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汪康的这条“遗产税”建议,迅速登上各大热搜。
然而热搜的背后,是我们该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贫富差距真的可以通过遗产税来解决吗?
近期,全国人代表的发言提议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其中现任人大财经委委员、人大代表汪康的提议尤为引人关注,内容大致为建议加快收入分配的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居民消费指数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加大困难群体的扶持。此外他还建议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建议为缩小贫富差距开征遗产税等措施。最后一句话的遗产税问题“掷地有声”立马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
一枚硬币也有两方面,真的是否能解决贫富差距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网友表达了不同的态度,任何事情都有双面性,一部分人觉得征收遗产税的意义不大,相比较遗产税已经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遗产税的实施并没有给富人带来多大的影响,相反富人们还会通过一系列特殊操作最终让遗产回流到自己手中,并且建设国家最重要的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靠仅仅压缩富人的利益而长治久安。
遗产税该不该施行,具体又如何实施一部分网友觉得这个提议再好不过。现在贫富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在增加,这种遗产税可以通过调整把一部分富人的钱回流到社会,促进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底层民众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还能利用这些回流的资金更好的建设国家。
在我看来,遗产税的这个提议确实有参考意义,但是主要实行的话要考虑两个层面
第一,遗产税的实施不能一概而论,即只要是遗产人人交税,应该最大限度的设置遗产税的财产免缴范围。如果让本身就不富裕的家庭再承担遗产税,那这项制度实施只能让贫富差距雪上加霜。
第二,遗产税的实施要贯彻落实,而不是只空走形式,不要让一些人有孔子钻,这都是以后要讨论的。
总之,遗产税个人如果真的势在必行,觉得至少要设置合理的免征数额而不是一把抓,否则背离初没有意义。
缩小两极分化,不是单单依靠一个税种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整个体制、制度的协调配合,才可能起到平衡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该不该开征遗产税,是舆论和百姓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青年报与题客调查网所作的一份关于是否开征富人遗产税的调查显示,在11203名受调查者中,48.46%的人表示目前不适合开征,有34.03%的受调查者认为目前适合开征,有17.51%的人表示不清楚。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者死亡以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一种税,属于财产转移税。遗产税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一定的财政意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法制建设加强的表现,因而成为各国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个人收入渠道多元化,个人拥有的财产也随之大量增加。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已经有一部分人率先致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同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开征遗产税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为什么在调查中会有那么多人不赞成对富人开征遗产税?
首先是观念意识的隔膜。就个人利益来说,税收不是件好事,本质上是对个人利益的一种侵犯或剥夺。以“税”字为例,“税”是由禾苗的“禾”与兑换的“兑”组成,禾苗就是农产品,兑就是交换,也就是人们拿自己出产的东西跟国家去兑换。像孟德斯鸠说的,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英文的税收“tax”,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强忍”。这都说明,税收是政府强制的索取,而不是公民自愿的奉献。喜欢“揽财藏富”的中国人潜意识里是不会乐意纳税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缴纳遗产税的概念和习惯,遗产税在开征之初可能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
