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融资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非法融资的励志，来看一下吧
关于非法融资1
一、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指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或变相吸收资金的行为。
同时具备四个特征即涉嫌非法集资：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二、非法集资主要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从目前案发情况看，大多采用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形式，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四大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非法集资方式变化多样。犯罪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等旗号，由传统的种植、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二是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犯罪分子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诈骗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首先对集资人员进行洗脑，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和获利模式，然后再引诱集资，层层下套。一般在集资初期，犯罪分子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三是非法集资宣传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如聘请明星代言，在一些媒体上刊登专访文章，利用报道宣传不法企业的“业绩”;将部分非法集资款投入公益事业或进行捐赠;雇佣业务员窜入社区散发传单，传播集资信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让参与人员先尝到甜头，为非法集资活动宣传“现身说法”。
三、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非法集资波及的领域日渐广泛，商品营销、资源开发、种植养殖、投资担保等传统领域案件时有发生，借贷理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新兴领域已逐步成为非法集资犯罪的重灾区。特别是互联网上非法集资犯罪成为普遍模式，跨界特征更加突出，传染积聚速度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低收入人群、农民群众、退休人员参与其中，有的案件中超过半数参与者为老年人，不少群众把“养老钱”、“救命钱”投入集资，几乎血本无归。
1、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为吸引群众上当受骗，往往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引诱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
2、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以签订合同、投资理财、投资入股等名义，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3、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大的电视台、广播、报纸上发布广告、在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4、利用亲情诱骗。有的不法分子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用高额回报诱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有些类传销非法集资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四、非法集资活动的危害。一是参与非法集资的当事人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用于非法集资的钱可能是参与人一辈子节衣缩食剩下来的，也可能是养老钱，而非法集资人对这些资金则是任意挥霍、浪费、转移或非法占有，参与人很难收回本金。二是非法集资也严重发干扰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极易引发社会风险。三是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非法集资往往规模大人员多，资金兑付比例低，处置难度大，容易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五、如何识别非法集资陷阱
一看融资合法性。合法的融资应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如发行股票要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在股票交易所交易;销售保险应当得到中国保监会批准获取代理人资格等。因此，投资时应当查看有无批准文件，帮助识别。二看回报率。要看是否以高收益为诱饵。如果所承诺的收益率大幅超过同期社会平均利率水平的，就可能属于非法集资。判断风险大小的第一步，就看预期收益率。如果收益率为8%-12%，这可以用机构产品解释收益;如果是收益率在12%-15%，这可以理解为民间借贷，但风险很高;如果收益率超过15%，则可信度更低。但是，他的预期收益率在上述区间范围，也不一定就是绝对安全的。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该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三看宣传方式。是否通过分公司、门店，以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电话推荐等方式传播理财信息，或者经亲戚朋友同事转发等各种途径，向市民传播投资信息。四看经营模式。具体要看投资回报有哪些，有没有实体项目，为什么不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获取利润的途径是什么。没有项目或虚构项目都蕴含巨大风险，要格外引起警惕。五看范围。要看是不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如果是一对多就有可能属于非法集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私募基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如果是违反这项规定的，就可能属于非法集资。比如，“e租宝”通过一些电视台和杂志大做广告，很明显就违反了这一规定。六看资金流向。要看筹集资金为谁所用，如果是自己占用，就属于非法集资。七看参与投资主体。是否谁都可以参加，金额不论大小都可以投资。如果是的话要引起警觉，不要上当受骗。
如遇以下情形之一的“投资”、“理财”项目，务必警惕：
1.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2.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3.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
4.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
5.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6.以“扶贫”、“慈善”、“互助”等为幌子的;
7.在街头、商超发放广告的;
8.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9.“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10.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关于非法融资2
一.投资的地方永远是在线上!
非法融资的平台基本上是走的线上注册账号，获取你身份信息，转账的平台，要么是公众号，要么是APP，要么是PC端网站!首先骗子会给你讲，电影市场怎么好怎么好，另外说的心动之后，会给你说操作流程，比如先注册账号，而且很多都带有推荐码!
二.投资的影片大多都是上映过的!
比如目前最火的影片，都是上映过的，平台里面全部都有!!~!，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盗的羊头，卖的狗肉，这个是骗子的手段!!
三.15天返利————45天返利，高息诱惑!
马云听完也要吓坏了，比早期的支付宝利润还高。假设投资30万元，45天之后我就会得到445800元，一个月净赚接近15万。如此高的利润显然太不合常理，更像是之前频频暴雷的P2P。
我吓坏了!对此，金融理财的专业人士，他称：“一般银行理财的正常年化收益率是5%—6%，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理财。而且，日化收益就能达到1.08%，周期仅为45天，高收益背后，必然藏着高风险。
四.永远签订的是电子合同!!
说白了，从注册到投资，你永远没有见过这个公司，签订的合同都是电子合同，那么我想说了，平台倒闭，数据清空，你凭什么说，你投资过?
五：公司资质查不出来!!
正规的影视公司，其资质，还有项目拍摄许可证都是公开的，可以在网上随时查询到信息的!
六：侥幸心理
我这几天遇见一个奇葩的人，他给我说，既然这些平台是骗人的，那么在倒闭之前，应该是资金没有筹够，那么我能不能投一笔进去，等这钱赚了，我再收手。我听完这个朋友的想法，我直呼，侥幸心理害死人，你想侥幸一笔，你就想侥幸两笔，往后越来越大，突然平台跑了，你就欲哭无泪吧，就想赌博一样，存在这样的心理，最终还是陷进去!!
