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主观：
收受贿赂的量刑标准是：（一）受贿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受贿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法律客观：《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刑法》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一、受贿罪立案标准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赌行为而使国家或者杜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有关犯罪数额“不满”，是指接近该数额且已达到该数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二、犯罪构成
1、犯罪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本条第2款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的规定。这种发生在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受贿，理论界称之为经济受贿。本款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关于在经济往来中禁止收受回扣和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交往、商品交易中，如果需要给买方优惠，可以采取明示方式给对方价格折扣，不能采取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方式，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帐。所谓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的形式。
所谓明示和入帐，是指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营收入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
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
所谓帐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物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包括不记入财务帐、转入其他财务帐或者做假帐等。
在经济交往中，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
手续费，是指在经济活动中，除回扣以外，违反国家规定支付给有关公务人员的各种名义的钱或物，如佣金、信息费、顾问费、劳务费、辛苦费、好处费。根据这些规定，收受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应以受贿论处。
2、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益，而无受贿意图，后者以酬谢名义将财物送至其家中，而前者并不知情，不能以受贿论处。
3、犯罪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侵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4、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从受贿罪的客观行为来看，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1)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
索贿是受贿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行贿人索取贿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迫使当事人行贿。鉴于索贿情况突出，主观恶性更严重，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收受贿赂更为严重。因此，本法明确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2)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收受贿赂，一般是行贿人以各种方式主动进行收买腐蚀，受贿人一般是被动接受他人财物或者是接受他人允诺给予财物，而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传统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不成立受贿罪。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据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旧客观说。
旧客观说存在许多问题，如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相符合，与认定受贿既遂的标准不相符合，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相符合，于是有人提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客观要件，而是主观要件(主观要件说)。但这种观点对刑法规定进行了扭曲解释，也容易不当地缩小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因此，我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其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前或者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权换利的约定，同时使人们产生以下认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只要给予财物，就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取各种利益。这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这样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故符合刑法将其规定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种许诺，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故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是受贿既遂，而不是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当他人主动行贿并提出为其谋取利益的要求后，国家工作人员虽没明确答复办理，但只要不予拒绝，就应当认为是一种暗示的许诺。许诺既可以直接对行贿人许诺，也可以通过第三者对行贿人许诺。许诺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虚假许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或者职务条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又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虚假承诺构成受贿罪是有条件的：其一，一般只能在收受财物后作虚假承诺；其二，许诺的内容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联;其三，因为许诺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约定。
受贿行为所索取、收受的是财物，该财物称为贿赂。贿赂的本质在于，它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的、作为不正当报酬的利益。贿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具有关联性，职务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其地位应当作为公务处理的一切事务，其范围由法律、法令或职务的内容决定。职务行为既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贿赂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是指因为行为人具有某种职务，才可能向他人索取贿赂，他人才向其提供贿赂。不仅如此，贿赂还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的利益，它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即贿赂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不正当报酬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职务行为时不应当索取或者收受利益却索取、收受了这种利益。贿赂还必须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利益。
本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财物是指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能够转移占有的有体物与无体物，属于财物自不待言，但财产性利益也应包括在内。因为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估价，而且许多财产性利益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经济价值，没有理由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财物之外。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将能够转移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至于非财产性利益，则不属于财物。虽然从受贿罪的实质以及国外的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上看，贿赂可能包括非物质性利益，但中国一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这就决定了要将受贿的认定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将非财产性利益视为贿赂，则扩大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因此，在目前还不适宜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
