最大心理动因。因此，充分发挥量刑激励机制的作用是认罪认罚制度的基础。量刑激励机制发挥作用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量刑结果有合理预期，其自愿认罪认罚能够获得量刑减让，并在庭前就量刑与控方有一定的协商空间。自首、坦白、退赃、赔偿等认罪认罚情节已为《量刑指导意见》所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或检察官的释明下对量刑结果形成合理预期不存在障碍，但控辩双方就量刑减让可协商的空间和幅度是多少却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控辩双方的量刑协商仍应以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既有量刑情节为依据，减让幅度则以《量刑指导意见》确定的幅度为限，以避免“花钱买刑”或同罪所判刑罚差距过大等损害法律统一和司法权威的现象发生。但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有必要对《量刑指导意见》做进一步细化，明确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认罪认罚情节所适用的具体从宽幅度，一来有利于控辩双方对案件的量刑结果有趋于一致的预期，二来不至造成量刑协议与法官的裁量差距过大。另外，量刑激励还可以体现在强制措施的变更、罚金与管制的协商适用以及非监禁刑的从宽适用上。对于犯罪情节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并积极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进行量刑协商时可考虑变更羁押措施、单独适用罚金刑，对于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可从宽考虑适用管制、缓刑等。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性质有了清晰的了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性，但是如果是存在着刑讯逼供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违法的手段要求对方认罪的话，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个时候当事人就可以对自己的认罪认罚情况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