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日益突出。专利权是由国家授予的对某项技术方案的实施所享有的独占和排他性权利。一些企业和个人出于不正当目的，对已有的公知技术申诘专利或对已有专利作非实质性的变动，再申请专利，在获得专利权后，对使用公知技术或在先专利的人提起侵权之诉，严重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有必要对此种行为加以研究和规制。
一些受害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提出反赔请求。对于当事人专利侵权滥诉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无明确规定，所以有必要对滥用专利权引发的反赔案件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案情简介
2008年4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审结了北京明日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明日公司)诉维纳尔(北京)电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纳尔公司)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该案为北京二中院受理的首例以专利侵权滥诉为由而提起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2005年2月，维纳尔公司以明日公司“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系列产品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为由，向北京二中院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北京二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明日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24万元。而明日公司则在答辩期内对涉案的4项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后北京二中院裁定该案中止诉讼。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陆续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全部无效。其主要理由均为：在本专利申请日以前已有与之相近似的外观设计专利在国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故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述决定现均已生效。2007年，维纳尔公司向法院申请撤销诉请并被准予。然而明日公司却认为，维纳尔公司以早已进入公知领域的外观设计申请专利权，进而向为竞争对手的明日公司提起侵权诉讼，并申请法院冻结明日公司银行账户，其行为具有明显恶意，影响了明日公司的生产经营，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故起诉要求判令维纳尔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万元。对此，维纳尔公司辩称：其是根据国家专利制度和相关法律取得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基于专利权所提起的诉讼是行使国家赋予专利权人的权利，是正当合法的。明日公司的起诉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根据，属于滥用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8年4月，北京二中院最终审理认为，维纳尔公司在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时，依据的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合法授权的、有效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在其4项外观设计专利权最终被宣告为无效后，维纳尔公司及时申请撤回起诉。且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有效性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明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维纳尔公司指控其生产、制造的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有其他来源，故明日公司主张维纳尔公司明知涉案专利权不符合授权条件而提起侵犯专利权的诉讼并以此方式恶意侵害原告的相关权利，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法院也已经审理过类似的案件。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于2006年12月审结的江苏省扬中市通发公司诉李中一案。江苏高院审结的该案件与本文所述案件主要事实基本相似。北京二中院没有认定恶意诉讼的存在，而江苏高院则作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
案例解析
(一)专利侵权滥诉的认定
专利侵权滥诉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滥用行为，笔者认为滥用专利权可以参照恶意诉讼的一般含义，即专利权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不正当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起诉权，仍然就该诉讼请求发动诉讼或者以发动诉讼相威胁的行为。笔者认为滥用专利权的成立应当符合以下条件：滥用专利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客观上滥用专利权行为造成专利权的正当使用人权利和利益的损害后果；从因果关系上看滥用专利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滥用专利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应该是最重要的认定因素。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1)明知自己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知是指滥用专利权行为人在申请专利时已经知道的状态，即在申请专利时无论基于何种途径已经知道自己欲申请的专利已经公布。在此情况下滥用专利权行为人显然是出于故意恶意申请专利，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较重。
