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2日，洛杉矶市警察接到报警，发现辛普森以前的白人妻子尼克尔和她的一位白人男友被人刺杀于她的住所门前。经过现场勘察，警方怀疑凶杀嫌疑犯是尼克尔的前夫辛普森。然而辛普森杀妻案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检方自始自终缺少谋杀现场的证明人，也未能找到谋杀的凶器，而且其所列的作案时间表不能服众，许多问题难以解释。最重要的是检方的血迹证据也出了问题。辛普森陪审团在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105份证词后作出了裁决――1995年10月3日上午法庭正式宣布辛普森无罪。
辛普森杀妻案审理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原则。这里仅就其中的主要程序作一个说明。
（1）本案陪审团的组成中体现的程序正义原则。陪审制度是英美法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制度。在法律规定的应实行陪审团审裁的案件中，陪审团在法院的主持和指导下，享有独立参与法庭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法院只有在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后才能行使判决权，而且判决的性质必须与裁决的性质保持一致。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如果裁决有罪，法官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否则，即使法官同意，也不能做出有罪判决。
（2）证据规则中体现的程序正义原则。俗话说“证据是诉讼之王”，但并不是所有的证据法庭都会采纳。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不仅要求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种类与来源是合法的，而且要求收集证据的程序和手段都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即使证据所客观真实的，也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予以排除。在英美法系国家审理刑事案件时，采用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也就是说，陪审团只有在确信证据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时，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即使某些证据被法院采信了，但并不一定就能够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在本案的庭审辩论期间，辩方律师柯克论大打种族牌，在对黑人占绝大多数的陪审团面前，反复引用福尔曼警官的种族主义谩骂和攻击，辩方的另一位律师舍克则重点攻击了警察局技术人员在搜集证据时的马虎，强调证据是如何被污染而不可靠。虽然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证明辛普森无罪，但在黑人占大多数的陪审团中间，它们已经足够能让人相信，检方的证据并没有达到无可置疑的标准。最后，陪审团经过4个小时的审议，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裁决。
程序正义不同于实体正义，它主要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程序，是对法官和当事人的一种形式性道德约束，属于“看得见的正义”。
程序正义原则的确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基于人性恶的人性论基础而主张对国家官员的权力运用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人，人性的本质是恶的，因此谁也不能保证掌握司法权的警察、法官等不滥用权力，这就必然要求设计一种合理的程序对权力的运用做出限制。
二是英美国家的个人主义理念要求对公民的权利予以充分的保护。与代表国家、可以动用国家财政和国家强制力的检查方相比，个人的力量无疑是十分弱小的。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无罪推定”原则、“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等等。
三是对程序的独立价值的发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体上的公正是无法准确把握的，而程序上的公正是可以“看得见”的，因此诉讼程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弥补实体法的不足；二是公正的诉讼程序，可以增强诉讼的理性形象，有利于民主、平等、法治等理念的传播，使判决跟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重。
通过辛普森一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凿证据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寻求案件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也许有人会说，注重程序公正并不必然会导致实质上的公正。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程序的公正从而避免了国家公权力的滥用，才能真正给民众一种安全感。
与英美刑法对程序的重视相比，中国传统的法律理念和制度都是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著名的佘祥林杀妻案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佘祥林因杀妻入狱，11年后“被害人”佘妻突然现身，案件重审，佘祥林被法院宣告无罪重返社会。虽然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不等于不正义”，但是11年的光阴人生又得几个？即使重返社会，这11年的牢狱之灾也将使佘祥林一辈子都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违反法定程序，甚至于刑讯逼供，使得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被随意践踏，人权得不到应有尊重的事例不在少数。这一切的症结所在就是我国注重实体公正、轻视正当程序的司法观念，仅仅把程序作为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而忽视了正当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和重大意义。
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程序正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还是坚持“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不动摇之外，又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规定在讯问过程中实行录音录像等制度都意味着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重视。
1、法律原则的概念：法律原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者本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或者规范，是法律诉讼、法律程序和法律裁决的确认规范。
2、法律原则的适用方式：法律原则的适用不同于法律规则“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出现，而是以衡量的方式应用于个案当中的，因为不同的法律原则是具有不同的“强度”的，而且这些不同强度的原则甚至冲突的原则都可能存在于一部法律之中。
3、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除非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否则不得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没有更强理由，不得径行适用法律原则。
扩展资料：
