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环节和各项运行职能的基础；行政决策是行政领导者的首要职责和发挥才智的舞台；行政决策的正确与否是行政管理成败的关键；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促进整个行政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 [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一、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达到经济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断得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基本适应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不断调整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机制，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和谐。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两对基本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出现了新的、先进的生产力的时候，原有的生产资料、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变成了先进生产力存在和发展的桎梏，就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表现为阶级斗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政党，通过革命或改革，建立适合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和谐”是有条件的，它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谐”也是相对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打破旧的和谐，再解决不和谐，建立新的和谐，永无止境。社会就是在“和谐——不和谐——新的和谐”的动态过程中发展的。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循环往复，就是社会基本矛盾不断运动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和谐”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局部显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虽然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还存在着矛盾。从深层次看，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和谐”，实质上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造成的。所以，构建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必须不断地调整、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环节，建立和完善适合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底蕴和最高境界。
在实践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我们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严峻挑战，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以人为本和全面的发展倾向。在战略意义上，“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
二、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达到政务和谐。政务和谐，是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发展先进政务文化，关系到政府形象、行政效率、社会稳定等大问题。从总体来讲，我国的政务和谐有一定基础，但是，有许多问题还很突出，政务不和谐而影响政权有效运作的地方还很多。例如，如何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仍是一个难题，有些部门行政效率低下；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以邻为壑，互相封锁，形不成合力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有少数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了解下情，工作作风飘浮，造成决策失误；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政务活动失去了群众基础和公信力。对上述这些政务不和谐现象，应从提高执政能力的高度和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去改进我们的工作，发展先进政务文化，努力构建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
在当前，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方面。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思想，从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再到和谐社会，这一系列思想都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今天执行的大多数政策，是在新思想提出之前就制定了的，更何况在制定某些政策的时候，没有能够摆脱以前发展模式的干扰。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政府首先应该对所有的社会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另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和谐社会则需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要考虑政府如何进一步地转型。有专家认为，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企分开，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虽然做起来也有一定难度，但在理论上还是明确的。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特别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到底应该解决哪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而且，现在首要的问题还不是政府应该干什么，而是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现在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与政府该负的责任没有负有一定关系。像义务教育的问题、看病难问题，是不能简单地推给市场的，该政府管的必须管起来。
三是以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达到阶层和谐。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所代表的利益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无论社会分工多么复杂，人民的内涵如何丰富，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始终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无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公务员、公司职员、民营企业家或者农民工，只要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合法权益就都应当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在大家共同管理国家、共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局部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包括经济利益的矛盾，还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生存空间利益等各方面的矛盾。国家作为全体利益的均衡者、调剂者，必须充分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实现不同社会成员、社会阶层之间的融洽相处、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
中国新的阶层分化已渐成轮廓。领导干部、一般职员、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蓝领工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户生产经营者、劳工阶层、自由职业者、军人集团等。这众多的社会阶层，其各自组成成员的职业、身份、利益、偏好、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很不相同。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各有各的活动领地，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各有各的谋生手段。这种阶层划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客观必然性。从利益关系方面来讲，各阶层成员之间有相容互补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矛盾性的一面。这些矛盾如果不及时加以协调和化解，任其尖锐和激化，阶层利益摩擦就有可能演化为阶层利益对抗，最后导致阶层冲突的严重后果。就全国而言，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动迁户中的困难群体、落后地区的低收入人群等，政府的公共政策在利益分配上应向他们做进一步倾斜。
参考资料：http://www.hzqwdx.com/show_article.asp?id=58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从体制和制度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和基础性作用，凡市场能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去做；中介组织能做好的，就由中介组织去做；都做不好、做不了的事才由政府去做。要大力培育我省的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将居民自治范围内的事交给居民自己办理，实行“一站式”服务。使我省的各级政府尽快地从大包大揽、无所不管的全能型、统治型政府转变为有所作为、有所不为的治理型、服务型政府。要显著改进政府的办事制度，逐步使政府成为各类社会组织中效率较高的机构之一。要清理和排除制度性低效率，如大量不必要的行政性审批，进一步简化审扣；环节和审批程序，要在能由市场调节、企业自主或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审批事项上坚决退出。进一步完善提高政府效率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精简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乡镇政府，要下大力气进行消肿，消除人浮于事带来的效率低下和腐败现象。为市场和公众高效地提供信息和服务，为市场经济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二、强化政府作风建设，加强制度创新，坚持按规矩办事。强化政府内部管理规范，严格依法行政，优化管理要素，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包括首问责任任制、否定报备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强化监督机制，严肃行政纪律。不断提高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综丰广素质，注重法律思维的培育。尤其是使责任意识成为公务员的自觉要求，使公务员树立“公共意识”，提高公共管理的责任感，政府行为不规范不仅造成腐败现象的产生，而且人为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必须进一步力口强政务公开，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一切按规矩、按程序办事，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人为阻力。
三、加强政府绩效管理。要通过制度创新，借鉴先进的经验和方法，在我省建立有效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考核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业绩、效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和效能，建立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机关的业绩、成就和实际工作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政府绩效进行改善和提高。要积极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求，制定对政府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的全面考核标准，而不能单纯考虑经济指标。具体包括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还包括有关职能部门的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经济责任、重点建设项目、公务员管理与队伍建设，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的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工作效率、公务员效能投诉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内容。要制定对政府绩效评估的各种法律、法规，使绩效评估成为对政府机构的法定要求。要建立与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机构，除各政府部门根据预先确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自我评估外，还应建立一些独立机构，避免部门自我评估可能产生的“报喜不报忧”和评价失准现象。要建立绩效评估科学、规范的标准体系，使之具备可操作性。对政府的绩效评估中要建立相关制度，逐步建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的外部评估制度，以便让人民群众更广泛、更有效地监督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将政府绩效管理与电子政务有机结合起来，能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
四、进一步积极稳妥地加强电子政务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对电子政务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电子政务等同于政府上网，而要看作是一种技术与体制的有机融合，甚至是全方位提高政府效率的革命，要使我省的电子政务向电子监控发展。各地要对网络平台、业务系统、数据库建设等进行统一规划。按“监管、效率和服务”的先后顺序排列业务、系统建设，精心选择自己的发展重点，要特别注意服务导向，通过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带动政府业务流程重组。要坚持需求导向，注重实效，防止盲目怀，防止简单复制，防止重复建设，防止一哄而上。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要研究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多样化和社会化的经验，研究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下的有偿服务经验。要从实际出发，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小步快跑，逐步推广。要使电子政务成为我省各地的“一把手”工程，由于电子政务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做好统筹协调的工作，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情况，避免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使我省的电子政务建设建立在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