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司法机关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
秦朝建立后，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还有，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改法为律
战国时期，商鞅到秦国后，被秦孝公重用，主持变法，在变法的同时，他将《法经》改造成了秦律，历史上称为“改法为律”。原来都称为“刑”、“法”，现在商鞅改为“律”是有其目的的。
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把法律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必须普遍遵守执行的条文。
这次改法为律，统一了秦国的法律，对于商鞅变法的成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商鞅改法为律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一般都用“律”来做名字，如秦律、汉律、唐律、明律、清律等。
诉讼制度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杖六十）。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
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并被视为刁民。
监狱制度
到了法律制度成熟完备的隋唐时期，监狱制度也完备了。在中央地区，有大理寺狱，大理寺是当时的最高审判机关。京城和各地州县，也都有地方的监狱。监狱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善很严格：犯人入狱，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带不同的刑具，如枷，钳，（音丑），锁；应该带刑具而不带的要分别给予处罚；纸、笔和刀刃、棍棒等物严禁带入监狱，以防止传递消息和越狱；擅自给犯人绳子、刀锯等物，以致使其自杀或逃跑的，管理人员要被处杖刑一百；虐待犯人致其死亡的，狱卒以及主管官吏都要被处罚。
唐朝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的监狱基本上是继承了唐朝的监狱体制，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有所变化。如明朝的狱又叫“监”，清朝开始把“监”和“狱”合成为“监狱”。明朝除了一般的监狱外，还有东厂狱、西厂狱和锦衣卫狱，这是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司法混乱严酷的表现。清朝末年还称监狱为“班房”，这是主要关押那些取保候审的轻罪犯人。宋元明清时期，监狱还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关押死刑重犯，外监关押轻罪犯人，女监则专门关押女犯。
中国古代的监狱职能有两个，一是核实犯罪事实，二是关押。那时没有现在的教育改造职能，因为古代对待犯人是持一种惩罚和报应态度的。不过封建社会也经常标榜仁政，唐朝以及以后的明清时期，都规定要给囚犯必要的衣服、粮食，有病的还要及时医治，老人也可以不带刑具。但法律条文在古代是很难严格执行的，政治腐败首先体现在了司法腐败上，监狱的黑暗与腐败现象也是很严重的，狱吏敲诈勒索的现象比比皆是，汉朝初年的功臣周勃曾经入狱，出狱后感叹说现在才知道狱吏也如此尊贵。
以下为法制的事例：
案例一:
一天晚上,某县中学的4位学生,傍晚闯进了城郊某中学的男生寝室里,掏出匕首威胁并殴打宿舍学生,共抢劫200余元。由于受害学生报案及时,他们在回家40分钟后同时落网。
案例分析:在此案中,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对财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护者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财物”;在方法上,实施暴力,公然“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例如,捆绑、殴打、禁闭、伤害等等”,严重威胁着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观上,是有意地采用暴力手段,夺取钱物,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4位学生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我国刑法还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犯罪时已满16岁的人是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因为他们的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应当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2)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破、投毒等犯罪负刑事责任。这4位学生犯罪时3位16周岁,一位15周岁,理应根据刑事责任年龄,追究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案例二:
16岁的中学生刘某是某中学高二学生,家庭条件很好,刘某从小就娇生惯养,在学校不求上进,几乎每天都出入网吧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花钱如流水,时间长了,父母知道他的恶习,便严格控制他的经济来源。由于找父母要钱这条路走不通,又实在渴望出去潇洒一下,一天,他趁父母外出之机,将家里的5000元现金偷走。一个多月后,刘某的父母发现5000元现金被盗,很快就怀疑到他,于是追问儿子有没有拿家里的钱。此时,5000元钱都快被他挥霍光了,刘某害怕家长责备,便一再说自己没有拿,其父亲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侦查后将犯罪目标锁定在刘某身上。在大量事实面前刘某不得不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公安机关遂将其刑事拘留,后转为逮捕。父母知道窃贼是自家的儿子后,认为儿子偷拿父母的钱财不犯罪,他们也不想追究责任,要求公安机关释放刘某,但公安机关认为刘某已涉嫌犯罪,因此对于刘某父母的请求未予允许。
案例分析:盗窃父母或近亲属的财物,在是否构成犯罪和处罚上有其特殊性。法律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刘某偷盗自家钱财达5000元,数额大,在父母追问时又拒不承认,且把偷拿的钱用于赌博和挥霍,结合这些情节看,刘某应当属于“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情形。司法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刘某刑事拘留,这是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过,刘某偷盗的财物毕竟是自己家的,其社会危害性明显比在社会上作案要小,加之他属于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宣告其有罪的同时,通常会给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案例三:
二00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某中学三位同学乘门卫不注意,悄悄溜进学校,直奔某班教室。一名同学对着教室门先踹了几脚,然后另两名同学接着踹,将教室门板踢下一块,三人乘此钻进教室,又开始毁坏其他东西,后扬长而去。