1、按照法律原则产生的基础不同，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
公理性原则，即由法律原理(法理)构成的原则，是由法律上之事理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原则，例如法律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它们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大的普适性。
政策性原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出于一定的政策考量而制定的一些原则，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婚姻法中“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等等。政策性原则具有针对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2、按照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之覆盖面的宽窄和适用范围大小，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
基本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所适用的、体现法的基本价值的原则，如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法律原则
无罪推定
，又称为无罪类推，是指任何人在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其无罪。其作为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已经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所采用。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出现在1764年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中，由意大利贝拉利亚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无罪推定原则在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中并不相同，但是其基本精神和内涵大同小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条虽未直接写明“无罪推定”，但明确反映了其基本精神，且明确规定了只有人民法院享有定罪权，即在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定罪的生效判决之前，任何被追诉的人都应被认定为无罪。
一、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
现代刑事诉讼法原则中的“无罪推定”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下纠问式刑事诉讼中有罪推定而言的。有罪推定，是指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有罪，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被追诉人，推定其为实际犯罪人。二者是不同社会形态下一对相对的概念，同时也体现了法律制度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相应进步，更加注重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检察机关权力的行使。
有罪推定在刑事诉讼制度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一些现象，如被告人主要作为诉讼客体存在，没有辩护权；被告人是主要证据来源，认罪口供是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为取得口供可以刑讯；审判无须公开，司法和行政不分，控诉和审判不分等等。上述现象归纳总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有罪，一般民众对被追诉人有罪判断严重外化且侵害被追诉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或者对被追诉人的定罪量刑形成消极的舆论引导；（二）在司法机关依法判决确定有罪与否以前，公权力机关侵害被追诉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或者对被追诉人形成有罪预断乃至作出有罪处理。
然而，无罪推定原则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该推定其无罪。具体体现在：（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不得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条件，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避免了将其视为“有罪者”或“罪犯”；（二）疑罪从无；（三）人民检察院只能作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而不能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规范检方的权力行使。它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则：
1.疑罪从无规则。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无罪推定原则对疑案的处理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即在判决的结果上宣告无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护。
2.控方举证规则。即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9、137、140条明确规定了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证明责任在国家司法机关而不在被告人。若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势必又要走回有罪推定的老路，同时也会导致刑讯逼供现象更加屡禁不止。
3.沉默权规则。沉默权规则与无罪推定的人权保障精神及举证责任的归属密不可分。任何人不应成为追诉自己的工具。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反驳控诉的权利，是否同司法机关合作，也体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主体和诉讼主体的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应被拷问或逼供，若其保持沉默，询问就必须停止，而且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得认定其有罪。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但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三、无罪推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在世界司法实践历史中，无罪推定原则虽未明确规定在国家法律法规中，但其在各国法院审理裁判案件时都会有所体现。例如，1994年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曾在美国轰动一时，当时的审理也是一波三折，但是因检方取证过程存在失误，最终由于证据不足无罪获释。该案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至今仍是法学界学习的典型案例。辛普森案主要体现的是美国刑事案件“超越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要求证据要禁得起一切合理质疑的推敲才有效，也就是在法庭审判时，检方若要指控被告有罪，必须提出确凿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其正是无罪推定原则中控方举证规则和疑罪从无规则的集中体现，所以超越合理怀疑标准是无罪推定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全的贯彻落实，近些年不断有过去的案件被平冤昭雪，比如“郑州大学杨波涛案”、“河南赵作海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案”等，这些案件多是证据不足、刑讯逼供的案件，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是迟到的正义绝非真正的正义，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在司法实践中重要性。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无罪推定原则强调的是在确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有罪前应视为无罪，是对其无罪状态的确认，而第12条的规定对有罪或者无罪这样的确定回答有逃避的嫌疑。我国没有完全明确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尤其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和非法证据的摒弃和消除方面的立法亟需完善。
