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基本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3）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其实,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1.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也谈不上基本。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2.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宪法基本原则略述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二者之比较首先，性质之比较。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其次，效力之比较。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再次，功能之比较。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最后，价值之比较。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温州律师】http://www.lawtime.cn/changshu
罪刑相当原则，又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均衡或者罪行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根据罪刑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罪重的量刑则重，罪轻的量刑则轻。
起源编辑播报
罪刑相当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远古社会，“同态复仇”极为盛行，到奴隶社会，“同态复仇”为法律所认可。但当时的“同态复仇”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酷刑的依据，是完全以结果论责任的绝对报应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严刑酷罚的司法制度，提出了罪刑等价的观念。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的轻重。”贝卡利亚也指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在罪刑等价主义者看来，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而犯罪包含了犯罪意图、主观恶性，因此，罪刑等价将犯罪主客观方面决定的刑事责任的轻重作为刑罚轻重的依据。罪刑等价的主张在资产阶级的刑法中都有体现。
罪刑相当原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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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因此，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当有新的内涵，即刑罚的轻重，不仅与罪行的轻重相适应，还要与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轻重相适应。
罪刑相当原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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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相当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刑罚的性质和强度要与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相适应，轻罪轻刑，重罪重刑，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这一精神反映在立法上，刑法分则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法定刑时，根据罪行和刑事责任的轻重确定轻重有别的法定刑。犯罪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危害也有轻有重，因此，在立法时，各个法律条文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其次，在刑法总则中确定某些情况的处理原则时，也须贯彻罪刑相当的原则。例如，对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的处理原则，对自首、立功、累犯的处理原则以及数罪并罚的原则，都是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
第二，刑罚的性质和强度要与刑事责任的轻重相适应。在对具体犯罪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行为本身的轻重，而且还应考虑犯罪分子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刑事责任的轻重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评价指标，不单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可测量的确定的某种危害结果，而是犯罪的客观的、主观的和主体的诸方面因素所有机结合。刑事立法中，对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都规定有一定的幅度，以便使司法部门适用时能根据罪责的轻重作出选择。影响刑事责任轻重的因素主要有：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方式、行为的后果、行为的原因、罪过的形式、动机、目的等。对负有刑事责任的人判处刑罚时，其刑罚的严厉程度不能超过其应负的刑事责任的程度。
罪刑相当原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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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罪刑相当原则，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刑事立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能协调各种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确定刑法打击的锋芒和重点，起到震慑犯罪分子、预防犯罪的作用；其次，刑事司法工作中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能防止刑事审判中畸轻畸重的罪刑失衡现象，不但能有效地惩罚犯罪，而且也能防止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以达到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罪刑相当原则是指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的量刑原则要均衡，我国罪刑相当原则理论支撑是古典与近代学派理论碰撞后刑成新的罪刑相当原则，即罪责刑相当原则。
罪刑相当作为刑法基本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然后发展到追求罪刑在价值上相当性。直至17、18世纪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罪刑相当原则成为18、19世纪所有新刑法典规定罪刑关系的重要准则，至19世纪末随着社会犯罪现象的日益严重，罪刑均衡原则开始由刑罚与已然犯罪相当向刑罚与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或危险性相当的历史转变。古典与近代理论学派经过理论碰撞后开始逐渐靠拢形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而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西方主要由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说法，古典学派多以报应主义为理论基础，而近代学派则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功利主义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
至于我国罪刑相当原则的涵义，不管是承认罪刑均衡原则，还是主张对罪刑均衡原则进行改造，或是以罪刑均衡原则为主，以刑罚个别化为补充，其实对于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的关系已达成共识。
