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女企业主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因为“倒贷款”需要，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口头约定月息10%（年利率120%），在支付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的房产后无力还清欠款，遭到暴利催债。这11名催债人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用极端手段侮辱她（不忍直视）。赶到现场的民警不作为或许成了压垮22岁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情急之下，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造成1死4伤的悲剧。于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一时舆论哗然，法与情的对立在此案中被无限放大。
赢贝君无意探讨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只想谈谈引发这场血案的高利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舆论一般认为，年利率超过36%为高利贷，而此案中的借款年利率高达120%！明明知道高利贷是非法的，那么于欢的母亲为什么还要借高利贷？如果她不借高利贷，不就没有这一场祸事了吗？
用于欢母亲的话说，她们是误入高利贷陷阱，为了“倒贷款”才去借高利贷的。什么叫“倒贷款”？不做实业的人或许不知道，生产型企业上了一定规模，都是负债经营的，银行贷款和企业的现金流密切相关。当出现一笔借款未结，下一笔贷款还没批下来的情况时，许多企业都会需要“倒贷款”。
当所处行业融资贵、续贷困难时，于欢母亲没有选择停产，她选择了高利贷，短时间过一下桥，等下一笔银行贷款下来，行业的轮转或许就会有喘息之机，但是她没有等来下一笔银行贷款。虽然之后行业复苏，但这一切都与她无缘了！
于欢母亲苏银霞是被逼去高利贷的，她还差一点赌赢了，尽管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当下，她不得不出此下策。可令人无奈的是目前行政和国资主导的金融体系偏爱国企、央企。国企、央企之外，大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受到的眷顾相对也算多，而普通民营中小企业往往就是听天由命。金融机构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真正需要融资的被拒之千里之外，不需要融资的主动送上门。
金融机构都偏爱大企业，中小企业信用不足，受到的金融支持较少，这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本身面对的市场竞争不够公平，可以获得正规金融支持的渠道就更少。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中小企业可以获得各类资源，包括金融支持必然就更少，高利贷因此成为很多中小企业资金周转的主渠道。很多中小企业主表示，他们从没有从银行贷到过款。当然，各显神通，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办法。只是，很遗憾，任何这些办法，成本都高于银行。
可见，我们的金融体系建设还有空间，可以有更多各类、多元的金融市场主体，更多层次、多元的融资渠道，但在当下融资渠道极端匮乏，无数个像苏银霞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深陷融资困局。
这种大背景下，赢贝金融应运而生，使用资产证券化的技术和理念，盘活中小企业存量资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赢贝金融根据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十分精巧的融资结构，或以库存质押，或以应收账款质押，再引入强大的资产定价、处置机构，依靠赢贝金融国际投行级别的风控，确保了投资人本金收益完美兑现，做到了融资人和投资人的双赢！
这次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也不是网络热议的了，因为在民众心中着火了！
为什么是说着火了呢？？！！
整个事件过程挑战了我们的母亲和生活的尊严，挑战了我们的法律的神圣，挑战了我们的社会道德和正义存在和底线！
这次事件，应该比以前“强奸不配合”案（被强奸者不配合，至强奸者生殖器断裂案，而被判刑）法律意义要深远得多，应该比“呼格错案”的社会影响要深刻沉重得多！
所以，已然不只是在热议，而是在呼唤正义，呼唤生命安全，呼唤生存尊严！
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可能会旷日持久的法律事件、民众生命安全事件、社会公德安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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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着火点：必须是母亲、母亲的尊严、还有儿子作为子的尊严！
母亲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不可替代、可分侵犯的！
着火，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这是任何一个小家庭，生命、活着的尊严和生命底线！
不管，母亲作了什么，任何人，不得侵犯母亲的神圣和尊严！更何况是当着儿子的面“对方竟然，公然脱裤子数分钟污辱”！
所以，民众必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不仅是为人子的，而且所有的人，都站在儿子的角度都“当时就拔剑了”！
（新闻截图）
第二着火点：黑社会，公然践踏我们的生命、尊严；黑社会公然挑战法律的神圣和不可侵犯。
1、黑社会的公然存在。
2、黑社会公然存在，黑社会数次侵犯，，公安人员法律居然无视和无力制裁。
3、黑社会公然侵犯生命安全，最后的人命伤害案发生前，公安人员制止被之公然无视！
（从新闻中，可以看出，治安的人员的无奈和无力）
黑社会存在，就会为害一方！
黑社会存在，我们的正常的生活要被打破！
更可怕的是黑社会公然存在，“敢公然脱下裤子当儿子的面污辱母亲”，“某在被抓获前还涉嫌撞死初中女生的案件”，而案件中高利贷和“黑社会性质的行为”并不是案发前才有的！更能读出，黑社会行为能公然到“数次”、能公然到“公安人员面前”，而且达到无视的程度。
所以案件的本质，已经是公然挑衅和无视了！如果“有视”，早就“猢狲散”了，不可能发生“儿子和母亲的尊严”底线再次被突破！
也正是公安人员制止无效，所以“黑社会行为更倡狂”，所以“生命和尊严”底线更无法底线再底线的维护！
（新闻截图）
黑社会性质的无视、公然挑衅，这才是民众着火点！
公安人员制止无效，这才是民众的对公信力着火点，这才是黑社会和“黑行为”最本质的“为害一方”！
有这样的黑社会存在，不只母亲，我们更多的亲人、朋友被生命和正常生活都可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所以，民众正义和民众公信必然是“万丈怒火”了，所以不只是热议了，而是在“万丈怒火”中批判和呼唤正义，批判和呼唤生命安全！