(2)应知自己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知是指滥用专利权行为人在申请专利时尚未知道的状态，但是滥用专利权行为人只要稍加注意(通过网络、新闻报纸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告等)就能知道。在此情况下滥用专利权行为人是出于过失未能知道。无论是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当他利用申请的专利侵害他人权利时，都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3)无论在申请专利时是应知还是明知，该专利权人在滥用专利权时必须具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的诉讼目的。专利权人的权利申请、形成过程是否存在欺骗，权利本身是否合法有效，专利权人提起侵权诉讼的真正目的，均是判定专利权人主观是否具有“恶意”的重要依据。
(二)提出反赔请求的法理基础
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可以限制权利行使的自由性，即要求权利人不能滥用权利，要合法地拥有和使用权利。笔者认为反赔案件的请求权在本质上应是民法上的侵权之债请求权。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该请求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上述法律条款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诚实信用和依法行使诉权的法律原则和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是规制专利恶意诉讼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
(三)提起反赔案件的法律依据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滥用专利权的专门的系统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面对这些案件我们就束手无策。从国际上看，TRIPs协议对此已有规定，如第48条第1款规定：“如应一当事方的请求而采取措施且该当事方滥用实旅程序，则司法机关有权责令该当事方向受到错误禁止或限制的当事方就因此种滥用而受到的损害提供足够的补偿。司法机关还有权责令该申请当事方支付辩方费用，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对于因错误申请而采取的诉前临时措施和财产保全等民事诉讼措施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被申请人可以依法起诉并获得赔偿。而对于其他滥用知识产权执法措施造成当事人损失的，笔者认为也应该加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专利权侵权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参照上述规定，如果专利权人滥用权利的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则被控侵权人可以此为依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被控侵权人也可以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专利权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并据此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
(四)法院对恶意诉讼提起人撤诉申请是否应同意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发动恶意诉讼后，一旦发现其不正当的诉讼目的不能实现，往往提出撤诉申请，以规避可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撤诉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原告的一项诉讼权利，但是否准许，应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决定。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在对方当事人针对恶意诉讼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情况下，鉴于在先的起诉能否成立与在后的赔偿请求有事实上的关联，法院对在先诉讼未作审查并得出结论之前，不应当准许撤诉。如果经审理能够认定在先诉讼构成权利滥用，法院应当直接判决驳回滥诉人的诉讼请求；如果经审理不能认定在先诉讼构成权利滥用，则应当允许在先起诉人撤回起诉，同时驳回请求人的赔偿请求。
(五)赔偿范围及承担责任的方式
TRIPs协议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物质赔偿，在第48条第1款规定，责令原告为被告支付开支，其中包括适当的律师费：第50条第7款还规定，可以责令申请人就有关的临时措施给被告造成的任何损害向被告提供适当赔偿。
(1)有形损失――财产损失。如为应对诉讼，对方当事人花费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差旅费、通讯费，误工费等应由对方当事人全面赔偿。
(2)物性损害――精神损害和商誉损失。被无故拖入诉讼的对方当事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往往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企业的良好商业信誉受到损害，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影响。可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方式。
(六)反赔不等于反诉
反诉是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诉讼法上称为本诉)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的独立的反请求。提起反诉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①反诉，必须针对原告提起，而不能对原告以外其他人提起。②只能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起。而反赔除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起外，还可以选择向其他法院提起。③提起的时间，必须在本诉起诉之后至合议庭评议之前。而反赔必须是在本诉结束后才能提起。④反诉提出的问题必须与本诉有牵连。如原告起诉离婚，被告提出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婚姻关系本来就是无效的。
结语点评