同时中国人都是抱着一种入世的心态在生活,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现实的文化,自己财产传给子孙后代理所当然,如果要剥夺肯定是不情愿的。
1、如被继承人已婚,尽管澳大利亚法律认可在澳大利亚的涉外婚姻,但有关方结婚的地区不再拥有管辖权。任何不动产继承纠纷通常由相关的州法院裁决。具体由哪个法院裁决取决于不动产的价值,不同法院设有不同的金额上限。
2、不设保留权利。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不设"保留权利",遗产须由确定人员继承。任何人都可自由选择订立遗嘱。在澳大利亚,多数人订立遗嘱;但当事人有权以被继承人具有赡养他们的道德义务为理由对遗嘱提出异议。法律未规定哪类人应从遗嘱继承人中被排除。订立遗嘱来处置在澳大利亚的资产。
可申请对执行遗嘱的管辖范围内获得的检验遗嘱认证进行"重新盖印",但该流程要求在原管辖区域获得遗嘱代表权的授予。因此,为将海外的延误与不便降至,非本地居民可针对主要位于澳大利亚的土地权益订立单独的澳大利亚遗嘱。
3、遗嘱订立人可指明该遗嘱仅适用于其位于澳大利亚的资产,并已对其他管辖区域的资产作出另外的安排。
在无遗嘱的情况下,有些固定的规则适用于遗产的分配。这取决于被继承人是否遗有配偶(包括普通法配偶及同性伴侣)后代,如没有,则是否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遗有大家庭成员,包括堂/表兄弟姐妹,甚至第二代堂/表兄弟姐妹。如被继承人没有健在的亲属可符合无遗嘱继承人要求。遗产将归国家所有,归相关的澳大利亚州政府共同基金所有。
所有人可在其有生之年将不动产赠予他人。澳大利亚法律的一般规则是无论当事人在世或过世(依照其遗嘱),均有权按个人意愿处置个人资产。
扩展资料案例:
政府征收遗产税,大多打出“社会公平”的招牌。实际上,与其他税种一样,各国政府开征遗产税多出于财税上的考虑。如澳大利亚与美国皆在一战时开征遗产税,以补益战时开销。
不过,时至今日,各国政府对于收遗产税的热情在消退。自1978年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取消遗产税的富裕国家后,在税务竞争的压力之下,多个国家地区纷纷步其后尘。这三十年来,有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取消了遗产税。
以色列于1981年取消遗产税,新西兰于1992年取消遗产税,瑞典2005年取消遗产税,香港地区2006年取消遗产税,奥地利及新加坡于2008年取消遗产税。常被拿来说事的美国从2003年开始降低遗产税的税率,并于2010年实行了一年零税率。在遗产税历史悠久且执行较为严格的英国,该项税种正受到强烈批评,多方亦在进行将之实际取消的努力。
正如开征遗产税一样,各国政府积极取消遗产税也有实际的理由。因为遗产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当负面,且并未能起到所谓“促进社会公平”或“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如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澳洲,取消遗产税,大抵是由于遗产税在澳洲不得民心。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房产升值,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被纳入到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中。地价攀升还导致农地估值甚高,不少农场主被征遗产税,但农地产出价值相对低。而富人却可以聘请律师和财务顾问,通过多种财务安排规避遗产税。如此一来,遗产税的承担者,反而大多是由于土地价格攀升而导致财产估值超出预料、且又无力预先做出财务安排的非富豪人群。
也就是说,本来对遗产税持中立甚至支持态度的人们,最后竟然发现随着通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个人财富的增长,自己竟然成了这个本来遥不可及税种的承担者,而真正的巨富,反而有办法规避。此外,中小企业主若被征收遗产税,亦经常会影响企业经营,对经济发展颇为不利。于是社会对这个税种不满,便是理所当然。从1960年代开始,澳洲公众要求政府取消遗产税的声音便十分强烈。
澳洲政府最后于1978年取消遗产税,除受到政治压力外,亦希望减税及减少税制复杂性,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积极进取。澳洲议会在当年辩论是否取消遗产税时,反对的一方以为取消这种税种,未免会使澳洲税制在各国中显得不同。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没有理由去仇恨个人努力及财务成功,有支持派的议员陈述:“若只有澳洲采取这个税务政策(取消遗产税),那么就只有澳洲在向着支持公民个人进取的方向努力,而这在我看来,是真正的进步”。(If Australia is alone in its tax policies it is the case then that this country alone is moving toward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dividual citizen. That, in my view, is real progress.)