案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2条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破坏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名同学破坏校舍及其他财产行为,应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案例四:
李某(男,19岁)、王某(男,19岁)、徐某(男,15岁)预谋绑架某乡中学生刘某、张某,然后向其家勒索现金。于2005年5月8日晚6时许,犯罪嫌疑人李、王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凶器卡簧刀二把,绳子三根,铁棍一根,胶带一卷,预先到达某乡大桥东头第三泻洪口处,另一犯罪嫌疑人徐以去河西玩电脑游戏为由将刘某(男,16岁)、张某(男,15岁)从家中骗出,当三人走到西大桥东头时,徐借口说去桥墩取事先藏在那的钱,将被害人骗至西大桥东头第三个桥墩处,这时躲在桥墩处的李、王手持卡簧刀将二被害人逼住,李用铁棍猛击刘头部数下,刘倒地后王、徐又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刘的脖子勒住,约一分钟后见刘不动了,又用同样的手段将被害人张打倒,认为二被害人已死亡迅速逃离现场。三犯罪嫌疑人第二天给张某家打电话索款,要人民币五万元。案例分析:李某、王某和徐某预谋实施的是绑架罪,但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他们不仅实施了绑架的行为,并且还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这种类型的绑架罪实质上包含两种具体的行为:一为绑架行为,二为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即一般情节的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本案中,李某、王某已够法定年龄,所以应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徐某案发时的年龄为未满16周岁,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其不应对绑架罪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对其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渐变过程。让我们每一个同学自尊自爱,遵规守纪,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2000年9月，某厂女工王某从工厂下班回家途中，被一名歹徒拦路强奸。为查找和告发作案人，王某及时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了案，还向邻居和丈夫说了被强奸的事实。一周以后，夫妻之间因此而发生口角，被害人王某服毒自杀（幸及时送医院抢救，未死）。破案后，被害人王某向人民法院要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被告人（强奸者）赔偿因自杀抢救而花费的医药费用。
问：在这样的情况，王某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是什么？
参考答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谓物质损失，也就是经济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而遭受的精神、人格、名誉和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损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要求经济赔偿。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以犯罪行为直接引起的物质损失为条件，如被告人行凶伤害，致使被害人伤残，需要治疗的费用；再比如由于被告人盗窃、抢劫，致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则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被告人强奸、污辱造成被害人精神痛苦，而被害人没有直接遭受物质损失的，也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上述情况中，被害人服毒自杀后的抢救医疗费用，并不是由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引起的，因此被害人王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要求经济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分类:社会民生>>法律
问题描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是无情的
解析:
对抗法律，法律无情
【案情】
去年九月中旬，江西省某村农户彭某违反《殡葬管理办法》偷偷地将死去的家人土葬了。接到举报后，镇***先后派工作人员到彭某家做思想工作，动员彭家自觉执行殡改法规，起尸火化。思想工作做不通，9月22日，镇***、县民政局以及市殡改办组成殡改执法队，要强制执行，却遭到彭家的强烈阻拦。他们挡住执法人员并与执法人员纠扯起来，加之围观者乘机起哄，现场一时出现混乱。在混乱中，执法人员被围困在一片喊打声中，雨点般的泥巴和石子落在了执法队员身上。有的遭到拳打脚踢，有的被撕破了衣服，第一次强制执行失败。11月27日，殡改执法队开着一辆装载车准备第二次执行，彭家人中有人躺倒在装载车前，将双脚伸到车轮下面，乘机起哄的人群中还冲出几人架住两个执法队员，扬言要将他们活埋。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将其一个小个子的人摁入刚挖开的已经露出棺木并灌满了水泥的坑里。之后，他们又将装载车驾驶室玻璃砸碎，四个橡胶轮子捅破，第二次强制执行又失败了。
这一典型案例引起了当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市领导明确指出：“要依法行政，排除干扰，坚决推进殡改工作”。公安部门依法拘留了行凶者，12月1日，在县委、县***领导的指挥下，调集了警力，开始了第三次执行，“起尸”火化成功。
【评析】
“丧户”彭家行凶抗拒殡改执法，行为恶劣，后果严重。彭家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我国《殡葬管理条例》和1998年12月江西省人民***发布实施的《江西省殡改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三章规定：“火葬区内的人员死亡后应当全部实行火葬”，第四章罚则中第三十条强调：“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将骨灰装棺土葬的，或者在公墓、公益性墓地以外建坟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
殡改执法人员9月22日和11月27日两次进行强制执行，都遭到死者家属和围观起哄人员的谩骂，更有十多人先后遭到死者家人的行凶殴打。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又因行凶殴打执法人员且后果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丧户”违反殡改法规的恶劣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且误导了一些群众，致使有人认为***的殡改法规不执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据查在不长的时间里，该地先后就有几家“丧户”学着彭家，将死去的本应该火葬的家人偷偷地土葬了。
这一典型案例的意义是通过依法行政，既打击了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又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大家的执法意识，顺利地推进了该地的殡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