目前，我国专利法已经第三次修改。在专利法修订过程中，针对知识产权专利侵权滥诉愈演愈烈的情况，有专家建议在专利法中针对恶意诉讼作出明确规定。相信随着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司法实践的日益成熟，关于知识产权专利侵权滥诉的法律规范会更加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在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护，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上。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
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标准协调衔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制定证据指引，顺畅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扩展资料：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要求规定：
1、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现状，研究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的保护。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
2、研究加强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公证电子存证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
3、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制定合同范本、维权流程等操作指引，鼓励企业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持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护环境。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资料来源：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第一、惩罚功能：惩罚性赔偿按照字面理解当然是对恶劣的不法行为给予惩处，以超出受害人实际损失的金钱作为赔偿来达到惩罚侵权人的目地。按照我国传统民事责任的赔偿方式，一般以补偿原则为主，即侵权人只负责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从社会角度讲，侵权人恶劣行为势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社会的基本价值必然会受到伤害。然而，在民事领域，很多情况都不能通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法律对侵权人加以惩处，如果没有其他惩罚措施，会放纵侵权人继续以类似方式侵害他人进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目地，不仅对受害人不公平也会对社会的基本价值造成伤害。故而需要在民事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侵权人进而恢复侵权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对等价值，同时弥补对社会价值造成的伤害。惩罚性赔偿的引入重新肯定了被害人因加害行为而丧失的“人的价值”，通过给予惩罚赔偿金的方式弥补了受害人因侵权事件的发生而无法实现的价值。惩罚功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民事赔偿领域的补偿性赔偿的不足，进而使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独立的救济机制存在于私法领域之中。在使用惩罚功能时，笔者认为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也要兼顾侵权人的利益，如果一味的保护前者，对侵权人的惩罚过大，那么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惩罚的程度，最好的方式是考虑侵权人的恶劣程度，惩罚的力度要与侵权人的恶劣程度相适应。惩罚的效果为重新恢复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对的价值关系，同时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
第二、补偿功能：众说周知，全面赔偿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一般原则，既然该原则已经有补偿功能，那么为何惩罚性赔偿还要兼具补偿功能。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全面赔偿原则尽管是赔偿受害人的全部实际损失，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取证困难或者其他因素，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由于现法律并不十分完善，对于诸如诉讼律师费或者其他非财产损失，往往不加以支持或者大打折扣后支持，这就造成了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在实际审判中往往不能完全得到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就是为了弥补法律的不足。通过惩罚性赔偿可以解决由于法律不支持的精神上的损害、人身损害以及对未来收入的损失等，可以达到充分补偿受害人的目地。
第三、阻遏功能：阻遏功能与刑法的预防作用相似，也具有两个效果，即一般阻遏功能和特殊阻遏功能。一般阻遏功能即是通过对侵权人的恶劣的不法行为处以严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案件判罚所散发的威慑力量防止其他人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特殊阻遏功能则是通过让侵权人感受到侵权所遭受的惨重代价而不再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如果说惩罚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更多的在于维持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相对的公平正义，体现的是维护个体的价值。那么阻遏功能则更多的在于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护社会价值不受损害。与刑法类似，阻遏功能也是基于社会大众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是理性的，在做出某种行为前会平衡利弊得失。如果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的弊端要远大于利益，那么行为人将不会实施该行为。阻遏功能即时通过以往案例的严厉的惩罚性赔偿，使行为人在权衡利弊后不从事该类违法行为，达到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功能。
