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抵款”协议通常存在下列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直接约定“以房抵款”，或者承包人出具“以房抵款”承诺。该情形由于工程未开工，通常仅是笼统约定“以房抵30%工程款”或“30%的工程款以交付商品房的形式支付”，一般不会对用于抵偿工程款数额及对应房屋进行明确。
由于此类情形没有对用于抵偿工程款的房屋进行明确，“以房抵款”仅是对工程款的一种替代支付方式的约定，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事后没有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形下，“以房抵款”协议由于缺乏可履行性，一般不作为结算的条款，法院仍支持施工人的工程款请求。［1］
第二种情形：合同履行过程中开发商因资金困难，与承包商同时签订工程款支付协议及“以房抵款”协议，约定开发商如不能按期支付工程款，就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房屋价款抵偿应付工程款。
此种情形一般发生在工程款履行期限届满前。现行司法理论界中通常将此类协议的性质理解为对工程款的一种担保，并认定为违反了禁止流押或流质的规定而无效。
（2019）最高法民申6801号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泉州豪生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认为：尽管《执行事宜协议书》约定了“以房抵款”事宜，且中建二局与豪生公司亦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从《执行事宜协议书》“鉴于：……4.甲方（豪生公司）现承诺自愿偿还所欠乙方（中建二局）债务，并以附条件的‘以房抵款’及法院查封等方式保证兑现承诺”约定及豪生公司归还部分款项后，中建二局向泉州中院申请解除对相应价值抵债房产的查封，并与豪生公司解除相应金额抵债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看，豪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其向中建二局履行案涉工程款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在《执行事宜协议书》中预先约定若豪生公司未能如期还款则以相应价值的商品房直接抵付所欠中建二局的债务的条款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并无不当。”
我国《民法典》第401、428条明令禁止抵押权人或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或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以避免债权人乘债务人之急迫而滥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压低担保物价值的方式获取暴利。但在建设工程领域，“以房抵款”协议的签署背景恰恰相反，一般情形下系发包人强势，利用其优势地位，以商品房的交付替代工程价款的支付，施工人通过压低商品房价值的方式获利的情形即使存在也是极少数的。因此，判断此种协议的效力不能仅凭禁止流质或流押的规定而无效来解释。以房抵款”协议认定为是一种担保，则此种协议的效力需要根据完成公示的不同，进行如下区分：
1.尚未完成公示，即仅签署了“以房抵款”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则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4条的规定来处理。［2］法院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审理，债权人无权通过取得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来抵偿债务，而只能将该标的物作为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通过执行程序来清偿其债权。由于债权人对于该合同标的物并无约定或法定的担保物权，就该标的物拍卖所得价款，债权人并无优先受偿权，而只能与其他债务人平等受偿。
2.已经完成公示，商品房已经完成登记的，构成让与担保，应当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第 71条“让与担保”［3］的相关规定处理。即法院仍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审理，债权人无权通过取得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来抵偿债务；但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种情形：施工过程中开发商因资金困难，与承包商签订“以房抵款”协议，直接约定以特定的房产抵偿拖欠的工程进度款。［4］或者建设工程已经完成竣工结算，并且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开发商无力支付拖欠工程款，承包商与开发商签订“以房抵款”协议，直接约定以特定的房产抵偿拖欠的工程款。
此类“以房抵款”协议的性质、内容、形式以及效力等问题的分析争议较多，在此选取部分案例以作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
（一）“以房抵款”协议的成立要件：诺成抑或要物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指导性案例》（201402）刊登的《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间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履行物权转移手续，该协议效力如何确定》一文认为，当事人之间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因以物抵债行为系实践性法律行为，在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清偿行为尚未成立。
而最高法院2017年发布的公报案例《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明确了以房抵工程款协议在定性上属于以物抵债协议，不再是要物合同，不以开发商实际交付房屋作为合同成立或生效的前提，只要双方协商一致的，以房抵工程款协议即在双方之间生效。
（二）未履行“以房抵款”协议后承包人能否继续主张工程款
（2020）最高法民终197号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卓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最高法院认为：
从案涉《和解协议》《和解补充协议》的约定看，各方并未约定必须将抵账房屋办至南通三建公司或其指定受让人名下才能达到抵顶工程款的效果；从郑州卓泰公司、长葛卓泰公司一审提交的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葛韵华府住宅抵账明细表》《葛韵华府商铺抵账明细表》《葛韵御府住宅抵账明细表》的内容看，住宅房屋大部分已办证、少部分未办证，商铺均已签订合同、未办证；从东正祥2017年9月25日出具的《证明》看，其委托郑州卓泰公司、长葛卓泰公司将抵工程款的房屋、车位、储藏室办理给第三方，没有办理网签及房产登记手续的也全部签订了转让协议并转让给第三方使用。上述事实表明，郑州卓泰公司、长葛卓泰公司已实际履行了以房抵工程款的义务，以房抵工程款的目的已实现，未办理过户手续的应由相关权利人另行主张权利，南通三建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否定以房抵工程款的效力。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是指由建设单位作为招标人，就特定建设项目诱引多个勘察设计、施工单位等投标，勘察设计、施工单位等作为投标人。
根据招标人的要求和自身情况拟定标书参与投标，然后由招标人以法定方式开标决标，选定中标人并与之签订有关合同。
1、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
一、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
（一）《合同法》
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七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
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
1、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2、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通过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理解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针对工程价款的优先权，其在优先顺序上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不能对抗已经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的购房者（本文主要探讨工程质保金的优先权问题，在此不做展开）。由此，想要探讨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就要明确其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