事实证明,澳洲并非特立独行。如前文所述,澳洲取消遗产税后,各国家地区纷纷效仿。这也并非偶然。因取消遗产税显然有利于投资环境,而有钱有能力的人,更倾向于移民至无遗产税的国家使得自己更多的财富能够传与子孙后人,亦是人之常情,这就激发了各国税务制度上的竞争。
新西兰1992年取消遗产税后,次年直接外来投资便有103%的增长,之后两年亦保持了20%的增长速度。示范效应可谓甚为卓著。新西兰移民局至今在介绍其税制的官方网站上,仍将“我们没有遗产税”放在第一条。
香港地区于2006年取消遗产税,同样是考虑遗产税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取消遗产税后,虽然政府的税收收入一时略有影响(遗产税一般相对个税收入占比极少),但境外投资的流入,增加了香港的股票及土地物业的价值。同时,香港逐渐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并为金融、会计、法律等相关行业愈加繁荣,为港人带来更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新加坡随后于2008年取消遗产税,也有与香港一较长短之意。
或有舆论以为取消遗产税虽对社会经济有利,但有“只顾效率忽略公平”之嫌。此言甚谬。政府为履行各种所谓的义务,对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征税。可以说,一个人落袋为安的种种收入,都已课税。最后撒手人寰,所有财产却要再被扣一次重税,毫无疑问是双重课税了,这本身便难谈得上公平。
此外,若有人以为每个人的智力、相貌、体力等等都应平等,不该有人过于优越,大概要被视为疯子。何以有人生来比别人富有,却被视为不公?削弱强者并不能帮助弱者。保证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人人有成功的机会,方才是最大公平。在这个前提下,收取遗产税,减少社会的资本性投入,从而削弱经济的繁荣,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停征遗产税,正是大快人心,大势所趋。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澳大利亚开启不征遗产税的世界潮流
无实际卖出的售出法
以下简介兑现股票而不产生资本利得税的做法。若拥有价值2亿美元公司股票的企业高管,想要兑现股票而不想产生约3000万美元的资本利得税时,他可以考虑以下避税办法。
1、以股票为抵押物,从投资银行借入约2亿美元资金。他就此拥有了现金。
2、为冻结抵押股票价值,他可进行买卖股票的“买权”或“卖权”操作。这是授予他在一段时间后,以事先确定的价格买入和卖出股票,为现金作保障的期权。
3、他既可以选择还款,也可以继续持有。若继续持有,他会丧失股票的所有权。课税只会在初始借款数年后才发生。但借入的资金在此期间为他带来更大收益。
操作者需注意的是,税务局已向亿万富翁菲利普-安舒兹(Philip Anschutz)和清晰频道通信公司(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的共同创始人之一,麦克库姆斯(Red McCombs)发出了挑战。联邦税务法院法官去年裁定,安舒兹在2000-2001年间的交易中,共欠缴9400万美元税款,安舒兹对此裁定进行上诉。麦克库姆斯上月决定和解此争议。有提供专业税收法律意见的律师认为,法院虽出现类似案件,但此避税策略仍很活跃,效果良好。
以合伙企业兑现权益避税
一种可让不动产所有者兑现,而无赋税义务的合伙性质企业。
若两人组建了合伙制企业,各拥有1座价值1亿美元办公楼的半数权益,并有1位股东想要兑现,这意味着他可获5000万美元的现金,并产生750万美元的资本利得税。他需要采取的避暑办法是:
1、将不动产所有权转为债务,即合伙企业借入5000万美元,将其投入一间新的合伙制子公司。
2、新合伙的子公司将5000万美元贷给任一家企业3年,以换回3年期债权。
3、合伙制母公司将其在子公司的权益再转给欲兑现的合伙人。到此为止的情形是,欲兑现的合伙人已持有5000万美元的债权,而非不动产,实际结果是兑现了其拥有的50%的合伙制母公司的权益。
4、当债权在3年后到期偿还时,欲兑现者拥有100%的,持有5000万美元现金的合伙子公司,而不会产生任何资本利得税。
5、当这笔现金留在企业中时,可将其投资或以抵押方式放贷出去。在欲兑现者身故后,其权益可让后人继承和兑现,或免税售出。欲兑现者的身故,让递延赋税义务消失,因税法中规定,继承人无需承担此前的资本利得税义务。
操作者应注意,波士顿富豪、不动产开发商Arthur M.Winn使用了此避税手段。联邦税务法院法官最终裁定,该做法某一阶段完全合法,但其他阶段有争议,需要与政府达成和解。