所以最后再劝大家一句，影视投资固然好，选对公司很重要!!
关于非法融资3
中金社2017年7月28日消息，近日有消息曝出，近40万名投资者约300亿元人民币“被骗”。据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2017年至今虽然尚未有相关统计数据出台，但是涉案金额高企的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非法集资“毒瘤”长期危害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而非法集资的手段又是花样百出，让人防不胜防。
中国财富网特约北京市炜衡律师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就如何辨析非法集资以及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等问题，作出一一解析，以帮助投资者辨别真伪，防止上当，减少损失。
杨航远曾辩护的典型非法集资案件有：西北证券涉嫌非法吸存案;海天药业集团某高管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黑龙江焦英霞、杨春孝涉嫌集资诈骗案等。
非法集资的四大特征
杨律师介绍，《刑法》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192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这两个罪名所表述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主要行为方式，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犯罪行为有四个特征
第一，常常表现为没有经过有关权力部门的批准，没有经过有关行政部门的批准，或者是经过了批准，但是以合法的形式实施非法的手段。比如说过往案例中，有的是农村信用社，主体本身是有权利吸收公众存款的，但是如果吸收的利率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也会把它按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定。
第二，常常表现是一种公开的宣传，比方说，我们日常会收到的一些短信，内容大致为“给你的存款承诺多高回报”或者说是“能够有一个高收益的投资行为”。而投资本身是有风险的，不能保证投资者一定能赚钱，那么这样的承诺也是不合法的。
第三，一般会承诺还本付息。
第四，表现为面对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是这里也需要注意，如果是仅限于亲戚朋友范围的，或者仅限于本单位范围内的集资，一般情况下也不属于非法集资。
在此，杨律师特别指出，非法集资初期，无论是约定的高额回报也好，或者是承诺的还本付息也罢，前期一般都是能正常兑现，而越往后，这种非法集资行为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成本越高，后面的参与者得到偿付的概率越低，到了最后，资金链出现断裂，就出现案件的发生。而有些企业，比如一些民营企业贷款比较困难，他们有时会向自己的职工、亲朋好友有一些正常的集资行为，如果企业经营状况好，盈利能够覆盖集资的成本，则不属于非法集资行为。
非法集资的新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非法集资出现了新特点。
首先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规模越来越大，金额越来越触目惊心，造成危害也越来越大。
其次，具有广泛性，一个是行业覆盖的广泛性，一个是地域覆盖的广泛性。以往，非法集资多数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经济越发达，民间融资越活跃。但是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不太发达的三四线城市里，集资行为也数量众多，爆发出来的案件金额也是惊人。
还有从形式上，集资的方式方法也是越来越多样化。
杨律师介绍，不管是发生在哪个领域，房地产也好，金融领域也罢，万变不离其宗，抛开形式来说，本质就是一个金融模式，承诺在一定时间、一定期限，给予投资者一个高额的回报或者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回报。
如何避开非法集资陷阱
“看到承诺高收益的时候，投资者就需要谨慎”，杨律师说，“大家都知道，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有人承诺你高额的回报、固定的回报的时候，你就需要警惕了”。换句话来说，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公众在面对投资项目时，可以计算银行贷款利率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率，多数情况下明显偏高的投资回报很可能就是投资陷阱。
此外，“不熟不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项目以及项目所在的领域，应该有一定的理解，投资者如果没了解清楚所投资的项目，听到一个故事就往前冲，那么也很可能上当受骗。
还有就是对于投资机构主体应该有所审查，公众可以查询政府网站，看看该企业是不是经过国家批准的合法公司，是不是具备法律赋予的发行、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如果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等为名，推销所谓的产品，可通过政府网站查阅是否已经批准发行等。对于合法的主体，行业口碑比较好的企业，违法犯罪的概率就偏低，非法集资概率也较低。
发现非法集资后如何维权
对于投资者来说，避免风险为第一要务，但是如果风险已经产生，又该如何维权?
