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主观：
遗产税有助于加强对遗产和赠与财产的调节,防止贫富过分悬殊,目前,开征遗产税已列入我国税制改革的议事日程，开征遗产税可节约资本，平均社会财富，减少社会浪费，提倡劳动所得，增加国库收入，补充所得税的不足。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死亡(含宣告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境外的全部遗产，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征收遗产税。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及外国公民、无国籍人，死亡(含宣告死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遗有财产，应就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征收遗产税。
第一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死亡(含宣告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境外的全部遗产，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征收遗产税。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及外国公民、无国籍人，死亡(含宣告死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遗有财产，应就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征收遗产税。
第二条本条例规定应征收遗产税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全部财产和死亡前五年内发生的赠与财产。
第三条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依照下列顺序确定：
(一)有遗嘱执行人的，为遗嘱执行人;
(二)无遗嘱执行人的，为继承人及受赠人;
(三)无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及受赠人的，为依法选定的遗产管理人。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其纳税义务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履行。
第四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依法归国家所有的遗产，免纳遗产税。
第五条下列各项不计入应征税遗产总额：
(一)遗赠人、受赠人或继承人捐赠给各级政府、教育、民政和福利、公益事业的遗产;
(二)经继承人向税务机关登记、继承保存的遗产中种类文物及有关文化、历史、美术方面的图书资料、物品、但继承人将此类文件、图书资料、物品转让时，仍须自动申请补税;
(三)被继承人自己创作，发明或参与创作，民明并归本人所有的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
(四)被继承人投保人寿保险所取得的保险金;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或与外国政府签定的协议中规定免征遗产税和遗产;
(六)国务院规定不计入应征税遗产总额和其他遗产。
第六条下列各项允许在应征税总额中扣除：
(一)被继承人死亡之前，依法应补缴的各项税款、罚款、滞纳金;
(二)被继承人死亡之前，未偿还的具有确凿证据的各项债务;
(三)被继承人丧葬费用;
(四)执行遗嘱及管理遗产的直接必要费用按应征税遗产总额的0·5%计算，但最高不能超过五千元。
(五)被继承人遗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所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的，每位继承人可从应纳税遗产总额中扣除二万元;对于代位继承的，可比照第一顺序继承人给予扣除。继承人中有丧失劳动能力且由被继承人生前赡(护)养的，可按当时年龄七十五岁的年数，每年加扣五千元;继承人中有年龄距满十八岁且由被继承人生前抚养的，可按其当时年龄距满十八岁的年数，每年加扣五千元。被继承人遗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报规定的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每位继承人可从应纳税遗产总额中扣除一万元;继承人中有丧失劳动能力且由被继承人生前赡(抚)养的，可按其当时年龄距满七十五的年数，每年加扣三千元;继承人中有年龄未满十八岁、且由被继承人生前抚养的，可按其当时年龄距满十八岁的年数，每年加扣三千元。上述继承人中有放弃继承权或丧失继承权的，不得给予扣除。
(六)被继承人死亡前五年内发生的累计不超过二万元的赠与财产。
(七)被继承认拥有所有权，并与其配偶、子女或父母共同居住、不可分割、价值不超过五十万元的住房。价值超过五十万的，只允许扣除五十万元。
(八)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被继承人为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外国公民，地无国籍人，不适用本条(五)至(七)项规定的扣除项目;本条(一)至(四)项规定的扣除项目，也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为限。
第七条遗产税的免征额为二十万元。
第八条遗产税的计税依据为应征税遗产净额。应征税遗产净额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遗产总额，扣除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不计入应征税遗产总额的项目并减除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允许在应征税遗产总额扣除的金额和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免征额后的余额。
第九条遗产税的计算公式为：应征遗产税税额一应征税遗产净额X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第十条遗产税的免征额及允许扣除项目的金额标准，由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一条遗产税依照本条例所附的《遗产税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表》计算征收。
第十二条遗产税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遗产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应当按外汇市场价格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缴纳遗产税。
第十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与境外的财产，按被继承人死亡时财产的所在地划分。
第十四条本条例所称的财产所在地按下列原则确认：
(一)不动产以及附于不动产的权利，按不动产所在地确认;
(二)车辆、船舶及航空器，按其使用证照发放机关所在地确认;
(三)除著作权以外的知识产权，按其登记机关所在地确认。但著作权按其所有人的经常居住地确认;
(四)债权，以债务人经常居位地或营业所在地为准;
(五)各种股票、公司债券，以其发行机关报所在地为准;
(六)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以其行政管辖权所在地或营业所在地为准;
(七)除上述财产以外的动产，以其所有人的经常居位地为准。
第十五条在遗产税税款缴清前，其遗产不得分割、交付遗赠，不得办理转移登记。
第十六条遗产税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现什计算征收。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时有价可依的，按所列价格计算;无价可依或申报明显低于正常价的，按被继承人死亡时的评估价值计算。赠与财产在赠与时有价可依的，按所列价格计算;无孔不入价可依或申报价格明显低于正常价的，按赠与时的评估价值计算。财产价值由政府批准设立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须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
第十七条境外财产依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已缴纳的遗产税，允许在应征遗产税税额中抵扣，且抵扣额不得超过依本条例规定计算中心应征税额。如抵扣额低于依本条例规定计算的应征税额的，应补缴其差额部分的税款。
第十八条遗产税由被继承人户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征收。没有户籍的，由被继承人居位地或财产所在地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被继承人死亡时遗有财产的，纳税义务人应于被继承人死亡之日早二个月内，依前条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遗产税纳税申报。
第二十条主管税务机关应于接到遗产税纳税申报表之日起二个月内对遗产情况进行核实，确定应征税遗产净额及计算。
一、我国税法现阶段对慈善业方面的政策
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30％的部分，可以免除。
二、现阶段我国慈善公益捐赠的情况