这也体现了法治社会上“宁错放一人，也不能错杀一人”。
司法是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家实现公平正义的源头，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了当前法治社会倡导的“宁错放一人，也不错杀一人”原则，其对实现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无罪推定原则应当尽快在我国法律中予以确立，在司法上应彻底贯彻，这对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参见：
1.杨雄，《杨雄讲刑诉之精讲》，五洲传媒出版社。
2.李俊律师的博客，《辛普森案件判决——“无罪推定”的典型案例》。
1995年10月3日那天，一个平凡又注定特殊的日子。总统克林顿推调了军机国务;国务卿贝克推迟了演讲;华尔街股市交易惨淡;数千名警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美国公民放下了工作，都在等待一个结果。整个国家机器几乎一瞬间停止了运转，所有人都在等待“世界审判”的最后裁决。这场“橄榄球巨星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在长达一年多的沸腾中，最后陪审团裁决:辛普森无罪。
之所有如此结果，是由于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漏洞，最重要的有两点。
(1)勘察现场重大失误
1994年6月12日，洛杉矶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发现两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初步调查，死者为辛普森的前妻和一个白人男子。当时警长决定派出之前的四名警员前去辛普森家通知和调查。这就造成了第一个重大失误。这四名警员，由于去过第一死者现场，便有可能在警靴上沾染了血迹，如此，即使在辛普森家里发现了第一现场凶手的血迹也便有怀疑的可能。其他的很多重要的物证都有被怀疑的可能。
(2)非法搜查
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对执法者的权力是严格限制的。在没有紧急情况下，未有搜查证是不能随意进入私宅搜查的(前两年的周立波持枪藏毒案，正是由于警察的非法搜查，即使证据确凿也是无效的。最终无法定罪而被释放)。而在此案中警员福尔曼在确认死者家属无生命危险时，未停止搜查去申请搜查证。而是擅自继续搜查，这种行为在美国司法中是极其违规的。而后在法庭上，律师们又提供出了警员福尔曼一直对黑人非法歧视的证据。英美法律体系中有“品格证据”的传统，简而言之，如果证人的品格被证明有缺陷，那他的某些证词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案件中，福尔曼甚至被一度怀疑是栽赃者。
这个案件后来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案件本身，其中涉及到的“程序正义”“结果正义”，“执法者的权力”的问题一直成为法学界和社会学界讨论的经典案例。
是否可以为了“结果正义”放弃“程序正义了”?程序正义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了?下面我就说说自己的一点点思考，赞之谬之，任由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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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有作两种解释:一是公平，公正;二是正义。
公正关注的是过程正确;正义关注的是结果正确。
回到这个问题，所谓程序正义也就是程序公正，这种“公正”是广泛的，包括了:证人的公正;获取证据的公正;执法过程的公正;对待嫌疑人的公正;审判官的公正等一系列的公正行为。只有如此其结果才是让所有人信服的，程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结果正义。
理论上讲，如果过程是公正的，那么结果一定是正义的。这是“法律”制定过程中追求的境界。如果不能保证的话，那要这“法律”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去通过各种手段去追求所谓的结果正义了。
反之，如果过程不公正，即使这次结果是正义的，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你永远也无法保证下一次不公正的程序，也能导致结果是正义的。“人为法”之所以能被普世大众所接受，重要的一条是“可复用性”。它就像数学中“欧式几何”中的那5大公理一样，只要在三维空间里，在任何情况，都具有通用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谈论“人为法”中的透露出来的民主的价值，自由的可贵，光辉的人性才有意义。一个不通用的“人为法”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为法”了。
当然，在复杂纷繁的人类社会中，“程序”无法像数学公式那样可以自证性，“程序”必定存在漏洞。一个不完美的程序，即使“程序正义”也不能保证结果都是正义的。这就好比假设条件是错误的，即使中间的推论都是正确的，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
认识自己渺小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渺小，却是伟大的。在未知面前，渺小的人类怀着敬畏之心，这又是多么伟大啊!
一是限制执法者，审判者，以及法律适用的权力。比如西方嫌疑人是有沉默权的，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是不能私入民宅的....二是:“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在西方法律中有个术语叫“超越合理怀疑”，包含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由于刑事案件人命关天，在裁决时，不一定要证明被告者是清白无辜的，只要检方提供的证据破绽较多，没有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即使有很多证据证明被告是涉嫌犯罪的，仍然可以判决被告是无罪的。释放周立波不是他清白，只是没有到“超越合理怀疑”来证明他有罪。
毕竟“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如果因为无法证明程序的正确性，我们就放弃过程的正义也是无稽之谈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做到“无知之幕”。那么在这过程中难免会有所偏颇，掺杂感情因素和所谓的常识。(有个电影《十二怒汉》讲的就是如此)，而遵守公正程序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些情况，也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重要的保障。
-------------------------------------------------------------------------脑洞一下，是否真的存在一种程序上不公正也可以保证每次结果的正义了?如果哪天人类发明了时光机或是读心术之类的，类似三体中“智子”一样，交流直接读取意识，毫无秘密可言。也就不需要在意程序上的公正了吧。到那时，人类是普天同庆了，还是举世同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