杨律师分析，作为投资方，如果投资已经完成，一定要对这个项目进行监管，尽自己所能了解项目公司的运作情况，注意该项目是不是按照正常合规的流程在运作，防患于未然。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如果发现可能是不正常的投资，那就要积极跟项目联络人联系，尽可能拿回本金退出该项目。而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对经济信息的捕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不是很敏感，如果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时候绝大部分选择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最后，杨律师奉劝投资者“投资者一定要理性投资”。投资不能光被高额的回报所迷惑，要把风险放在考虑的第一位。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双赢才能持久，如果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谋求不切合实际的利润，那么也不会是一个长久的模式，最终有可能伤害到的是自己。
关于非法融资4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融资日益活跃，非法集资活动也呈上升趋势。非法集资行为严重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侵犯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此类行为还具有涉及区域广、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等特点，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害极大。
一、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
(一)骗取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非法集资目的是骗取公众的个人资财，非法集资公司表面上虽为实体，但多数与其他企业并没有交易结算关系，即使有部分资金用作投资，也根本不会产生他们承诺的收益。其本质就是靠不断的被集资者的参与来维持。因为其运作手段是用后期吸收的资金兑现前期资金本息，所以有一天必然会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融资活动全面崩盘，非法集资者卷款而逃，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
(二)使弱势群体雪上加霜
非法集资的受害者往往是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很多是老年人和下岗职工。他们渴望致富但又苦于没有渠道，极易受到诱惑和欺骗，成为非法集资活动中底层的主要成员。当他们以参赌心态进行“投资”时，很多人动用了养老金、购房款，甚至孩子的教育费用。
(三)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参与非法集资的群众事后反映最强烈的是对政府的问责：为什么非法集资天长日久才被有关部门发现?为什么会有政府官员参加非法集资公司的庆典?为什么集资者会有政府部门颁发的经营执照?为什么集资者会堂而皇之地在新闻媒体做广告?由于参与非法集资的群众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一旦案发造成损失，受害者往往强调非法集资者有以上原因而要求政府赔偿，从而酿成群体事件，造成恶劣影响。
二、非法集资的防范和治理
(一)提高对社会的控制力。充分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增强政府部门对“社情”的掌控度，及时发现、掌握非法集资情况。
(二)建立预警机制。由政府牵头，建立工商、金融、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网络，增强信息采集能力，畅通信息传输渠道，整合部门力量，协调配合，提高预防监督的能力，避免或减少打击上的滞后。同时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改变群众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境地，引导群众自觉规范投资和理性理财。
(三)加强相关法制宣传。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积极引导、增强群众理性投资意识，尤其要对投资的风险性、参与投资的责任分担、政府对投资无代偿责任等关键问题进行家喻户晓的宣传。
关于非法融资5
一、国家级专利产品+非零和消费返利营销模式，助力江苏汝康快速发展。
近年来，由陈瑜老师的《消费资本论》一书而引起的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关系的争论屡有发生。学术界、企业界争论不断，各种新的学术观点和营销实践屡有发生。
江苏汝康公司的掌门人吴红庆就是利用这种消费投资理论，加上自己的长期营销实践，提出了“非零和”合作共赢模式，即强调生产商与消费者彼此合作、利益均享，创造双赢、多赢、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在汝康公司的“非零和”合作共赢销售模式中，汝康公司与消费者签订《消费回馈协议》，双方约定：消费者在汝康公司购买产品累计达到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的对价时，消费者将享受产品3.3折会员优惠待遇，汝康公司即向消费者赠送市值3万元的同类产品;同时，消费者可以选择将受赠的3万元产品委托汝康公司代为销售，每周享受汝康公司的市场营业利润的35%左右按期的回馈，汝康公司在销售消费者委托销售的三万元产品时，将扣除百分之二十的运营成本，最终向消费者累计回馈满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的产品销售款项时，本合同的双方义务履行结束。
在产品选择方面，汝康公司生产经营世界首创的植物氨基酸系列酒(国家发明专利号：ZL201210357981.6)、香草泉神经酸元宝枫系列的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产品(国家发明专利号：ZL201310162977.9、ZL201310162957.1、ZL20131012960.3、ZL201310163089.9、ZL201310162959.0)、香榧酒系列以及果蔬粉系列和三莲系列保健床寝用品等高科技产品。
在公司管理方面吴红庆先后收购并创办了江苏汝康酒业有限公司，江苏丹枫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泸州市汝康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和香榧酒庄等多家企业。
在市场运营方面吴红庆采用建设“汝康非零和直营店”加会员制的管理体系。他先从浙江入手。在丹阳、无锡等在建设直营店，每家店都严格按照工商管理规定办理相应合法的法律手续。和会员之间每笔交易都签订《消费回馈协议》
借助这种营销模式和管理机制，吴红庆实现了企业的快速发展，江苏汝康在全国陆续建设了400多家汝康非零和直营店，拥有了20多项食品发明专利技术，和3个酒厂、三个绿色食品种植基地。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浙江省丽水市召开的“2015中国生态休闲养生健康产业大会”上，汝康集团董事长吴红庆以“非零和分享经济带动下的万众创新”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并获誉“2015中国生态休闲健康产业最具影响力人物”。他所倡导的企业非零和经营模式获得了与会者的肯定与认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向吴红庆颁发了“2015中国生态休闲健康产业最具影响力人物”奖牌。
为了开发自己的专利产权元宝枫，2016年7月，吴红庆代表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政府达成协议，在当地的老竹、丽新、黄村建立15000亩元宝枫种植基地、30亩育种基地及旅游养老产业基地，同时，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的四川元宝枫、云南玛咖等种植基地也在积极地运行。
二、管理滞后引发的经营混乱
2016年9月，快速发展的汝康公司的销售出现了以下问题：首先，社会上出现一些虽然没有汝康公司的主打商品但是模仿汝康公司的销售模式的公司，这些公司只是拿来其他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消费者，并向消费者进行高额的返利，显然，以他人的商品加价倒卖必然虚增成本，并且有违法经营之嫌，导致2016年的下半年一些公司纷纷倒闭，很多参与者血本无归，造成销售市场的恐慌心理，该现象被汝康公司的竞争者和利用汝康公司的商品或借用汝康公司的名义、实施违反国家法律禁止的营销行为的人所利用，误导了对汝康公司的商业行为合法性的判断;
其次由于汝康公司在各地的销售门店均为授权代理商，汝康公司对代理商的所谓“店长”监管力度不够，造成个别“店长”为追求佣金，偏离汝康公司的理性消费的理念和游戏规则，对消费者进行所谓高额返利误导宣传，导致了部分消费者不理智的消费，有的甚至处置财产、借高利贷购买汝康公司的优惠产品，以追求返利目的而过渡消费，导致一些非理性消费者发生了债务危机，试图向汝康公司转嫁责任;
第三，个别竞争对手和汝康公司内部持有利己利益动机的人相互配合，乘机制造谣言，串通破坏汝康公司的市场，甚至在自媒体上发布极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文章，使得众多消费者对汝康公司的“非零和”合作共赢模式产生怀疑，致使汝康公司的销售开始下滑。
为此，吴红庆准备对汝康公司的“非零和”合作共赢销售模式进行整改和完善。该改革动议触动了所谓既得利益，为此，有人公开有组织的到汝康公司闹事，并发生了组织社会人员绑架吴红庆、经营效益最好的代理商黄亚萍及公司高管的事件。
三、公安以“非法融资”强行介入导致的企业生存危机
2016年12月24日，江苏丹阳市公安局对汝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红庆进行了刑事拘留。
据汝康公司代理律师北京市翔实律师事务所主任郭永昌律师介绍，在处理汝康公司问题上，丹阳公安先以涉嫌集资诈骗为由、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的介入。随着江苏地方公安的介入，其他地域的公安也开始介入，并纷纷对相应被认为的涉案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各地公安的迅速行动导致汝康公司的造梦游戏迅速破裂，几百家直营店纷纷关张，许多店长被公安拘押，有的交了巨额保释金后被取保后审。
涉及的的数万消费者更是忐忑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许多消费者依据消费协议回馈的大量产品被扣押。
四、消费返利还是非法融资?如何执法考量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