据介绍，中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为了保障这些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仅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共襄善举’，就是说善举是要大家共同来做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所以慈善组织应运而生。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艰难起步、缓慢发展的阶段，到90年代中期才有明显的改观。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正在恢复中发展壮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已经发展到28.9万个，基金会1016个。这些民间组织中，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华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总会有731家，从事救死扶伤等人道主义救助的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社会捐助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建立了3.2万个社会捐助接收站，初步形成了社会捐助服务网络。
根据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我国捐赠的公民与美国相比少了7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和美国在慈善事业上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企业捐赠上。而这需要提高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让慈善组织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三、国内企业富翁不积极参与慈善捐赠的原因
前段时间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这份调查让公众把“缺乏责任感”的帽子戴到了中国企业的头上。这令很多企业感到“太委屈”。
多数企业认为国内税法中的按照企业只有3％捐赠免税的政策，会造成企业捐款越多，纳税就越多的情形，所以他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不主张他们捐赠。目前的税收政策对企业而言，不仅不能带来多少税收减免，还要对限额以外的捐赠支付相应的税费，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捐款越多，纳的税越多，这对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是不堪重负的。企业不是不想做好事，而是有时候做了好事没有好结果。而对今天的民间慈善组织来说，它们面临着和民营企业成长中所遭遇的问题几乎相同：在民间缺乏公信度而难以得到资金支持；在征税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
对于国内企业不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问题，社会上也有很多探讨。比如，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不高，民营企业尚在发育之中，可用于慈善的资金本来就比较少；中国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税前减免制度不完善，现行的税收政策并不鼓励企业家捐款，捐献的款项越多，额外支付的税也就越多，从而抑制了富豪的捐献热情；目前的慈善组织基本上还是政府部门的延伸，而浓厚的政府色彩，多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压力捐赠”等等。从小的方面来看，有的富豪发家致富本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怕捐献会引起社会对自己财富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更多的则是国人慈善意识淡薄，富人有钱宁愿一掷千金购买名车别墅，也不愿拿出一块钱去救济那些生活无着落的穷人。
此外还应当看到，中国慈善事业现状还与富人担心捐赠可能导致“露富”，并可能招致外界的负面评价，甚至给自己带来某种威胁或危险有关。近年来社会上对中国富裕阶层及其财富有许多议论，其中有两个十分热门的关键词，一个是“原罪”，另一个是“仇富”。所谓“原罪”，是指一些民营企业家要么“第一桶金”来路晦暗不明，要么通过一些灰色手段参与运作国家资源，在短期内积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
而在“仇富”者看来，绝大部分富人的财富都取之无道、来之不义。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隐喻下，一个富人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就可能容易被人理解为，他挣钱有不可告人的捷径，他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所以即便捐得再多，他也丝毫不足为惜。另一种更极端的理解，就会认为富人捐献慈善业只是一个幌子，真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洗钱”。无论“原罪”概念是否成立，“仇富”心理是否适当，其对富裕阶层投入慈善业都构成了现实的制约。
四、中美慈善业的差距以及美国慈善业对中国的启示
国内的媒体和学者们喜欢引用下面一组数据:13岁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按志愿者占总人口比例和慈善捐赠的规模来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慈善大国。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200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人均捐款只有0.92元人民币，共计10多亿，大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万分之一。和美国相比，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828.7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9％。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虽然国情不同，但中国捐款份额之少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慈善绝不是富翁的权利。我国捐赠的公民与美国相比少了7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和美国在慈善事业上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企业捐赠上。而这需要提高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让慈善组织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介绍，中国现有的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而美国从事与慈善、社会公益事业相关工作人数就占总就业人口的10％。相对来说，美国慈善业集资就要容易得多，美国1986年颁布的税收法典就规定了公益性机构可以免征所得税。
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达，还离不开制度的建设。美国慈善部门以其活力、多样性、经济实力和成长速度而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影响慈善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法制、体制与机制的三位一体，是美国慈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制度环境保障。
首先，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而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多少。进行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另外，国家还对基金会的运作有大量的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大部分慈善组织它们不仅是免税的，即不需要支付税款，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还享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这些税收待遇具体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和捐赠减税。
其次，激励与约束并举又保证了慈善组织的规范运作。慈善组织一旦成立，就要不断地募集捐款，管理者还要保证募集到的款项能够保值、增值，所以资金的使用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许多慈善组织除了进行慈善募捐活动和筹款宣传，并把钱用于慈善事业之外，还会从事两类营利性的投资以保证所募捐款的保值增值。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的立法和监督。第二个层次是民间专业评估机构的监督。第三个层次是媒体以及关心慈善事业的民众的监督。第四个层次是慈善组织的内部监管。
