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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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骗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出国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编织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教育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文化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19.03%,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17.8%.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措施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家庭教育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股票也是一种有价证券。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处理股票受贿案件，有两个法律问题需要明确加以解决。其一，是股票能否成为贿赂的内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股票的，能否认定为受贿性质：其二，是如果股票可以成为贿赂的内容，那么，对收受股票的行为，又该如何认定其犯罪数额。
股票是股份公司发给股东的对公司财产拥有所有权的凭证，是股东籍以取得股利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它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股票自身没有价值，它仅仅是股东籍以取得财产所有权、领取股利的一种凭证；其二，股票有一定的价格，它可以在规定的场所通过买卖或者转让，给股票持有人带来财产收入；其三，股票持有人的股金投人是不可赎回的，它有别于一般的有价证券。
根据股票的性质和特征，股票可以成为贿赂的内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股票的，应认定为受贿，其理由是：（1）我国法律一直将股票作为财产纳人刑法保护范畴。（2）股票是一种财产性的利益，它可以派生出财物或者金钱，可以金钱来计算价值。虽然股票本身没有价值，但是，股票的所有者可以凭此在规定的场所转让，它可以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形态，给股票的合法持有者带来定期的收益，增加其财产。（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股票，可以为其增加财产收入，与其直接收受财物无本质的区别。数额较大的，应以受贿罪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股票，从表面上看，行为人似乎有风险投资的一面，且呈现不确定的价值形态。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行为人没有股金投人而凭此获取财物，这是客观事实。
司法实践中，怎样认定股票受贿案件，根据本法第l86条、本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应把握以下问题：
1、该股票必须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行的，而非伪造、变造的股票；
2、行为人收受该股票后，无论该股票价格是否涨跌，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
3、正确认定股票的数额，即股票的价值数额。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千问题的解释》（l992年l2月ll日）精神计算：
（l）对收受尚未批准上市交易的股票的，原则上按股票的票面价值认定。如已另外分得股利的，还应同股票票面价值一并计算，如果行为人收受股票后转让的，应按行为人的转让价认定。
（2）对收受已经批准上市交易股票尚未转让的，原则上其收受股票当日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收盘价格认定。如行为人收受股票后，取得股息和红利的，还应一并计算；如行为人收受股票后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应按其实际转让价认定。
4、无效发行导致受贿股票的失价性对犯罪认定的影响。
《公司法》第139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发行新股的决议后，董事会必须向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比政府申请批准。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由此可知，已经发行在外的股票随即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同时失去其价值。这种无价性对股票的持有人会造成何种影响呢？
（1）股票失价与善意持有人的债权取得。善意持有人是指因不了解发行真相而购买了无效的发行的股票的所有人（持有人）。由于擅自发行的行为使股票记载的权利落空。股权的丧失这一法律事实既导致了股票发行关系的终止，同时也导致了支付了对价的善意持有人与股票发行者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即擅自拔行股票的行为对善意持有人手中的股票性质此时也发生了变化：由股权凭证变为债权凭证，债权人可以据此向债务人请求返还股金并赔偿损失。至于受贿人，由于在获得股票之时并未付出对价，擅自发行的无效行为对其并未构成侵权或造成损失，另外，侵权行为之债的不可转让性，使得受贿人虽然因最初的继受取得占有了股票，却因为不是直接被侵权人而不能当然获得债权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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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象不能犯的几种情况，刑法规定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擅自发行股票而导致股票失价使受贿人获取钱财的目的落空，这种现象被刑法理论称之为对象不能犯，（1）受贿人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前索要和收受股票的，因双方互有期约，受贿人按此完成了谋取利益行为，应当定为受贿罪（未遂）。但是，当受贿人在收取贿赂后、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前，知悉了股票发行真相，未给行贿人谋取利益或按正常方式办理事情（未枉法），定受贿罪（未遂）显然不妥。我们认为，鉴于受贿人在犯罪活动开始后，主动停止了犯罪，尽管主观上的动机是产生于对财物追求目的落空，但毕竟末产生任何犯罪结果，对此定为犯罪中止是适宜的。（2）在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后收受股票，则不能简单地一律按受贿罪（未遂）对待。