关于汝康公司的《消费反馈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北京市翔实律师事务所郭永昌主任介绍：他们在代理过种中发现。苏州地方公安机关在接到对汝康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吴红庆等人的举报后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公安机关，在看了举报人提交的协议后鲜明的表示，这就是一份消费协议，根本不属于刑事案件。没有介入汝康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去。但是，丹阳、无锡等地方公安纷纷对汝康公司的经营者和代理商采取了强制刑事措施。
是消费返利还是非法融资。汝康公司的造梦游戏就这样草草收场。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却远未结束。
河南郑州某品牌酒业老总研究汝康的资料后认为，汝康公司的经营模式和他们一直在做的买酒送汽油、买酒送车的营销模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和经营模式。
本次推送是转发上海高院首次发布的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的白皮书。
案件概况显示，个别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失范引发纠纷。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经营活动不规范性、风控机制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其中，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导致借款人融资成本增加。目前此类保证保险已经沦为各保险公司的负担，都处于追偿阶段，囿于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的矛盾，给保证保险追偿所在的管辖法院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许多案件甚至远无法在诉讼时效内追偿立案，总体给保险行业造成了巨额的亏损。
案件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
陈禹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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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
2020年7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该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其他组织。近年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于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满足各类主体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引起重视，予以解决。现将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作如下通报。
一、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概况
（一）纠纷案件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并存
近年来，随着上海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获得不同程度发展，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案件数量和标的金额持续增长。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数量从4,374件上升至21,229件，增长了3.85倍。
从案件标的金额看，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标的额从133.97亿元上升至272.06亿元，累计增长了1.03倍。
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总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不同类型案件的增速出现明显差异，导致案件结构持续变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18,241件，比2016年增长了5.13倍；涉商业保理公司案件517件，比2016年增长了1.79倍；涉融资担保公司案件1,298件，比2016年增长了2.14倍。其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已经成为金融纠纷中数量位居第三的案件类型，仅次于银行卡和金融借款，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务出现了向汽车等消费领域拓展的趋势。
与之相比，小额贷款、典当等传统案件类型相对保持稳定。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小额贷款合同案件912件，比2016年上升69.83%；比2016年上升40.82%；典当案件258件，比2016年上升11.21%；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案件3件，比2016年下降90.32%。
（二）当事人争议较大导致案件调撤难度高
2020年，全市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一审案件调撤率为22.35%，低于同期金融商事案件调撤率（31.37%）9.02个百分点。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合同约定不合理、客户资信状况不佳等因素，导致双方争议较大，难以消弭分歧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双方对纠纷处理结果预期认识不一致。融资租赁、保理、典当等案件中，债权人通常有租赁物、应收账款、当物以及第三人提供的保证等作为权益保障，一旦涉讼，债权人往往不愿在金额和还款期限上作出让步，而债务人因资金紧张希望降低还款数额、减免违约金、延缓还款期限等。
二是双方对案涉交易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致。部分债务人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融资租赁中的租赁物不真实、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虚假、典当中的当物不存在等理由进行抗辩，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争锋相对，导致诉争复杂化，缺乏调解基础。
三是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债务负担是否合理认识不一致。例如，部分案件涉及手续费、服务费等费用，有的系在合同中直接约定，有的则另行签订服务合同。诉讼中，客户常以对方未提供任何服务，费用收取违反法律规定等为由提出抗辩。
四是相对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发生纠纷后，地方金融组织在利率、费用、违约金上能够作出的让步空间相对较小。
（三）客户小而分散等原因导致案件程序问题复杂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多服务于个人或中小企业，交易结构相对借款而言更为复杂，同时随着近年来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客户普遍呈现小而分散的特点，导致案件送达难度高、公告适用多、审理周期较长。例如，融资担保纠纷中，涉及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反担保人等诸多主体。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往往涉及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保证人、车辆挂靠企业等众多当事人。保理合同纠纷中，可能涉及保理合同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以及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吸引大量外地公司将合同履行地或案件的管辖地约定为上海，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异地经营，导致大量被告分散在全国各地，相当数量案件无法直接送达，缺席审判适用比例较高。
（四）金融创新导致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层出不穷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交易模式不断变化，而法律规则相对滞后，反映在金融审判中不断出现新型、疑难、复杂问题，金融市场对于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规范引导市场行为的期望和要求也不断提升。例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除车辆、医疗器械、教育设施等传统租赁物，还有将城市管网、天然气锅炉等城市基建设施作为租赁物，更出现鸡、猪、奶牛等生物资产以及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等新类型租赁物。融资租赁物的范围如何界定，存在不同认识。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上海法院积极通过组织交流研讨、发布典型案例、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裁判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五）个别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失范引发纠纷
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规范性还有待提升，风控机制尚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例如，有的地方金融组织积极运用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开展平台合作，吸引大量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参与交易，但相关领域众多客户违约、投资亏损引发纠纷。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实质上增加借款人融资成本等问题。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存在对借款人及担保人资信状况审查不严、对公司担保流程未依法审核、对担保物管控不力、通过员工账户发放和回收贷款等风控薄弱环节，影响债权安全。
二、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趋势研判