与市场经济的演进相适应，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并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一切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994年，我国第一家综合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随后，各地慈善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民间组织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同时，围绕慈善事业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设也逐步展开。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但从总体来看，特别是相对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来说，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集中体现在：慈善组织和机构的规模、活动能力等存在着先天不足；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社会支持、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等相对来说还不够健全；慈善事业在获取资源、扶贫济困、人道关怀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加快管理体制改革，激活中国慈善组织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制和税收环境，逐步形成中国“本土化”的慈善救助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道路，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专家建议，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弘扬我国文化传统，培育现代慈善理念。
（二）是优化激励机制，加速积累慈善资源。根据国外的经验，税收制度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杠杆。从政府角度来说，为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和基金组织创造有利发展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创造一个将对慈善捐赠的适当激励渗透其中的运行良好的社会管理系统和税收系统；对于慈善组织来说，则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创新，有效利用、开发和配置民间慈善资源，做大慈善事业这块“蛋糕”。
（三）是建立和健全将自律、互律与他律融于一体的社会约束机制。完善法制和道德环境，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我国需尽快建立慈善组织资质评估和信用资格认证制度，加大社会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并在慈善活动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地约定俗成。要加强诚信等方面的道德建设，完善慈善组织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培育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度，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进而增强慈善事业对公众的吸引力。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献给予比较优厚的免税待遇，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同时对个人所得或遗产征收超额累进税，引导富人在“财产约半数被征税”与“捐赠慈善事业留下美名”之间倾向于选择后者。中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这实际上是“捐款越多，纳税越多”，是对企业捐赠的变相“打击”。至于申请退税过程之繁琐，生动而无奈的案例比比皆是。同时，中国慈善业的运作透明度不足，管理水平和公信力亟待提高，也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积极性。
措施一：完善个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r\n\r\n总体上，我国的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其调节个体收入差距的功能则未得到有效发挥，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由于个人所得税直接对个人的财产收入征税，而所有的社会财富分配最终都体现为个人收入的分配，因而个税制度对于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效果。\r\n\r\n但是，我国税收制度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严重削弱了个人所得税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过于依赖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而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仅占6.6%；另一方面，个税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的缺陷。\r\n\r\n因此，我国一方面应优化税制结构，在总体税负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同时，应推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税单位，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课征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转变，合理设计税率、调整税率级距，以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r\n\r\n措施二：推动消费税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费支出\r\n\r\n消费税是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征收的，而应税消费品的购买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即相当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费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节社会分配的不公，并且部分弥补个人所得税对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灵的不足。但我国当前的消费税征税范围较小，税率结构不合理，并且采用价内税的征收方式，制约了消费税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此，我国应研究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对娱乐消费、高档服装、境外旅游、豪华游艇、高档别墅等消费项目，可以考虑纳入征税范围之内；对于奢侈品消费，可以适当提高税率；而在征收方式上，宜将当前较为隐蔽的价内征收改革为价外征收，以提高其征收效果。\r\n\r\n措施三：适时开征物业税，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r\n\r\n作为大宗财产的房屋一般是个人财产的“大头”，对房产的占有情况往往也体现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因此，对房产征税乃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对个人住房尤其是高档住房、多套住房，对其持有环节开征物业税，可以加大投机购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从而抑制投机性购房，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过快上涨，使一般民众能够买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r\n\r\n措施四：研究征收遗产税，避免财富过度集中\r\n\r\n遗产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征收，可以有效实现“劫富济贫”的目的，防止财富通过代际积累不断集中。据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其主要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者。我国于2004年曾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其争议较大，立法进展比较缓慢。鉴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级的高收入者，我国应加快研究开征遗产税。\r\n\r\n财政支出二次分配中共享社会财富\r\n\r\n措施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r\n\r\n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要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就需要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多做文章。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应把“三农”投入作为重中之重，特别应对农村人口占比多的地区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改进和完善有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财税法律制度，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振兴等方面的财税政策和财力支持力度。\r\n\r\n措施六：加强城乡扶贫工作，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r\n\r\n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直接体现。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9年我国尚有2.1亿、约15.