第四、鼓励私人执法：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也可称为激励功能，因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往往都高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很多，这就激励了受害人在遭受侵权时能及时起诉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不用担心像全面补偿原则那样，由于取证难等原因导致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造成了“赢了官司，输了金钱“的局面。之所以称为鼓励私人执法功能，这是因为在最初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英国，因为公民崇尚自由，所以并未建立强大的检察和警察系统，这就需要鼓励私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来追诉不法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在现代社会，由于财政原因不可能组织大量的执法人员，又由于在私法领域，公务人员并不像公法领域那样有动力去主动的追诉不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很多不法行为不能得到追诉，这就需要私人参与执法。特别是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很小但是却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案件，受害人并不会因为公共利益的损失而提起诉讼，这就造成了不法行为的继续发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于鼓励被害人成为“私人检察官”，实现执法目的，不仅有利于被害人，更有利于社会公共福祉。鼓励私人执法往往借助于惩罚功能，其目地是为了阻止侵权人本人和其他人从事相同和类似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其作用比起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要稍弱一些。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的四个基本功能中，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是其核心功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根本所在。而补偿功能是对现有补偿性赔偿方式不足的补充，随着法律的日益完善，可以预见补偿功能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弱。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作为弱于核心功能的次功能，在私法领域日益发达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快速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并大有渐唱主角之势，很多分析者称，二三十年后世界经济将是中国的经济世界，的确，中国制造改变了世界很多，加速促进了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刺激消费力的快速增长，让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同时享受到更加经济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了世界顶级大厂的竞争力，也让小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同时促使更多企业寻找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新定位，中国制造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而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中也愈冲愈勇。
然而，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同业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企业虽高歌猛进，却也屡进屡痛，伤痕累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国制造的产品性价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企业因此可以同世界顶级公司竞争市场或分享利润，但中国企业普遍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虽然在产业的链条上取得了定位，但很多时候没有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由，在很多产品领域，国际大厂手持海量专利虎视眈眈，中国企业却如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时刻面临专利绞杀之危，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企业遭遇难以抚平之创。在美国，中国企业遇到的专利诉讼和337调查非常多，且结果多不利；在欧洲，中国的企业屡屡遭到海关扣押和禁展：中国DVD产业遭遇3C/6C联盟的全球围剿，产业活力消失殆尽，2007年深圳一个区在两个月内就有30家以上的DVD厂因高额权利金的压力相继倒闭，高端电视，网络交换机，游戏机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甚至在国际电子产品展上，一些具有高端技术创新的产品因尚来定性的专利侵权之嫌被查扣；诸多企业在海外遭到专利狙击后要赔付天价权利金，利润被盘剥到底。这是本土企业寻找海外生机遭遇的尴尬窘境，而在国内的专利就如同深埋地下的雷，专利大户窥视产业发展的动态，择机引爆，同时也有单件赔偿额高达千万人民币之巨的专利诉讼判决。不言而喻，对于专利风险的忽视已导致诸多本土企业滑到艰难生存的深壑。专利的枷锁夹于颈项方知窘迫。