凡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而索要股票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而事后收受股票的，应按犯罪未遂对待。因为这两种行为所表现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前者以办成事为获取股票的理由；后者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要目的除受贿之外别无其他解释。职务范围内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而于事后被动收受股票，不应按受贿定罪。因为，行为人在收受股票前已经完成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属于正当的职务行为；事后收受在行为人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即对股票所代表的预期收益权的追求近乎于放任状态；股票失价性，使收受财物不能实现，而此种情形发生在行为人主观放任范围内，故不应接受贿罪处理。当然，这不等于承认行为人收受股票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可以比照相近的情况，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决定》中的有关规定处理。需要指出的是，对特定行为人，如国家证券主管机关和权力及于证券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论何种情况或何种原因收受擅自发行的无效股票均应接受贿罪论处。
（3）关于无效发行的事实对于公众补偿的问题。擅自发行股票行为的暴露常以贿赂犯罪的揭露和处理为开端。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常从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不承认擅自发行为无效发行，进而对股票价值作虚拟的维持，与之相联系，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就难以明确。我们认为，擅自发行的股票在其无效性被确定后，公众持股者丧失股权转而得到的是债权。从另一方面讲，发行人即募集人对其发行时的股票价值负有担保义务，发行人对其发行股票的价值同时丧失抗辩权。因此，对擅自发行股票作无效认定，并不因此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相反能促进已经变化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关系中来，确保股民获得及时的救济，同时对于正确处罚犯罪亦有积极意义。
5、正确认识转让方式对犯罪认定的影响以股票为内容的贿赂犯罪中，通常由行贿人将一定数额的股票交付受贿人并由受贿人收受。如此完成的贿赂，实际上是股票转让的过程。股票转让因记名股票与无记名股票的区别，分为交付转让和背书转让，交付转让即无记名股票可视为种类物，其转让仅需将股票交付相对人，即产生法律效力；背书转让即股票持有人将转让的意思表示记载于证券背而的转让行为。我国《公同法》第145条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记名股票的转让，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若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由此可以看出，在股份转让问题上根据物权变动原理，实行公示和公信原则，将无记名股票作动产对待，以交付行为作为公示方式，以交付（占有）的事实表现出公信力；将记名股票作不动产对待，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并由此取得登记公信力，按照物权变动之公示公信原则，即便股权事实上已经变动，但未实行公示的形式，仍然不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反之，如果形式已经履行变动手续，但事实上并末变动，仍然发生变动的效力，一般情况下，行贿人出于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将无记名股票付给受贿人，且该股票具有其票面权利的经济价值，即完成行贿行为，与此同时，其相对人若给予了某种利益，则构成受贿罪。但是，如果以记名股票行贿，通常要将受让人姓名或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这里就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受贿人收受股票后，行贿人并未办理相应登记。原因有两个，一是受贿人对是否最终收取股票持犹豫态度，比如，看看是否别的人也收了，等等。如果没有形成实际的收受，不应定为受贿，可以照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决定》第3条第5项以其他形式和名义收受礼券办理，与礼券性质相似。二是受贿人的原因而未办理登记。如果受贿人与行贿人互有期约或受贿人索贿的应构成受贿罪，除此之外不应接受贿罪处理。第二种情况是受贿人实际办理了登记。这也有两种表现行为：一是受贿人以自己或亲属和其他第三人名义办理了登记，说明收受人已经取得股权或着行使了处分权，应按受贿处理。二是行贿人或第三人自作主张，用其他人名字办理登记。若此事本人知道而未表示异议，应视为本人对股票的处分，按受贿罪对待；若此事本人不明知或知悉后表示异议的，则不能将此登记转让行为视为受贿，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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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票盈利性和风险性对确定受贿数额的影响（1）通谋——给付对价的收受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一个时期，原始股被认为最容易赚钱而成抢手股票，有的公司用配送给领导人这类股票为谋取利益铺路。除了无偿赠送之外，由于某种原因收受人也有时给付一部分对价。如：溢价发行股票面值给付价款，除去购买人应支付的发行成本而按票面价值付款，还有的行贿人对受贿人承诺如果不能实现预定股利则给予补偿，等等。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收受人收取股票的实际价值与其给付价款之间的差价是一种利益取得，应将该差价计为受贿额。另一种观点认为股票上市交易，其价值运动表现的是股票面额与股市行情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收受人付出了票面额与股票价值的款项，其盈利部分是合法的，我们倾向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看到两种独立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联接点，即如果行为人之间具有通谋性，包括双方通谋，通过第三人（证券商或交易所）共谋和行贿人确保受贿人主观上达到了明知的程度，从而证明了受贿人不等价收受股票的非法盈利属于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对此应将收受股票的差价部分与股票交易盈利部分合并计为受贿额。