第三着火点：法律和公义道德撞车、法律判决再次挑战了社会道德和正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听到很多“法不容情”，此情只是私人感情和个人倾向，而这个案件中：法律和判决面临的是整体的社会道德和正义、还有法律的公正。
【“强奸不配合”案（被强奸者不配合，至强奸者生殖器断裂案，而被判刑）】
法律和社会争论意义至今，还没有定格和尘埃落定！
其判决结果挑战的只是个人人身安全维护和正义伸张和延续！
【“呼格错案”等等错案】
其错案的社会影响是，质疑执法和监督体系不健全，或者行政对执法的过度干预。
两个案件，是近几年中国社会争议和反响比较大、社会影响比较深远的案件。但【“山东刺死辱母者”案】兼有二案的所有特性，而且社会关注、社会影响力、法律争议更加深刻沉重！
“山东刺死辱母者案”案件判决结果挑战了是社会道德和正义：
报道中，好多条款，比如“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只是在说法律条文，而事实是，生命尊严和生命安全被无情的践踏和无视！
“山东刺死辱母者案”判决结果挑战了法律的公正和神圣：
整个案件的参与者“涉黑人员”不知道有没有归案。（搜索新闻和案件并没有明显结果）
不知道，如果相关的人员没有归案，单独判决“杀人者”，是不是本质违法！
反过来，如果是“轻判”，那么必然悖斥法律条款。所以这是法律和社会道德不折不扣的撞车！可是又不得维护社会公道和公众正义！
所以，本案件已经延伸成了公众关注和社会公道和正义事件，延伸到了法律建设的领域，与案件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了。
这不是争议能解决的了，而是判决后的思考！是新时代法律和法律执行过程提出的新的挑战！
至此，民众燃着了正义火也是必然的！
正义之火，在呼唤法律正义，在呼唤社会正义，在呼唤生命安全在，呼唤生存尊严！
“山东刺死辱母者案”事件，应该比以前“强奸不配合”案（被强奸者不配合，至强奸者生殖器断裂案，而被判刑）法律意义要深远得多，应该比“呼格错案”的社会影响要深刻沉重得多！诸多的“挑战”和“冲突”，对法律建设提出了新思考和新定位，因为其面临的是必须存在，而且必须维护的社会道德力量和正义力量！
＿＿＿篇＿后＿思＿考＿＿＿
我们日常生活中，法律和道德、正义，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集合。
教科书上对法律和社会道德、社会正义，二者概念、区别、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解释。
但是【“山东刺死辱母者案”】、【“强奸不配合”案】、【“呼格错案”等等错案】，却把这两个被分割的集合拧在了一起：法律绝不允许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受到践踏和侵犯，而且也不允许法律自身践踏和侵犯！
【“山东刺死辱母者案”】，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中的“黑社会行为”就挑战了我们所有的社会道德、社会正义、法律和执行机关的神圣和不可侵犯！
所以民众的正义之火，在呼唤正义，更是在呼唤正义、法律、法律执行过程的“新时代的切合点”！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正义”！
说到这里，想起了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女法官的“诗意判决书”！（江苏现"诗意判决书"，对此你怎么看？-百度派）更多的人：法律是神圣的，规则不允许此类行为！但是这是职业所在，其母性良知所在、是社会道德和正义所在，实质是在履行维护法律的尊严的神圣职责！
社会正义和道德之不存，法律的尊严的神圣何以依附！
在没有法律之前，人们依靠社会伸张正义、恪守社会道德规则，依靠正义和道德的力量维护社会秩序和生命安全！所以从渊源上来讲，法律应该派生于社会化的正义和道德规则！（个人观点）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
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
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未来
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
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种观点认为，在民意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二审极有可能改判。说不定，此刻相关法院就在加班加点，研究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
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关于欢刺杀辱母者的上亿条评论，是国人对法治高度关切的一个生动注脚。
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山东辱母案事发细节
“于欢妈妈被那些人侮辱时，我看到了。他刺杀那些人，我没看见。因为我当时正在门口阻拦正准备离开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于欢的姑妈于秀荣说。
于欢，山东聊城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该案一审判决书中看到，于欢持刀故意伤害四人，致一人送医不治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亲讨债的人。这四人在讨债过程中，存在侮辱、打骂其母亲和于欢本人的行为。
该案经南方周末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对聊城中院一审判决的讨论。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大争点系“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姑妈回忆
目睹侮辱妈妈于欢“拳头一直攥得紧紧的”
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内。催款人赵荣荣又一次来催款。那么，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
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话于欢姑妈于秀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过于欢妈妈被侮辱那一幕吗？
于秀荣：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们在屋里头，在接待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了什么啊？
于秀荣：我一直和于欢、于欢的妈妈在公司，是他们在放黄色录像，还隔着窗户喊还钱呢，还不来钱去卖去，卖一次一百块钱，只喊苏银霞还钱，好象有一个叫赵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饭以后，另一个证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妈妈，他一会儿脱裤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着的，因为他们不让进去，一个人老是拦着不让我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看到自己妈妈被侮辱是怎么样一种表情？