罪刑均衡原则在我国刑法立法上不管是1979年《刑法》还是新的刑法上都有新的体现，新的刑法中决大多数犯罪都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为更好的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提供了保证。
在罪刑均衡原则的司法适用上我们不仅要注意定罪准确而且要做到量刑适当。
罪刑相当原则是指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的量刑原则要统一均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作为我国罪刑相当原则理论支撑的，不是16世纪末到18世纪刑事古典学派的罪刑相当原则，而是19世纪至今刑事古典学派理论与近代学派理论互碰撞后，由“责任”一词相连接而形成的新的罪刑相当原则，即罪责刑相当原则。
一、罪刑相当原则的渊源
罪刑相当作为刑法基本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在奴隶社会初期，同态复仇习俗开始被法律所认可。如《汉谟拉比法典》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子之眼，则应毁其眼”。第197条规定：“倘折断自由民之骨，则应折其骨”。这些规定追求侵害与复仇行为在利害上的直观对等性，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罪与刑的绝对相当，体现了罪刑相当的思想，但显然是罪刑相当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客观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罪刑相当性的理解也逐渐发生了深该变化，即由原始的、直观的强调罪刑之间在形式上的对等性，发展到追求罪刑在价值上的相当性。这种认识变化是以私有财产的出现为契机的，其具体表现为赎刑制度的产生。赎刑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关于罪刑相当性的认识趋于多元化的表现。
在理论上对罪刑的均衡统一进行探讨的，在西方首推古希腊著名哲家亚里士多德。他在《伦理学》一书是指出：“击者与被击者，杀人与被杀者，行者与受者，两方分际不均，法官所事，即在施刑罚以补其利益之不均而遂之”。此后，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其名著《法律篇》中也明确地表达了罪刑均衡的思想，指出：“对于违犯任何法律的惩罚应与犯法行为相符”。而中国古代最先阐发罪刑均衡思想的是战国时期的墨子。他提出“罚必当暴”的论，恰当地表达了罚（即刑罚）与暴（即罪犯）之间的对等关系。继墨子以后较为详细地论述罪刑均衡的是荀子。荀子把爵赏和贤德，刑罚和罪过视为一种对等的报偿关系，不能随意轻重，而应该功必当贵，刑必称罪。他提出：“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应当指出，上述中外古代思想家虽然十分朦胧地论述了罪刑均衡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原则。
罪刑相当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刑罚理论上的表现。它最初是为了反对中世纪刑罚的专断和严厉，实现刑罚上的公平与正义。而罪刑均衡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结果。启蒙思想家们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严刑苛罚，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于罪刑均衡的基本要求，当时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得斯鸠等人都极力倡导这种思想。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更是系统地阐述了罪刑均衡的思想。他们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刑事立法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1791年和1810年法国刑法典关于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以及刑法分则条文上各种犯罪的罪刑关系，都体现了罪刑相当的原则。这个原则，成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所有新刑法典规定罪刑关系的重要准则。
二、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相当原则的理论基础，西方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二是功利主义。这两种学说互相对立，各自从自己的前提出发，得出罪刑相当的结论，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
（一）报应主义，古典学派多以此为基础
报应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犯罪为刑罚的绝对原因，刑罚是犯罚的必然结果，是惩罚犯罪的唯一手段。刑罚通过惩罚犯罪，使受到犯罪侵害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正义和公平理念得以实观。刑罚的适用不应考虑是否有利于预防犯罪，即使无益于预防犯罪也必须为了实现正义而科以刑罚。刑罚只能是对已然犯罪的回顾。报应主义的倡导者以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和宾丁为代表。但康德主张的是等量报应的原则，黑格尔反对康德的等量报应的观点，认为根据这种观点很容易得刑罚上同态复仇的荒诞不经的结论，主张从犯人的行为中去寻找刑罚的概念和尺度，以便做到罪刑均衡。黑格乐的这一观点被称这“等值报应论”。宾丁则基于规范说展开绝对的报应刑论，他认为，刑罚处罚的分量应与犯罪的轻重成正比例关系。即法律秩序由于犯罪所受的损害越严重对犯罪人科以刑罚使其所受到的痛苦也应随之加重。从以上分折可以看出，尽管康德的等量报应、黑格尔的等值报应和宾丁的法律报应论在具体主张上存在差别，但他们所主张的罪刑均衡都是指刑罚与已然的犯罪相适应。报应主义主要强调已然的犯罪，强调客观方面的危害性，不注重主观罪过以及未然犯罪的社会危害。
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处于对立的角度，既然认定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就应当排斥罪行个别化原则。然而，在实际中，罪行相适应原则既然已经包含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素和思想。罪行相适应是理论上的原则，宏观的规定行为人的刑罚与其罪行轻重相适应的原则，有利于定罪。
《刑法》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对称，又称旁陵“罪刑均衡原则”，也称“罪刑等价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乱扒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由此可见，刑罚的轻重不是单纯地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而且也与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通过刑事责任这个中介来进行调节。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予的处罚不仅要和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相适应，而且还要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确定刑事责任的程度，适用轻重相应的刑罚。简言之就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行相称、罚当其罪。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立法体现如下：
1、确立了科学严密的刑罚体系。我国法律确立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该刑罚体系依刑罚方法轻重次序加以排列。各种刑罚方法相互区别互相衔接，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灵活运用，从而为刑哗启昌事司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2、规定了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我国法律总则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
3、设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我国法律分则不仅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罪名体系，还为各个罪名设置了具有弹性的、幅度大的法定刑。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三条【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