（2）不当得利——未付出股本却获得盈利的受贿行为的对象。在股市盈利的前提下，受贿人只获得盈利，股本金被行贿者收回，这种不当得利应计为受贿额，股本金则应作为犯罪工具追缴。
（3）实收股本——股票亏市时确定受贿额的基础。由于股票交易风险和亏损的客观性及同一范围内的普遍性，在股票亏市的情况下，应按收受股票当时的股本金确定受贿数额，不宜将收受股票投人股市数额重复计算，更不能将亏损列为损失而加重处罚。以避免与挪用公款（包括挪用公款炒股）或贪污行为相混淆，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回答于 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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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斡旋受贿，收受股票的受贿如何认定
您好，间接受贿又称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收受股票的受贿如何认定：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的，其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2、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3、股票己上市且己升值，行为人仅支付股本金，其“购买”股票时的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认定为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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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票能不能持有主要看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盈利情况及公司，那么不妨继续持有或趁低吸纳，如果该公司一直属于绩差垃圾股，那么受贿事件可能影响偏坏，有可能雪上加霜，对这种风险型的公司不宜长期持有，应该找机会置换成绩优或有成长性的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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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办学体制上，我国教育的主流是政府举办的，公办教育体系覆盖全国，包含师资在内的教育运行所必需的各项资源都是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的方式加以配置。师资队伍往往由公办师范大学统一加以培养，毕业后通过国家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后，获得事业单位编制，政府根据编制的数量予以全额财政拨款。写到这里，教师收受红包的深层根源已浮出水面。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并且也通过各种措施力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最终的结果却难尽人意。因为办学方式的政府垄断，决定了教师的身份是国家公职人员，代表政府公权力对未成年人施以教化。虽然民众有教育的需求，社会上也有能依靠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满足这些需求的人，但需求者和有能力的供应者并没有在自由市场中发生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公立学校的生存并不依靠于市场。既然生存由国家来担负，那么实际上就不太可能为受教育者和家长一方负责，也就是说，教师在教育中必然是对上负责的，缺乏教育服务意识。
而从受教育一方来说，在公立教育制度下，教育是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分配给民众的，学界和媒体对教育“公益性”的强调也越来越强化了人们对教育作为“公共品”的认知，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然而俗谚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不仅是因为用于义务教育的钱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还因为，人们在享受教育福利的同时也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这里面有着逻辑的一致性。这个自由选择权的剥夺是以“教育公平”的名义出现的，教育公平既是政府实施教育配给的价值依据，同时也是政府教育垄断想持续的话所必须兑现的承诺。但这里的公平只能是表面的公平。真正的公平，是不一样的人受不一样的教育，做到这样的前提是能够全面充分地把握民众的受教育需求，而这一点政府是无能实现的。而且因为长期平均主义观念的文化浸染，人们对“不一样”也具有某种抵制的心理，更容易相信“一样的”才是公平的。于是，限制择校，所有人都在家庭所在地接受教育，就被认为符合教育公平原则，教育公平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话语就是四个字，就近入学福利是有了，但受教育方不能用脚投票，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强制性的教育安排，这意味着他们同时也丧失了对学校教育进行实质性评价的可能。当师资是政府以权力进行配置时，对于那些有能力对教师来说，提供给他们铁饭碗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政府定价的教师薪酬无从反应真实的教育价格，水平高的教师如果放置于市场化的环境下，很可能比现在的收入要多，而现在只能接受既定的薪酬，通过一步步的职称晋级来实现收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理性的自利人，必然要利用现有的制度缺陷去谋求弥补损失的方法，收受红包也就势在必然。而对于那些能力差的教师来说，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实际上对他们起到了一种庇护的作用。有人试图对教师收受红包行为多些同情式理解，认为红包起到了某种安抚的作用，比如有这样的说法，“公立学校的教师工资并不高，幼儿园的就更惨了没有补课收入。每逢教师节家长奉献一点也是应该的。毕竟公立学费不是市场价格、市政补贴很多。”这种观点可以阐释前一种情况，没有涵盖后一种情况。因为如果真正开市场竞争的话，水平低劣的老师可能连从教的资格都没有，即使有，因为其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的低下，购买的需求也不一定高，其在教育市场中的收入未必高于现在。这提示我们，对于教师收红包现象的同情式理解，不能失去边界。这部分教师本该被淘汰，然而制度的保护下他们有了铁饭碗，不但混迹于教师队伍，而且还寻起了租！显然，这里教师收受红包的不道德性是十分凸显的。
一是对廉洁自律认识不足。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廉洁自律主要是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领导干部处在最基层，没多大的权力，缺乏滋生腐败的土壤，强调廉洁自律是小题大做;有的认为廉洁自律在基层只是一些小问题，过于认真，会影响团结;有的则认为廉洁自律完全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问题，忽视了组织监督制约的必要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致使一些单位和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廉洁自律工作重视不够。