（一）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
近年来，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例如，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鼓励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融资租赁将在农机、科投、文化教育、卫生及基础设施等诸多公共领域开展业务，并向电子信息、大生命健康、节能环保及新能源等高精尖产业布局。随着保理合同被写入民法典，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为保理行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随着金融科技不断进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相关纠纷案件也将不断出现。
（二）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将更加注重与金融监管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机构属性进一步明确，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司法裁判中将更多考量金融监管因素，注重司法裁判结论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协调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批复中明确，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评判交易行为法律效力时，法院将依法积极回应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要求，更多关注地方金融组织是否存在违反特许经营等方面金融监管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在认定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的过错及责任时，法院需考量地方金融组织是否按照监管要求充分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忠实勤勉等义务，合理分配当事人责任，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司法裁判对于地方金融组织交易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将进一步强化
涉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交易持续发展创新，在基本交易结构基础上不断设计出多种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问题往往涉及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领域，司法裁判对于界定交易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形成交易规则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涉及让与担保、租赁权质押、保单质押、资产收益权回购等非典型担保方式的纠纷中，担保权的成立条件、公示方式以及实现途径等尚存模糊地带，需进一步明确。此类涉及市场交易规则确认的案件将不断出现，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三、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集中反映的问题
（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需进一步强化规范经营
由于制度体系尚不健全、行业门槛相对较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原因，部分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务的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收费名目及收取方式尚需规范，实践中约定的收费名目不尽相同，如手续费、服务费、管理费等，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则直接以融资利息为名义收取费用，有的地方金融组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和管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未向客户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利用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获取高额利润，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在客户违约后，自行收回担保物，且收回担保物后随意处置，损害客户利益。
（二）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违规从事信贷业务需引起重视
存贷款业务系属需经特别行政许可方能实施的特许经营行为。《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应当依法规范经营，严守风险底线，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三）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托发放贷款。”个别案件中发现，地方金融组织利用虚构租赁物、租赁物“低值高估”、虚构应收账款等方式向不特定融资人放款，从事名为“融资租赁、保理、典当”实为信用贷款的业务，违反了特许经营的规定，案涉合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三）拓展普惠金融需进一步加强合规性审查
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线上资产管理机构等合作，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和客户群体，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业务合规风险。例如某商业保理公司与数家金融信息中介机构开展合作，保理融资款系由合作的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直接发放给融资方，而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商业保理公司不得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
（四）个别地方金融组织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仍有出现
极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受利益驱使，不安于从正常经营中获取利益而将目光投向了灰色边缘地带，甚至涉嫌刑事犯罪。例如，涉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中个别渠道商借融资租赁模式进行合同诈骗或利用第三方进行虚假宣传诱骗客户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个别地方金融组织采用张贴告示标语、暴力收回担保物等非法手段催债。这些案件往往具有区域性和涉众化特点，需引起高度重视。
（五）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债务人违约风险较大等原因，地方金融组织利用优势地位加重债务人负担的情形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需进一步强化。例如，违约责任条款的设置不均衡，合同中针对客户违约责任的条款较多，而债权人的违约责任仅进行了简单罗列。合同订立时，地方金融组织没有就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内容向客户进行必要的告知和说明。合同中针对客户未按约还款的情况约定较高比例的违约金，例如部分违约的情况下以全额计算违约金等，导致案件当事人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产生争议。
四、上海法院支持保障地方金融组织发展的相关举措
（一）统一适法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制定法律适用意见、公开出版办案要件指南、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法律适用统一，规范引导市场行为。上海高院先后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当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等出台了适法意见，就实践中争议较大的租赁物范围、虚假应收账款、服务费收取、利息保护上限、违约金调整等问题作了规定，进一步明确司法裁判尺度，取得良好效果。公开出版《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办案要件指南》，为各法院审理案件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对建立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交易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法院还发布多个典型案例，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例如，法院在一起商业保理纠纷案件中明确，商业保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因超越经营范围并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再如，在一起小额贷款合同案件中，法院明确小额贷款作为一种期限短、需求急、频率高的新兴融资方式，具有贷款手续简便、审批手续快捷、担保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小额贷款公司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金融贷款的强制性要求，不得预先扣除贷款利息。预先扣除贷款利息的，不受法律保护，法院在判决时按照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贷款本金予以调整。