二、关于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范畴的两种观点
（一）观点一：工程质保金不属于工程价款
此观点主张，从工程质保金的支付方式上来看，工程质量保证金应由承包人用工程款之外以自有资金另行支付，但承包人与发包人在合同中约定预留一部分工程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实际上是以该部分工程款由发包人预先支付并转为承包人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并不涉及到建筑工人的利益，该种性质的转变，使得该笔款项本身更具备担保的属性，不再具备工程款的属性。
笔者仅检索到四川省高院有相应文件载明此观点，摘录部分观点如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川高法民一（2015）3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工程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和税金属于优先受偿范围。
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发包人应当支付的违约金等不属于优先受偿范围。
承包人、实际施工人请求确认对建设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笔者结合四川高院的观点，检索“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优先受偿权”等关键词，仅检索到（2019）赣民终23号案件，该案终审未认定工程质保金属于优先受偿权范围。
（二）观点二：工程质保金属于工程价款
最高院民一庭观点认为，工程质保金是为法律明确规定，目的是为确保工程保修所需资金的及时到位，是约束施工单位履行保修义务的一项保证措施，在保修期届满后，施工单位依约旅行保修、维修的义务的，建设单位将暂扣的工程质保金全部退还给施工单位。因工程质保金来源于工程款，故属于工程价款的范畴，理应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
笔者检索到（2019）最高法民终519号、（2018）最高法民终482号、（2019）最高法民终277号案件中，最高院认可一审法院在认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将工程质保金涵盖去的观点。
三、分析探讨
确定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的范畴，首先要理解工程质保金的定义以及设置工程质保金的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17]138号）中对于工程质保金的定义及作用作出比较详尽的解释，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五条之规定，工程价格由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利润（酬金）和税金构成。工程价格包括：合同价款、追加合同价款和其他款项。合同价款系指按合同条款约定的完成全部工程内容的价款。追加合同价款系指在施工过程因设计变更、索赔等增加的合同价款以及按合同条款约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材料价差。其他款项系指在合同价款之外甲方应支付的款项。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中，建质[2017]138号通知中明确说明，工程质保金系从应付工程款部分预留，此点可以说明工程质保金是属于工程款的范畴。另外，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可以说明工程质保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是发包人应当支付的款项。结合最高院观点及上述规定可以明确，工程质保金应当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
在实践中，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关于工程质保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要注意区分工程质保金的支付方式，如果是通过第三方托管工程质保金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将工程质保金分离出工程价款整体的行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疑给承包人主张工程质保金的优先权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可参考(2018)最高法民终207号民事判决书）
2、工程质保金的优先权行使期限问题
一、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期限及工程质保金返还期限的规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二）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三）因发包人原因建设工程未按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起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承包人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九十日后起满二年。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
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上述司法解释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期限以及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均作出了规定，但根据司法解释的理解，可以看出对于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期限是有约从约，无约定按照自竣工验收后两年。
二、分析探究
结合上文中探讨的工程质保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发包人返还工程质保金的时间一般在工程竣工后2年,按照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期限，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计算六个月（该六个月的期限系法定期限，不被中止与中断），那么工程质保金优先受偿的权利期限必然已过六个月之久，权利也随之灭失，除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关于工程质保期的约定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期限相互吻合，但此种情形实践中几乎不存在。在上述情形下,就工程质保金是否还应享有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笔者认为，首先，如何理解和认定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之日，对于工程质保金期限届满后的返还是否已过优先受偿权的法定期限，显得尤为重要。审判实务中对于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之日优先采取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无约定才从法定及相关认定标准。因工程质保金本身是工程款预留部分，所以发包人期满返还工程质保金的行为，也应当视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应当理解为除质保金部分以外的工程款支付日期。但从《合同法》立法目的，及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精神上来看，工程质保金虽只占到整个工程价款的5%，但其也属于工程价款的一部分，不能仅因为该部分工程款作为质保金而忽视其工程价款的本身属性。
其次，一般合同中约定发包人对于工程质保金的支付期限自质保期届满后起算，所以工程质保金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应当自工程质保期届满后起算六个月。
最后，具体到审判实践中，笔者检索到（2017）最高法民申4494号案例及案例中涉及到的各级法院判决书，该案承包人将工程质保金的优先受偿权一并在诉讼中提起，虽工程质保期未届满，但由于该案该案诉讼过程持续较久，最终法院支持了承包人关于工程质保金的优先受偿权。而且经过分析该案判决，法院在论述工程质保金的优先受偿权争议时，也采纳了此观点，即是工程质保金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当自工程质保期届满后起算。