设立信托避遗产税
以下简介如何避开遗产税,把股票的未来收益传给下一代的办法。
在股市投资了数百万美元的富有父母想要把未来投资收益留给子女,但还想要避未来收益带来的遗产税问题。办法如下。
1、父母可首先设立赠予人保留年金信托(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GRAT),并开列受益子女名单。
2、父母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向GRAT放入一大笔资金。在现有GRAT条款规定下,放入GRAT的本金加利息,在经过预先确定的时期后必须全部转回到父母名下。
3、这笔资金获得的超过利息部分的收益,是允许留在信托内,并可永远免予遗产和赠予赋税而让下一代继承。
已采取此方的企业高管有,通用电气CEO杰夫里-伊梅特(Jeffrey Immelt);耐克CEO菲尔-耐特(Philip Knight)和摩根斯坦利CEO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
利用特定信托“冻结”资产价值
以下简介如何“冻结”资产价值,让税收无法吞噬资产的未来增值。
富有夫妇总想把价值可能高达1.5亿美元,持有各种股票并产生收益的合伙投资综合资产留给后代。他们还可能想在去世前的20年内,以当时价值冻结这笔资产,让这笔财产的未来升值远离它,以规避可能产生的高达5000万美元的联邦遗产税。他们可采取以下方法做到这一点。
1、首先设立一个不完全产权赠予信托(intentionally defective grantor trust, IDGT)。这对夫妇可向该信托转入在未来2年内免除赠予税,最高限额为1000万美元的资金,并开列受益子女名单。
2、信托随后可通过以向父母借款方式,把这笔资金作为从父母处购入他们的合伙权益的预付款,但父母合伙权益会对该信托使用资产的方式和范围做限制,由此削弱合伙权益的价值,譬如可能会削弱33%.这使得该信托有能力仅以1亿美元购入价值1.5亿美元的合伙权益的资产。
3、父母合伙投资综合资产带来的收入有助于偿还以上借款。而收入产生的所得税由父母承担。它特别适合于赠予财产避开赠予税。
4、在以上债权债务关系结束后,信托实际拥有了价值1.5亿美元,减去9000万美元债务和利息,加上在此期间的资产增值。信托以不产生联邦遗产税的方式,把对1.5亿美元资产产生的所得赋税的担忧彻底消除干净。
以股票期权控制缴税节奏
股票期权可让企业高管以很有价值的方式来调整自己收入所得税高低。
企业高管在洽谈自己未来数年聘用合同时,企业雇主可能会提出一部分薪酬以大量股票支付。但谁也不会愿意为这些股票承担赋税。
因此,更好的办法是采用股票期权。高管们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有选择购入作为其薪酬一部分的股票与否的权利,而且他在此期间还无需缴纳相应的所得税,除非他在期权到期前行权。这意味着他们在控制着自己何时和如何缴税。这种方法不是冻结薪酬,而常是大蛋糕。甲骨文CEO劳伦斯-埃里森(Lawrence J.Ellison)去年的薪金仅25.01万美元,但公司给付的期权价值高达6194.65万美元。
采取这种避税方式的有如下63家著名大型企业高管。但因篇幅有限,仅列举15家国内最熟知的企业。
1.甲骨文的劳伦斯-埃里森
2.维亚康姆(Viacom)菲利普-陶曼(Philippe Dauman)
3.波音的吉姆-迈克纳尼(Jim McNerney)
4.摩托罗拉的桑杰-贾(Sanjay Jha)和格雷格-布朗(Greg Brown)
5.联邦快递的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
6.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
7.强生公司的威廉姆-韦尔登(William Weldon)
8.迪斯尼的罗伯特-艾格(Bob Iger)
9.杜邦公司的柯爱伦(Ellen Kullman)
10.Adobe公司的山塔努-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
11.可口可乐的穆泰康(Muhtar Kent)
12.eBay的约翰-道纳豪(John Donahoe)
13.霍尼韦尔的高德威(Dave Cote)
14.洛克希德-马丁的鲍伯-史蒂文森(Bob Stevens)
15.德州仪器的谭普顿(Rich Templeton)等
利用账面亏损
利用,而非抛售价格跌破投资成本的股票,以调整缴税的多寡。
若投资者卖出一类股票获得资本利得收益,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被套股票,若出售后者,他会实现亏损,以抵消先前的收益,而无需缴纳任何税收。但无人愿意亏损卖出。因此,投资者可利用如此亏损,而不实际抛出被套股票来避税。要记住的是,税务机构禁止投资者以亏损冲抵收益,然后又在30天内购回股票的做法。以下为解决方法。