三、受贿罪量刑标准
受贿罪的量刑问题与贪污罪基本相同。以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
1、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l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矛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恶劣；行为人既贪赃又枉法；受贿行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贿后又参与、支持其他犯罪活动：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拒不坦白退赃；在对外活动中，向外商索贿受贿等。
情节较轻，一般是指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没有给国家或集体造成严重损失；案发后坦白交待事实经过，并退了赃款；或者有自首、立功表现等。
5、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
四、对犯罪的认定
（一）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的认定
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因此，这一规定包含了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的内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职权孕育的结果，两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与行为人拥有职权时间的长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况下，职位的丧失并不直接影响行为人地位便利条件的消失。所以说，当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虽职权丧失了，但因原有职权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条件，不会即刻消失。这就为该类人员变成受贿罪主体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注意以下问题：
1、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才能以受贿罪论处。因此，已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受贿行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2)这种便利条件，必须是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完成的。这种便利条件与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至于该利益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以及是否真正谋取到了利益，均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4)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价值或使用价值，必须达到5千元起点。至于本人从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财物，是否真正归本人所有了，并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2、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系行为人不违背原职务的行为，则不论何种原因受贿未遂，均不宜追究离(退)休人员的受贿责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系行为人违背原职务之行为，则不论何种原因受贿未遂，也应追究离(退)休人员的受贿责任。
3、请托人给予行为人的贿赂，应当是离(退)休人员所要求互相约定的财物。如有不同，行为人收受后，或请托人未按约定的期限给付行为人贿赂的，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4、行为人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未向请托人要求或约定贿赂，而请托人在行为人离(退)休后出于感谢给予财物的，一般该离(退)休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但是，如果行为人违背原职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明知请托人是因此而给予数额较大财物的，则不因为行为人的离、退休，而影响其构成受贿罪。
5、对于离、退休人员被重新聘用，并依法从事公务中而为的受贿行为，应按受贿罪论处。
6、对于在职时受贿，而离职后为请托人谋利，或者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而离职后索取、接受财物的，应按受贿罪论处。
（二）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前受贿条件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16i3条、本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取得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取得现有职权之前而为的受贿行为，要严格把握。具体来说：
1、要严格把握任职前与任职后的界限。即要以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起为标准区分。即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为的受贿行为，属于任职前的受贿行为；而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包括当日)以后而为的受贿行为，属于任职后的受贿行为。
2、是否依法追究行为人任职前而为的受贿行为，要严格把握，区别对待。关键是看受贿行为与行为人任职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如果存在，则应认定为受贿罪；如果不存在，则不宜按受贿罪论处。具体来说：
(1)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有许诺，但行为人收受贿赂后，在任职后并没有履行职前许诺的，则不构成受贿罪，但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但是，如果行为人收受贿赂后，在任职后履行了职前许诺即为请托人谋取其欲谋取的利益，则应以受贿罪论处。
(2)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有了承诺，但当行为人任职后没有按照职前承诺的内容为请托人谋取其欲谋取的利益，而为请托人谋取了其他利益的，则不影响行为人受贿罪的成立。
(3)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的承诺，行为人任职后应主动履行承诺，但因客观原因末能使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实现的，亦不影响行为人受贿罪的成立。
（三）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受贿案件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163条、本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而无论该亲属本身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五、关于“预约受贿”问题
关于离退休人员事先约定以后收受财物仍以受贿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0．6.30法释（2000〕21号自2000年7月21日起施行）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苏高法〔1999〕65号《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为他人谋利，离退休后收受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罪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关于共同受贿的认定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七、混合主体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罪
所谓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诸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体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那么非国家工作人员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所实施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
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明文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显然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订取消了此条，仅对共同贪污行为有所规定，而对混合主体的伙同受贿问题没有涉及。
我们认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论以及遵循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行为仍可以构成共同受贿罪。具体分析如下：
1、共同犯罪只要求共同犯罪主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可。对照受贿罪，属于故意犯罪类型，只要混合主体的受贿行为符合以上条件就完全可以认定为共同受贿罪。
2、虽然在刑法分则中没有明确对该种行为作出定性，但是应适用总则中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予以认定。这样操作正是体现了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即有特殊规定时应优先适用特殊规定，否则可以适用总则的一般原理。另外基于刑法的基本理论，非身份犯不可能单独实施身份犯罪，但可以与特定身份者共同完成此类犯罪行为。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的混合主体可以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形式之一。