综上，笔者建议，在涉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工程质保金返还的问题时，比较稳妥的方式在起诉时一并提出，也可在质保期届满后提出，具体诉讼方案的选择，还需考虑案件的个例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律达网：
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的工程价款请求能否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及第三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已经明确规定。
但工程合同纠纷涉及问题繁杂，即使通过《解释》能够得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应当支付工程价款”的结论，但工程价款如何确定、鉴定问题、无效带来的不利后果如何承担等都是该类案件中应当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探析裁判思路。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由于案涉合同仅约定了单价，而在确定单价时没有工程施工图，也没有工程预算，因此对于已完工程无法按照合同约定价格进行工程造价和成本价的核算。……应当将该鉴定报告作为确定案涉工程已完工程价款的证据。……由于世邦公司与川康西藏分公司对案涉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故不应仅由承包人承担全部不利后果，而使发包人获得全部工程利润并免除部分必要成本。因此，一、二审判决按照鉴定结论中的工程成本费用确定工程款数额不当。
虽然规费和利润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鉴于根据鉴定报告的内容，无法在案涉工程造价和成本费用的差额中具体区分规费和利润的数额，故只能将其视为案涉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本案中合同无效损失的具体分担比例，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的过错情况和相关案件事实，本院酌定为川康西藏分公司与世邦公司各自负担50%。
思路探析
1.合同虽有约定但无法确定工程价款的，应当进行鉴定。
2.以利润的扣减体现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各方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价值取向。
|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聂绮对其挂靠行为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故其主张利息应从2008年12月31日起算，即宏基公司未按进度支付工程款之日起计付，不予支持。鉴于该项市政工程已于2010年5月26日由签订合同的双方及满州里市审计局进行结算，并作出工程造价审定通知书，故实际施工人聂绮的利息损失应当自结算之日起予以保护。
最高法二审：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宏基公司尚欠付工程款为17825815.3元及利息正确。
思路探析
和案例一不同，本案是以“不按合同约定的应支付日为利息起算日、以在后的结算日为利息起算日”来体现承包人对合同无效承担过错的价值取向。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尽管当事人签订的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在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是，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了由相同的委托代理人签订的、签署时间均为同一天、工程价款各不相同的三份合同，在三份合同价款分配没有规律且无法辨别真伪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当事人对合同价款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
因此，该三份合同均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一审法院为解决双方当事人的讼争，通过委托鉴定的方式，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工程价款作出司法认定，并无不当。
首先建设工程定额标准是各地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建筑市场建筑成本的平均值确定的……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作出以定额价作为工程价款的约定时，一般不宜以定额价确定工程价款。……再次，定额标准往往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变化……以市场价鉴定的结论更接近造价成本，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合同价款或者报酬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所涉工程不属于政府定价，因此，以市场价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不仅更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对双方当事人更公平。
思路探析
1.当不能确定“合同”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时，应当通过鉴定确定工程价款，且应当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
2.公平原则在本案裁判者进行定价依据判断时发挥了作用。
|案例四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一审中，工程处（实际施工人）申请、法院委托对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1：依据原合同主要内容每平方米720元建筑面积包死单价，工程造价为每平方米720元×7662.38平方米（含地下室301.4平方米）=5516913.6元。由于未提供合同价中所含甲方供材资料，未扣甲方供材造价。鉴定结论2：依据施工图纸按实计算、丙级三类取费后，工程造价为7521255.36元。其中含甲方供材756901.2元，总造价中扣减，扣减后造价为6764354.16元。不符合规定的结算资料（例如只有建设单位盖章，但没有负责人签字）造价302468.28元，以上两条鉴定结论均不含此造价。
一审裁判：建安十分公司与开发公司结算的工程造价应为720元/平方米×（7662.38-301.4）平方米+302468.28元=5602373.88元。工程处的最终结算值为5602373.88元×（1-9%）=5098160.23元。建安十分公司已付款4670382.26元，尚欠427777.97元。
最高法院裁判摘要
本案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有法律依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确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形下，可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的折价补偿原则。……如果采取鉴定结论2的结算方式，会造成无效合同比有效合同的工程价款还高，这不仅超出了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预期，也会导致合同当事人反而因无效合同获得额外利益。因此，除非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一致达成新的结算合意，否则，均应当参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
思路探析
1.本案法院以双方就每平米720元单价、地下室不计算面积的约定为依据得出工程价款。结合上述几个案例可知，合同约定仍然是裁判优先考虑的工程价款认定依据。
2.公平原则始终贯穿裁判，在进行取舍或判断时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对上述案例的评析，可将司法实践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工程款结算的裁判思路归纳如下：
1.合同无效但工程验收合格，当事人主张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根据合同能够确定工程款的，应根据合同的约定结算；
2.根据合同约定无法确定工程款或不能确定“合同”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时，应通过鉴定确定工程价款；合同对结算单价有约定的以约定为准；没有约定的，一般以市场价格为鉴定依据；
3.因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利后果，合同各方应根据自身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
4.公平原则是裁判者进行取舍或判断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