1、投资者至少在计划出售已可获利股票之前的31天,买入同等数量的被套股票。
2、投资者买入新购入股票以当前价格确定的卖出期权,并卖出买入期权,这将保护投资者免受购入新股下跌带来的亏损。
3、投资者至少应在31天之后抛出此前被套的股票。他现在只出现税收意义上的亏损(tax loss),而无购入新股股价下跌的风险。
巧用合伙经营套现
利用一份出售,但并不真实出售不动产契约来避开相关税收。
若某投资者拥有价值1亿美元的可带来定期收益的不动产,将其完全折旧,使其应纳税额降至零。这意味着避开了潜在的1500万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这位欲兑现的投资者可采用以下办法。
1、所有者不是直截了当地出售不动产,而是先与一个买家组成合伙制企业。
2、不动产所有者将资产注入合伙企业。买家可以现金或是其他不动产入伙。
3、新的合伙企业以不动产为抵押物从银行借入9500万美元(按法律规定,欲兑现的投资者必须在合伙企业中保留一定比例权益,因此未按1亿美元价值借款)。
4、合伙企业随后把借入资金转给欲兑现者。
注意:9500万美元在此只能被看作以不动产为抵押物的贷款,而不是销售所获价款。从征税角度看,欲兑现者在技术上不是出售不动产者,因此潜在的相关税收都递延。
利用终生寿险(permanent life insurance)避税
投保所谓的终生寿险实际上包含了避税好处。一些亿万富翁想要投资,但不需要近期的定期收益,并希望避开投资获利后的税收,可采纳此法。
保险业有不少避税类型产品。许多所谓的终生寿险产品包括带有投资产品的身故受益功能。其收益和身故受益是免交所得税的。若此类险种为一类信托机构持有,也可免交遗产税。保险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任何高收益资产避税计划的重要一部分内容。
在个人养老账户上想办法
有税务顾问建议,应尽早将普通退休账户(IRA)转为罗斯退休账户(Roth IRA)
高收入纳税人现在可考虑把普通IRA转为Roth IRA.前者允许进入账户的养老金减扣赋税,但在提取时需缴税,而后者是进入账户的养老金需缴税,但提取时免税。新旧账户的转换,会依照新转换成Roth IRA账户价值征收一次性税赋。因此,税务专家建议,高收入者应在2013年前把他们的普通IRA转为Roth IRA,因为,那时的普通所得税率可能上调。
1、假如某人拥有价值400万美元退休账户。
2、把该账户平均分为4个普通账户,每个价值100万美元
3、此人在下年初把4个账户都转为Roth IRA
4、税务机构允许纳税人可在最长的21个月内重新恢复原态。转换者可在此期间观察这4个账户价值的涨跌状况。例如,有两个子账户从100万美元上涨至200万美元,而另两个从100万美元跌至零。因为,普通IRA已一分为四,此人会对下跌为零的2个子账户改变想法,并将其转回普通IRA.由此,此人所欠税赋只与那两只价值上升账户有关,与跌为零的账户无关,让其税赋减半。21个月的观察期,消除了想以现阶段纳税,来换取未来无税增值做法的风险。
设计递延缴税薪酬计划
把大量收入置入递延薪酬计划内意味着今后数十年的免税增值。企业高管们都梦想着高额收入,但又不想对工资和现金形式的奖金课税。
他们可以采取策略,选择把大部分所得置入递延薪酬计划中。此类计划可让工资和奖金在未来数十年内以递延税赋方式增值。
据来自美证交会的申报文件显示,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到2010年末时,其计划中的价值已高达8800万美元;维亚康姆的伊万-赛登伯格(Ivan G.Seidenberg)的计划中约达6200万;杰富瑞集团(Jefferies Group)的CEO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B.Handler)的计划中有2.25亿美元。这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为此未缴纳过一美分的所得税。
以人生谢幕避开税赋纠缠
病痛煎熬至2010年辞世的富豪们很庆幸。父母的成堆财富,让子女们可能受益。艰难捱到2010年的亿万富翁的财产继承人,是以悲伤心情享受着小特权,因为2010年无遗产税。
近期辞世的富豪们有职业棒球大联盟纽约洋基队老板乔治-斯坦布瑞纳(George Steinbrenner);德州石油大亨丹-邓肯(Dan L.Duncan)和纺织业大亨罗杰-密里根(Roger Milli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