（二）协同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例如，为维护涉融资租赁物交易安全，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有序发展，上海高院于2019年8月21日发布《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本市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作为出租人，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中对融资租赁合同中载明的租赁物权属状况予以登记，并明确该登记在一定范围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公示效力。在《上海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上海法院从司法审判角度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相关制度完善。
（三）发送司法建议和白皮书提示风险问题
针对地方金融组织在案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上海各级法院通过向有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以及向社会发布白皮书等方式，提示金融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上海高院、金融法院就融资租赁案件发布专项白皮书，浦东、静安等法院针对涉自贸区保理纠纷、车辆融资租赁纠纷等发布专项白皮书和典型案例，获得良好反响。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例如，法院针对个别典当行续当手续不规范以及长期多次续当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有关典当行积极反馈，表示将根据建议内容，严格规范续当手续保留书面凭证，原则上续当不超过三次，且在续当一次后不主动要求对方续当。针对个别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别收取高额利息的问题，法院在司法建议中指出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计划表中约定每月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本金按年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后按12个月平分后得出，但上述利息的计算方式并未扣除每月借款人已经偿还的借款本金，致使实际计算的利率远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相关小额贷款公司表示将尽快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借款合同的利率约定，避免利率约定与实际计算不一致。
（四）积极推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高效化解
针对大量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被告为外地户籍且存在部分被告逃避送达等情况，上海法院积极采取措施，与相关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开展合作，引导企业在合同模板中增加“司法送达条款”约定及相关法律后果的说明，加强对涉诉当事人在合同、其他诉讼材料中记载信息的查实，提升送达效率。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动地方金融行业组织建立健全纠纷调解机制，强化调解组织与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对接，通过委托调解、委派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方式，高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
五、相关建议
地方金融组织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方面，其健康发展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地方金融组织监管
科学、有效监管是地方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监管规则多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制定，而具体监管工作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落实，各方需在各司其职、分工尽责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需进一步推进完善涉地方金融组织的行业立法，提升法律层级，细化监管规则，明确监管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需严格落实国家监管要求和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各项规定，根据监管工作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充实队伍力量，明确监管职权，强化监管能力，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要在实施机构监管的同时，大力加强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实际从事的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活动的，均应加强惩处力度，防止出现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空白地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督促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合规经营，充分关注自身业务模式与借贷业务的界限，回归业务本质，严防信用风险在金融领域的交叉传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地方金融组织及时整改相关纠纷中发现的问题，更新完善合同文本，平衡地方金融组织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充分履行地方金融组织的适当性管理义务、风险揭示义务、忠实勤勉义务等。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的收费内容及名目，合理设定融资成本和费用收取方式，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负担，严禁采用违法违规甚至暴力方式催收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建议监管部门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对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能维持正常运营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应秉持“放水养鱼”思维，给予一定扶持，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二）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组织内控管理
地方金融组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加强业务管理，完善风险内控，落实好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主体责任。
一是严格尽职调查。加强客户的资质审查，对客户的经营、财务、涉诉等情况进行了解，审慎判断其资信和偿债能力，有效控制业务风险。做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回访跟踪，防止“重视业务拓展轻后续管理”的倾向，及时发现客户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在客户轻微违约时，力争采取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
二是完善内部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将交易过程的每个环节应当审核的内容明确列举，注重业务开展中各环节信息记录及材料留档保存，防止纠纷发生后因举证不能导致法院难以查清事实或自身面临败诉风险。强化对业务人员的合规培训，从严把关合同签订和履行流程。
三是完善担保物管理。注重明确担保物权属，就物的取得、权属凭证、现状等作有效审查，完善登记和公示程序，防止他人恶意处分担保物造成损失。就各类新类型担保物，可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实施必要的监控。
（三）进一步落实金融风险防范举措
有关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协作力度，明确职责分工，在合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合理引导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涉地方金融组织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强化投资者教育，进一步树立起“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正确投资理念，严格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进一步健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多元化解
为有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建议进一步突出监管部门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支撑作用，抓好已有各项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落实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化解。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扩大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覆盖面，针对当前融资租赁纠纷、商业保理纠纷持续高发的态势，推动建立专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化纠纷解决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吸纳各类社会机构参与纠纷化解，促进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大力推进金融仲裁，鼓励地方金融组织约定采用金融仲裁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坚持将非诉解决挺在前面，加强诉调对接，进一步拓宽调解通道，完善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与各类社会调解组织的互联互通，将更多的金融矛盾纠纷纳入到多元化解机制中，便捷、高效地解决纠纷。