二是廉洁自律工作不到位。有的单位没有把廉洁自律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虽然把廉洁自律工作纳入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的主要内容来考核，但由于指标体系不太科学、完备，其结果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被考核单位的工作情况，考核结果一般没有与领导干部的奖惩、任用挂起钩来，致使廉洁自律工作基本上是抓与不抓、抓得好与抓得差一个样。对一般领导干部存在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违反财经纪律、生活奢侈等问题的处理规定，大多是照抄上面的，针对性不太强。
三是机关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客观说，由于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思潮的日益多元化，一些领导干部为政不廉，不注意形象，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钱都敢花，什么东西都敢要，热衷于请客送礼、公款吃喝、打牌玩乐，甚至赌博;有的领导坐豪华车、以公车私用，亲自驾车为时尚;有的领导以考察名义公款旅游，进行高消费娱乐，总认为是“生活小事”;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超标准招待不说，还要送礼，唯恐上级领导不高兴;有的办事不公正，不讲原则，不讲宗旨讲票子;有的办事不廉，利用手中权力“吃、拿、卡、要”，甚至贪污受贿，腐败堕落，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据统计，2008至2009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57件62人，占查办案件总数的30.5%。有的党员领导工作热情不高，敬业精神不强，作风上拖拉懒散，浑浑噩噩;有的要求不严，工作标准不高，不图有功，但求无过，攀比待遇，意志消沉;有的人工作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避难就易，为官一任，一事无成;有的人不求干事，但求名利;有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干部看到别人快速致富，眼红心热，借子女之名经商开店，借朋友之名推销、摊派，更有甚者，捞点外快，私下里进行权钱交易。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工作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对工作落实抓的不够，只是一般号召，而没有具体指导，更没有督促检查，忙于交际应酬，搞文山会海，成天泡在会议里，漂在酒桌上，迎来送往，哪有什么时间说“抓经济、搞建设”;有的对待上级的决定和指示，不是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有针对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照抄照搬，依葫芦画瓢;有的只擅长嘴上功夫，夸夸其谈，牛皮吹上天，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有的忙于走上层路线，千方百计挤进上级领导的社交圈，结果是身离领导近了，心离群众远了，市场上当了外行，官场上成了内行。
四是对廉洁自律监督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手段少，效果不佳，是廉洁自律工作中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搞“庸俗团结”，会上只讲成绩，不谈问题;只讲工作，不谈思想;只讲集体，不谈个人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即使开展批评，也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往往是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一些地方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时，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不合意的就变着花样应付或干脆不执行，缺乏严肃性。有的对明知不好的现象熟视无睹，待到成风又束手无策。比如：对本单位领导干部参与赌博问题，小打小闹时放之任之，等到发展成风，又无所适从。一些地方群众受经济生活的影响，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案件漠视，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举报;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不好，致使群众对干部缺乏信任，因此不愿意举报，使有影响的案源大量流失。
二、当前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原因
一是学习不主动。有的领导热衷于学习政策理论，而对于有关廉洁自律方面的知识学习抓而不紧，对廉洁自律方面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致使廉洁自律意识不强，甚至损害了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损坏了党的形象。
二是自律意识不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奉公思想不端正，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淡忘了党的宗旨，奉献精神衰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恶性膨胀。从被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不廉洁的案子来分析，问题就出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对个人要求不严，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毫无顾忌大肆攫取。比如，有的领导干部组织上给他配备了标准的公务用车，但他就是要讲排场比派头，超标为自己配备小汽车。还有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自己身为领导干部吃点、喝点、拿点不要紧，上升不到腐败问题。”而事实告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甚至犯罪，往往是从吃点、喝点、收点等小事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突破，胃口就越来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壮，久而久之，就会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这样的教训值得深刻记取。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怪现象，“笑廉不笑贪”，认为廉洁的人没本事，贪点、收点不算啥，这种现象对我们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极为有害。