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未来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加大扶贫投入。为此，需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种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用机器补贴和家电购买等方面的补贴水平，扩大实施补贴项目的范围；继续扩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r\n\r\n措施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解决民生问题\r\n\r\n要缓解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就需要我们着力解决广大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并随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就当前而言，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重点解决好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防止“因病返贫”、“因住返贫”“因学返贫”问题。相应地，还需要从严控制行政机关成本，减少和规范会议经费、人员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方面的开支，加强对行政办公费的审计监督，防止一般性行政开支膨胀和浪费，进而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进内需方面。\r\n\r\n措施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r\n\r\n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上事业上的投入亦显不足，这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作用的发挥。如在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仅为7.5%，而美国超过三成，德国则超过五成，相形之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无疑。为了有效缓解贫富差距、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制度在弥补市场分配存在的不足、维护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投入。\r\n\r\n措施九：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r\n\r\n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结构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财力，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则显得捉襟见肘。中央政府、省级政府财力的充沛对于在调剂余缺、实现调控本来是一件益事，但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转移支付秩序不够规范，反而形成了财力上“层层向上集中、层层对下截留”的效果，以至于“省市有钱修广场、县乡无钱建小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得财政在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鉴于此，我们应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力度，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r\n\r\n首先，中国可以给所有公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进一步放宽户口制度，给农村人口更多机会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从长远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给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服务，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动。在一定时期内，对接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城市给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虑的政策。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也非常有用。\r\n第二，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扩大目前仅限于城市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可以改善所有人获得基础医疗服务的境况。也可以考虑在农村地区推广医疗保险，中央财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计划。\r\n第三，建立更有针对性、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能防止贫困，还能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仍需改进低保对象的确定，目前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农村低保政策，农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资源。\r\n由于中国高度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于获得更加公平的服务至关重要。总体上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22％，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所有公民获得基本服务。但是，这些资源在全国的分布不均。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对最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便如此，贫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贫穷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断扩大。缩小差距并保证重新被分配的财政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r\n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应该考虑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续性。例如，最近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国应对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加以细致的设计和定位，使保障体系有足够的和可持续的资金，并鼓励人们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应避免“贫困边缘”群体最终比贫困群体更穷的境况，因为贫困群体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顾，避免这样的贫困陷阱对鼓励贫困群体就业是非常重要的。据《财经时报》报道
购房者拿到手的两证是指土地证和房产证，开发商交房时必须具备五证两书三表。
“五证”是指《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开工证)、《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二书”是指《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两书”可以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约定，并且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向购房人提供的对商品住宅承担质量责任的法律文件和保证文件。
扩展资料：
关于印发《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北京市政管委、上海市住宅局，深圳市国土规划局、住宅局：为了保障住房消费者的权益，加强商品住宅售后服务管理。
促进住宅销售，决定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销售中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现将《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建设行政（房地产）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实施《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在商品住宅销售中明确质量责任、确保商品住宅质量。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要结合《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的实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对施工及材料、构配件和设备采购的管理，使用优质产品，并明确与设计、施工、监理、材料、构配件、设备供应等相关单位的质量责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证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