股权私募基金到期不能兑付，如果当事人有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情形下签订的合同，基金公司有违约等行为等证据，协商不成，起诉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七章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导言：不论是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还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针对投资人所持基金份额的回购协议安排都颇为普遍。笔者试从执法监管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分别梳理该等回购协议可能涉及的一些合规问题、效力问题，并就防范有关风险的变通思路和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目录
01 |执法监管层面：基金份额回购协议因何被认定违规
02 |基金份额回购协议：距离监管红线有多远？
03 |司法实践层面：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无效的裁判依据和思路
04 |回购协议涉及“刚兑”，仍被认定有效的司法判例
05 |变通思路：如何防范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违规/无效风险
06 |结语
一、执法监管层面：基金份额回购协议因何被认定违规
先来看看近期国内各地证监部门对相关私募基金管理人等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处罚案例情况：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私募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或类似文件被认定违规，大致存在如下特点：
-管理人可能提前向投资人保证预期/最低收益
-由管理人或其关联方作出回购承诺/承担回购义务
-回购条件仅与投资本金受损或收益无法兑付直接挂钩
-回购承诺/安排作出时，投资人实际盈亏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二、基金份额回购协议：距离监管红线有多远？
所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就私募基金份额而言，“回购”的本质应是关于基金份额的转让/买卖交易；但因该交易背后的回购对价可自由协商、甚至无限溢价的属性，使得其同时成为了基金“保本保收益”安排的最常见形式之一。而回购协议一旦涉及“保本保收益”问题，便有可能以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协议具体呈现，譬如基金份额受让协议、承诺函、无条件回购承诺等。此外，为“保本保收益”之目的，除了回购协议，差额补足、保证担保等也可能会被同时作为配套安排。
若回购协议涉及“保本保收益”，对于基金管理人等相关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而言，将可能违反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一旦涉及保本保收益的违规安排，基金管理人将可能被要求限期完成整改，整改期内暂停新增私募基金募集和备案（根据处罚情况，暂停备案周期可能6个月到12个月不等）。
不过，仅从上面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文件来看，法律层级相对较低；此前纳入国务院立法计划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亦有类似的条款，但其何时正式颁布和施行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涉嫌违反法律层级较低的私募基金监管文件情况下，人民法院又以何作为依据否定该等协议的法律效力？
三、司法实践层面：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无效的裁判依据和思路
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裁判依据和思路可谓大相径庭。
1.是否有关于回购协议无效的直接依据？
笔者认为，至少目前看来，没有直接、明确的依据。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中似乎提供了参考依据。其第92条规定：“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实践中，保底或者刚兑条款通常不在资产管理产品合同中明确约定，而是以‘抽屉协议’或者其他方式约定，不管形式如何，均应认定无效”。
但是，上述规定中针对的是“金融机构”，而是否必然适用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笔者认为仍存有疑义之处。其次，《九民纪要》并非各地法院应当强制适用的法律文件，各地法院是否会完全依此文件进行裁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上海金融法院近期判例：违反《信托法》“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在(2021)沪74民终663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简单明了地指出：
“……在《保证与回购协议》中，XX公司向投资者XX就上述《基金合同》下的投资认购款、利息等，作出了明确固定回报的承诺以及连带责任保证。上述约定显然为刚性兑付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约定……”
上海金融法院认定案涉回购协议文件构成“刚性兑付”，并直接援引《信托法》的条款作为合同无效之依据。《信托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该条款虽然通常被理解为对刚性兑付之限制，但将其划入上海金融法院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之范围是否妥当，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以看出，在针对私募基金领域的监管文件法律层级较低的背景下，法院也只能无奈援引其他位阶更高的法律条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并未否定案涉主合同即《基金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以《基金合同》作为当事人有权获得相关赔偿的主要依据。
3.上海浦东法院近期判例：虚假意思表示无效
在(2021)沪0115民初24875号案件中，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则却采用了与上海金融法院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
上海浦东法院认为，案涉回购约定构成虚假意思表示（即无效），同时本案应按照借贷合同法律关系来处理：
“……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系名义上为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实质上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院根据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来解决原、被告二者之间的纠纷……”
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换言之，在虚假意思表示无效的同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身仍然可能有效。本案虽然回购约定无效，但是投资人仍可以基于有效的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投资本金及收益，因此，法院本质上还是按照合同有效而非“合同无效”的思路来确定投资人的请求权基础。
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保底协议无效
在(2020)京0108民初5521号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就XXX签订的回购协议，其本质系保证委托人本金不亏损并取得固定收益的保底协议，该协议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违反了资本市场规则。根据我国《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汇盈泰丰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投资机构，其与宋燕林签订的保底协议应属无效……”
5.江西省地方法院：违反“公序良俗”的保底承诺无效
(2021)赣0113民初5523号案件中，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认为：
“……《差额补偿及回购承诺》违反了委托代理制度的根本属性，违背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和私募基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亦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原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虽属部门规章，但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故应认定保底承诺无效……”
四、回购协议涉及“刚兑”，仍被认定有效的司法判例
由于认定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无效的裁判思路尚不统一，各地法院也存在支持该等协议效力的案例。
1.浙江中院：以未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
在(2020)浙01民终9807号二审判决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承诺函》的内容是新鼎明影视、新鼎明文化、方军、陈杰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受让A类份额投资者持有的涉案基金的份额收益权并完成付款，景乃君作为案涉基金的A类份额投资者，持有《承诺函》原件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新鼎明影视、新鼎明文化、方军、陈杰向景乃君出具《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上述案件中，“新鼎明影视”系案涉契约型私募的管理人，而“新鼎明文化”系管理人的关联公司，“方军”、“陈杰”系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彼时，《九民纪要》已经发布，但浙江当地法院完全未提及《九民纪要》的任何规定。可见，浙江当地法院在处理私募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效力问题上，采取的是最严格的尺度。