三是制度不完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制度健全，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完善，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从查处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除了其本人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完善所致的。比如我们在治理“官本位”的问题上，方法不多，制度不严，致使有些领导干部受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影响较深，自己一旦升迁就玩起了“夫荣妻贵”、“光宗耀祖”那一套。于是，他们平时忙于日常应酬，放松学习，疏于管理，特权思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开始萌生作祟。部分意志薄弱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政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为满足超前的高消费，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其自身违纪违法的同时，也影响和带坏了家庭成员及身边工作人员。
四是监督不力。监督机制软化，监督不力，使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纠正。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以致独断专横，不守纪律，廉洁自律方面的制度形同虚设。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工程建设，搞暗箱操作，收受贿赂，敛取钱财，下面的干部照着领导的“套路”干起了违法乱纪的事。这样一来，就使得群众的民主政治观念淡化，畏惧监督;班子成员内部求和，回避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难以监督。
五是惩处不严。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对本单位存在的不廉洁行为捂着、盖着，有的一把手故意“揽过”，尽力为班子副职开脱，有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违纪当事人不进行严肃处理，更谈不上对失职领导进行责任追究;一些单位一把手本身有问题，担心对下属处理后会捅自己的漏子，故而不去惩处。
三、对策及建议
第一，用强化教育筑牢自律防线。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学习教育，加强多层次培训工作，做到“廉洁风”常吹、“预防针”常打、“警示钟”常敲，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一是要强化政治思想教育。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坚定信念，增强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二是要强化党纪法规教育。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纪规定和法律法规，增强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要强化思想道德教育。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八荣八耻”，树立新风尚，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表率。四是要强化警示教育。用查处违法违纪典型案件以案说法、以案说纪，教育党员干部在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上保持清醒，带头干净干事。五是要强化先进典型教育。要继续以争创勤廉兼优领导干部等活动为载体，评选树立先进，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领导干部，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
第二，用约束手段遏制腐败行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用制度约束其用权行为，重点做好下面四个方面：一要善于把握重点，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凡涉及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按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对那些过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败的权力要严格规范、合理配置和科学分解，使分解后的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减少或杜绝在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二要实行全程监督，把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作为重要的监督环节。事前监督，首先要抓好决策民主化，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其次，要确定重点，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把拥有执法权、行政审批权、人事权、财权的个人、部门作为重点。再次，要拓展监督空间，实施全方位多层面的监督和全程监控。三要努力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监督的网络。首先要切实发挥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教育功能，着力提高党委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其次要建立领导干部相互监督责任追究制度。领导班子中，如果有领导干部发生严重问题，不仅要处理当事人，也要追究党政领导及相关领导成员的责任。再次，要畅通群众举报专线，建立群众举报中心和信访约谈、提醒制度。同时要充分利用舆论监督的作用，为他们的有效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揭短亮丑，以达到“一人曝光，警示一片”的社会效果。最后要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上级要求的个人收入申报，授受礼品登记收缴等廉政规定，要认真抓好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