于秀荣：当然是气忿了，老攥着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妈妈都坐着，那边的人是站着，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呢。
他两个是西边沙发坐一个，东边沙发坐一个，有个人直接就脱了裤子，对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人往外跑，告诉我老公抓紧去报案、打110，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样。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着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里的人听说打110了，他就问我不是一直在窗外看着吗，他就问是你打的110吗？我说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了。看了看手机不是我打的，因为我打没打出去，不是我打的他把我手机摔了，把我踹了一脚。
于秀荣：警察来了他们就直接进接待室了。进了接待室我一看警察来了，我以为和往前一样说说，他们就不再闹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最后的行为你看到了吗？
于秀荣：就是这个时间我没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后，110进屋了我们就回来了，我没想到出事，我见110要回去了，我就拦了110的车，我就在110的前头截住他的车，我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就把我压死吧，如果你们走了十几个人就侮辱她两个，她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
就这个时候我抓一个110的女的一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你，说了我一顿。然后有一个司机已经上了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去。我和他们110一块儿进大厅。走到大厅台阶，这个时候有个人就出来了，往外出来，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挠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于秀荣：对。然后出了大厅门口叫车。他开着车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开车，他说不用，他自己开车走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刺杀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警察准备离开时？
于秀荣：对、对。110进了接待室时候。110进去以后，于欢与他妈妈他们两个都坐着，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一来，他两个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看110要走，他两个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110出去。但是这时候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然后就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
引发争议的暴力催债
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
于欢，今年22岁，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
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第二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室，连同一名职工，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着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判决书没提及的细节
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等
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于欢代理律师处获得一审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确实并未能得到体现。
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
辱母杀人案
最近网络上的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根据《南方周末》报道，2016年4月14日，在山东发生了一起辱母杀人案。女企业家苏银霞借款后无法偿清欠款，遭致辱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和露出下体等暴力催款行为。苏银霞的儿子于欢因无法忍受追债人对母亲身心的欺辱，用水果刀乱刺，致一人休克死亡，其余三人受伤。2017年3月17日山东省淄博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同时，于欢还需赔偿死者家属30598.5元和伤者53443.47元。
作为法官，审判终身追责制度已经形成，没有人敢徇私枉法，包庇罪犯；法官的审判站在法理的角度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站在伦理的角度，看着母亲被侮辱，求助警察又无所作为，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刺向催债人又仿佛合情合理。
我们是感性的人，也是理性的人。感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情于欢的遭遇，因为这种同情源自于我们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我们又都是理性的人，毕竟中国是法治社会，司法的公正判决，包含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舆论向法律传递出良知的意愿，法律也应该回馈给舆论条理分明，论证周严的法律推理。
法律与伦理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双方，不应该成为彼此撕扯的对象，因为二者有着相同的目标：让有罪者受到惩罚，让无辜者不致蒙冤，让强梁不敢横行，让弱者获得尊严。
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