有些企业意识到长久发展的危机，开始关注专利的影响，发展专利风险评估与破解/规避的机制同时重视自身技术创新的产权化，有规划和针对性地布署专利，打造可据其进退的武器。才能得以安全驰骋于全球经济的大潮，因此，近年本土企业专利数量快速攀升，国内申请人专利申请量所占比例稳步上升，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产业升级的驱动，国内专利侵权诉讼案件量也逐年快速增长，当然面对激烈的产业竞争格局，专利排他力是不分对象国别的，专利之争是区域之争，在特定地区每个企业都要面临包括本土企业在内的所有竞争对手专利上的风险。更需注意的是，手握专利并不能排除专利上的风险，因此，即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不应忽视专利风险的存在。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特定产品是企业生存之本，难轻言弃之。另一方面，鲁莽冒进又难免遭遇覆灭之灾，如何评估专利风险并进行有效的规避是诸多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评估专利风险在实务操作上困难不小，一方面，产业的特性、商业的复杂性和市场的多元化使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专利不是法律或技术上的单一体，仅从一个层面入手往往难以找到高效的解决办法，二者的结合也存在一定的学科思维方式兼容的障碍。而风险即存不确定之意，专利风险评估难以量化，在定性上也没有一定之规则可循，笔者仅以此文结合从业经验提供浅知拙见，望起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从宏观上讲，专利风险评估应先从产业层面开始着手，在进入特定产业前即应进行全面的产业专利调查，以了解目前产业内专利的密集程度、主要专利持有者、产业对专利技术的依赖程度，专利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各类专利技术发展的现况和专利数量消涨的走势，产业标准与专利的关联，基础专利的分布状况，各专利大厂之间的专利联盟和授权网络等等。经过全面的专利调查的结果应该作为是否进入该产业及选择切入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在确定产业切入点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和产品相关的专利状况也需要了解。在很多产业中，大多数的业者受制于少数专利大厂，在高额权利金和不能自决的商业定位上难以取得明显的竞争性优势，被压在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受到挤压，向上突破的难度很大，且代价不菲，因此，在进入之前对专利风险的评估不能忽视。
其次，从微观上讲，专利风险评估是针对特定的产品与特定的专利，通常在具体的产品开发、生产过程中即应进行针对性的专利调查，锁定可能关联的专利，评估潜在风险，以决定开发项目的取舍和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在产品出来后进行专利风险评估的必要性，以下重点针对此议题展开评述。
在特定产品与特定专利的风险评估上，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关于是否侵权的认定，在于绝大多数专利案件中都存在争议，同一专利、同一产品。不同的商业形态。不同的产业参与者不同的行为及其发生地点，是否侵权的结论很可能就不同，本文不就侵权判定的具体原则适用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而是强调在侵权判定时原则上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在明确专利权有效的前提下，判断侵权应考虑以下六个方面1特定国家/地区关于侵权判定的法律准则、专利具有区域性，不同的国家/地区在侵权判定的标准上有所区别，同一产品对同族专利因法律的区别得出不同的侵权结论是很正常的，2专利是否在字面上涵盖产品，这个认定通常与法条关系不大，以发明为例，说明书本身的揭露，行业技术术语及权利要求文法等会影响权利范围的解释，进而影响字面涵盖的结论3字面不涵盖产品的专利等同涵盖产品的可能性，这涉及均等原则适用的问题，需考虑现有技术的相关度、专利技术与产品之间差异的大小等，4专利的稳定性，若专利存在不可执行或不应获准专利的瑕疵，则专利侵权将失去认定的基础，因此，专利的稳定性的分析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侵权判定应重点考虑的方面，5是否属专利法所定义的侵权行为，如外观设计专利的使用、先用权的享有、公益非营利目的的制造使用、权利用尽等均属不侵权之列，6间接侵权(引诱侵权和共同侵权)的嫌疑，产业分工使得同一产品牵涉多个厂商，因供应、合作关系发生的侵权并不鲜见。
经过理论上分析，认为侵权的情况，应考虑若专利权人发动诉讼，作为被告败诉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多侵权诉讼并非以被告的败诉为结局，否则，侵权行为就不必通过诉讼来解决了，况且尚有明知不侵权而诉者，专利侵权诉讼的结果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被告可能考虑到的因素除了前述一中理论侵权判断的方面外，还应包括权利人对证据搜集的可能性和手段。己方所持筹码份量，如果自已也持有大量专利是权利人正在实施的、权利人的专利技术实施有赖于自已的专利技术，或者自已的专利技术相较而言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商业前景，更为市场所接受，这时双方交叉授权成为可能，双赢的驱动将化解败诉的风险因此，不难看出，重视专利累积可增加抵御专利风险的能力。
败诉产生的影响必需被尽可能仔细地评估。如果权利人发起诉讼且判决结果是侵权，则产生的影响包括赔偿损失、退出市场商誉受损、生产停止销毁设备等。如一个企业所有的产品都侵权而不能生产或授权金高于利润，可能致企业倒闭，另一方面，如果判决结果是不侵权或者对于进行中的诉讼，也应考虑隐性损失，如商誉的影响，疲于应诉而对企业资源的消耗和运营的拖累。以及诉讼过程中特定程序如财产或证据保全的影响等、对于败诉产生赔偿金的情况，应考虑专利区域性，产品利润率的变化、专利技术在产品上的重要程度、专利技术是否是产品得以销售的驱动因素和既往专利诉讼的赔偿额和授权协议等等，从而预先评估损失是否在可承受之列
应考虑是否有备援技术可供选择，仅以赔偿损失为结果的诉讼，被告败诉一般不致产生毁灭性影响，对于正在生产销售中的产品涉诉，权利人多会要求停止使用专利技术，那么，假如没有替代技术可供选择，被告将被置于绝地，被迫退出特定市场区域，终止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乃至使用，或交纳高额权利金，损失不言而喻，而若能通过技术创新结合法律分析的手段使产品绕开专利壁垒，在市场上可以替代专利技术则在商业运作上将不受或减轻专利之影响，不致蒙受无力承担的损失保有诉后经营上的退路。
最后，在结合考虑上述诸多因素后，若评估的负面结论趋多，对于必须实施的侵权风险极大的专利技术，可考虑争取授权的必要，特别面对基础专利及专利联盟更是如此，专利授权虽造成利润的削减，但可排除覆灭性的危险，在排除高风险的同时若专利授权可带来补偿性附加收益，则成为一种理性选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取得专利授权并非取得了在产业上畅行无阻的通行证，特定的专利授权仅排除特定专利、特定公司的权利主张，仍有可能侵犯其他专利权人的专利，这是由专利的排他属性所决定的，为尽可能充分利用授权成本上的投入，可要求授权方共同承担困实施其专利技术而带来的专利风险，
以上粗浅的评述了在评估专利侵权风险上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事实上受限于信息的片面性和定性分析累加产生的不确定性，要准确评估专利风险的确是很困难的，但相信考虑以上方面，可以更加趋于合理有效地规避专利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