八、刑法修正案（七）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受贿罪适用缓刑的条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的规定：
1、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情节较轻，能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适用缓刑。
2、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万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一般不适用缓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的，且在重大生产、科研项目中起关键性作用，有特殊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必须从严掌握。
3、对下列受贿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
（1）犯罪行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没有退赃，无悔改表现的；
（3）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的；
（4）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
（5）曾因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6）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项和物资，情节严重的。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只有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有人提出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但没有被立法机关所采纳。当然，从本质上来讲，受贿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受贿人之所以有条件收受贿赂，是由于他能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从现有的立法框架看来，除了索贿以外，“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受贿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他人财物，但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者意图的，就不构成受贿罪。
一、立案前退款的认定
（一）因当场无法拒收或未发现贿款，事后及时退还的
如当时的场合不适合拒收贿赂或由他人代收，行为人发现贿款后及时退还的，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仅仅是暂时收下了钱物，主观上则一直处于拒收的状态，没有受贿的故意，不符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很明显不是受贿。
（二）因掩饰犯罪而退款的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这种情况，一般是受贿已有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知道要被追查的消息，行为人迫于即将受到追究的压力，为逃避刑事责任才退还贿款。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受贿的行为，退款行为为掩饰犯罪的违法行为，不仅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其退赃行为也不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同。此种情况下，退还给行贿人或纪检、检察机关的，固然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退还给廉政账户的，完全是出于逃避罪责，不符合廉政账户设立的宗旨，也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这一点也得到不少人民法院判例的支持。
（三）因行贿人索要而退款的
该情形本质上和上一种情况一样，并不属于主动退贿、真心悔过，完全出于迫于无奈、害怕行贿人举报的客观原因而退款的，应予认定为受贿。
（四）因认识转变、真心悔过而退款的
该情形又可分为两类：
1.接受贿赂后及时退款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不是受贿。笔者认为，该款所规定的情况和上述第1种当场无法拒收或未发现、事后及时退还的情况不同，该款应适用于主观上已经接受了贿赂、客观上也实施了接收贿赂的行为，之后主观认识上有个及时转变的过程，认为接受贿赂是不对的，并及时退贿的情况，否则该款条文中“收受”应表述为“接收”，而且如果仅仅是当场无法拒收或不知情而暂时接收下贿款，主观上并没有受贿故意，这种情况明显不是受贿，《意见》没有必要作专门解释。
2.受贿后虽未及时退款，但也没有被纪检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仅是出于主观上担心刑罚、内心醒悟而退款的。《意见》只规定了及时退还和故意掩饰犯罪而退还两种情形，但对于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情形却没有提及。该情形是否认定为受贿犯罪，各方观点不一。肯定说的主要理由为该情形符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后退款行为不应当阻却之前的受贿故意和受贿行为，但在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理。否定说的主要理由是应严格按照《意见》第九条执行，只有符合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才属于不及时退款，才应认定为受贿罪，反之则不应当认定。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认为对及时应作广义理解，只要是出于真心悔过等主观原因，在司法机关查处其行为之前主动向行贿人或纪检、司法机关、廉政账户退款的，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以受贿罪处理，但为他人谋取利益，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或滥用职权的除外。理由如下：
(1)《意见》的出台背景之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意见》第九条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对于及时退款的，不认为是受贿行为，体现了宽容；对于知错不改、故意掩饰的，明确表示不影响认定，体现了严格。而受贿人虽然没有“及时”退款，但毕竟是出于主观上幡然悔悟、真心悔罪而退款，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给这样的人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完全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及时退还的，不是受贿，按照正常的逻辑，第二款应接着规定未及时退款的，属于受贿。但第二款却强调的是为掩饰犯罪而退款的认定。因此，从两款法条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意见》制定者并不倾向于对未及时退还的一定要以受贿罪处理。
(3)根据廉政账户的精神，如果受贿后非因掩饰犯罪而将受贿款退给廉政账户，则可以“不问来源、不记姓名、不限时间”，一律视为拒收贿款。虽然对于廉政账户也有不少争议，但目前不少省份仍在执行这一制度，客观上对于挽救失足人员也有积极作用。既然退给廉政账户可以不限时间，那在法律对未及时退款如何认定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出于掩饰犯罪的目的，未及时退款的不认为是受贿犯罪亦无不妥。
(4)从量刑规则上看，一旦认定为受贿犯罪，即使因主动退贿而从轻处理，一般只能降低一个量刑格（司法实践中，降低两个量刑格处理的情况只有在及其特殊的情况下、经过复杂的请示程序才能成为现实）。这样，主动退贿数额超过10万元的，最终可能要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主动退贿数额不足10万元的，最终可能被判决有罪，开除公职。而现阶段，大部分被司法机关查处的受贿人虽然受贿数额都在10万元以上，但不少都具有退赃、自首等从轻处罚的情节，最终往往也是被判处5-10年有期徒刑。两相对比，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主动改过自新，反而让人感觉退钱是有期限的，一旦过期退了也要做牢，而且这个期限又很模糊，还不如不退，增加了当事人的侥幸心理。当前受贿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没有较好的悬崖勒马的机制也是原因之一。
(5)根据《意见》规定，若要将此种情况认定为犯罪，必定要涉及证明退款及时不及时的问题。关于“及时”的认定，法律上没有严格的期限规定，现实生活千变万化，及时的标准会随着请托事项的不同而不同，如为了某次招投标，钱权交易只要几天就完成了；如果是为了某项工程，这个过程可能要以年计算。而且，对于及时的判断也难以搜集具体的证据，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主观判断，这样不管是行为人还是检察机关对罪与非罪都难以形成一个合理的预期。霍尔姆斯说过：“法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预期。预期法院实际上将会做些什么，此外再无奢求，这就是我要用法律一词来表达的意思”。因此，笔者认为，以退款及时不及时作为判断受贿成立与否的标准也是不科学的，没有体现法律的预期功能，认定的关键在于判断这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的构成条件、该行为的危害性是否达到必须以刑法来追究的程度。在司法机关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主动醒悟，退还贿款，如果没有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利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以犯罪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