在(2020)粤0304民初52674号案件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亦采取了类似的裁判思路。
2.深圳中院：以构成借贷关系为由
在(2020)粤03民终20473号案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中，虽然双方签订的……、《回购合同》记载了……，但是从涉案合同的整体内容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看，双方之间达成的是借贷的合意，兼之XX公司在合同中作出承诺保本及固定收益的承诺，故涉案合同虽名为基金合同，但涉案基金违反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合同实际上不符合私募基金合同的实质要件，当事人之间成立的是借款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深圳中院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回购协议的效力，而是似乎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协议项下应构成借款合同关系；这与上文提到的(2021)沪0115民初24875号案件（同样涉及借贷合同关系的确认）的裁判思路存在本质的不同。
五、变通思路：如何防范基金份额回购协议的违规/无效风险
1.由“第三方”提供回购承诺
在(2020)沪74民终1045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金融机构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出的刚性兑付承诺当然无效，但法律并未禁止第三方对投资人作出兑付承诺……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审认定XXX作出的兑付承诺在其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又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粤03民终21711号中指出，
“……XXX公司既非基金管理人，也非基金托管人，亦非基金销售机构，其是作为第三方与XX签订《回购协议》。涉案《回购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XXX公司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协议和承诺履行义务……”
那么，应如何确定“第三方”的范围？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2年发布的《私募基金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思路。其中提到的“第三方”范围如下：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控人、员工或关联方，销售机构、投资标的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实控人、员工或关联方等基金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主体。笔者认为，为最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出现的违规风险及合同无效风险，该“第三方”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方之间应不存在任何委托持股或其他间接权益关系。
2.在投资人之间达成回购协议
在(2020)浙民终548号案件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关于案涉基金合伙份额回购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结论。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合伙份额回购的约定，是XX、XX分别作为XX合伙企业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就XX公司的投资保障所达成的协议……另外，XXX以合伙份额回购约定违反私募基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为由主张约定无效，该主张缺乏依据。《合伙协议》《承诺函》《标的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支付协议》中关于合伙份额回购的约定，对XX公司具有约束力，其应依约履行。”
又如，在(2020)沪74民终289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实质为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之间因对赌协议触发有限合伙企业份额的对内转让关系。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合伙人之间的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对赌内容未违反《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利润和亏损分配原则，也未违反《暂行办法》第15条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的监管规定，未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之情形，故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
笔者提示，这类基金投资人之间签署的回购协议，应当独立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方，也即在监管之外的平等主体之间达成有关回购约定；否则，一旦涉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主体的利益关系，仍可能引发协议无效之风险。
3.在投资人盈亏已确认的情况下达成回购协议
在(2021)沪74民终546号等系列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回购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基金赎回阶段签署，并非在合同缔约过程中签署，结合《回购协议》的相关内容，可以视为在被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实现投资目的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相关补偿事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
在基金赎回阶段，因投资人的损失已经确认，由管理人与投资人签署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或许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约定；但笔者提示，由于回购协议签署时点的真实性较难确定，这种安排仍然可能面临一定的违规和处罚风险。
4.以管理人或基金违约事件为作为回购条件
在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尤其是涉及国资背景LP（例如引导基金/母基金）的情况下，LP可能会要求针对管理人或基金违约的情形下赋予LP提前退出的权利（退出方式可包括基金份额回购）。当然，违约情形不能包括投资本金受损或预期收益无法兑现等事件。
在契约型基金领域，类似的回购协议之效力同样可以得到法院支持。在(2020)粤03民终21711号案件中，案涉《回购协议》被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其中约定的一项回购条件为：投资人将投资款支付到契约型基金指定账户之日起，且契约型基金成立满24个月后的15个工作日内，契约型基金未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向投资人分配本金及收益。上述回购条件并未与投资本金和收益之兑现直接挂钩（即不涉及刚性兑付），而是强调管理人能否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相关分配。
此外，笔者建议，在设计回购条件的时候，列举的违约事件应尽可能具有较高的严重程度（避免过于轻微）；同时，建议同时设置宽限期纠正条款，在宽限期届满后投资人再行使回购权更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5.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回购安排
在(2021)沪0115民初24875号终审判决中，案涉回购协议为一份《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约定了无条件回购条款，只要原告持有转让的基金份额满167天对应日的前10个工作日之前向被告申请回购，被告须无条件按照XX的转让价款回购；且即使原告未在上述时间内申请回购，在涉案基金到期时，被告也须无条件按照上述金额回购……”
形式上，上述协议没有任何关于保本保收益的明确承诺，但投资人有选择在特定期限届满后、要求管理人或关联方无条件以固定对价回购基金份额的权利；本质上，该约定与借贷已无任何差异。如上文所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认为该案的回购约定因构成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同时本案应按照借贷合同法律关系来处理。
而在(2020)粤03民终20473号案件中，案涉回购合同中同样有关于特定期限届满后、相关方应无条件回购投资人所持基金份额的类似约定；但同时，相关方在回购合同中已作出保本及固定收益的承诺，在此情况下深圳中院仍然将案涉合同认定为借贷合同。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回购协议具备借贷关系的外观后，协议的效力或许能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无论是作为虚假意思表示背后的隐藏行为，还是直接被认定为借贷合同）；但由于借贷安排与刚性兑付安排之间的界限模糊，且鉴于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不统一，此类回购协议的无效风险仍然无法完全、有效地得以规避。更重要的是，对于执法监管机构而言，恐怕其无动力也无能力辨别相关回购协议背后的实质。因此，违规和处罚风险依然存在。
六、结语
笔者认为，基金份额回购协议，未来仍然将会是私募基金领域最为常见的法律文件之一。为了防范有关违规和处罚风险，以及潜在的无效风险，相关方有必要提前做好评估，并采取最为合规和妥善的方式设计有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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