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是否构成欺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具体如下：
1、职业打假人如果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索赔，不构成敲诈；
2、如果职业打假人采取将销售者的产品掉包、自带假货等非法手段，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来达到敲诈勒索非法占有别人财物目的，那么就构成欺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也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权益。这是由敲诈勒索罪的特定的犯罪方法所决定的。但是敲诈勒索罪并非以当场实施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当场占有财物。因此，本罪的社会危害性远不如抢劫罪大。敲诈勒索罪的对象，可以是各种公私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等；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对其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威胁、要挟的内容包括暴力伤害、毁坏被害人的人格、名誉、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被害人的重要财物、栽赃陷害等；
3、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罪的主体；
4、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债务，而对债务人使用了威胁手段，由于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职业打假一般不是敲诈，但也需视情况而定。
职业打假是否构成犯罪，主要是看职业打假人的打假手段是否合规合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也有一系列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维权方式和流程。如果职业打假人按照合法合规的流程进行理赔，即便是知假买假，也并不犯法。
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并借此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知假买假后，私自联系商家，以举报假货为手段，向商家索要钱财，否则就举报，这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著名打假人士王海说，“打假”是爱国，“假打”是违法犯罪。检察日报图 26年间的3场争论
“现在是开春打假的一个寒冬，最近上海、西安都有职业打假人被抓，有的已经被起诉至法院，也有的被无罪释放。建议各位打假同仁，一定要遵从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的原则行事。”
4月29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315打假论坛上，著名打假人士王海，作为职业打假人代表第一个发言。在5年前的首届315打假论坛上，王海的发言题目是，“我的中国梦——对完善消法的六个期望”。那年，新消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欺诈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提至“退一赔三”，明确支持“购买者”在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五年间，职业打假从高峰转至低谷，王海的思考也更多地由外部转向自身。
“从二十多年前打假索赔萌动至今，关于知假买假是不是应该得到法律支持，理论上的争议与司法实践中的分歧，此起彼伏就没有停止过，”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说，“算起来，现在应当是第三场争论了。”
1993年12月31日，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横空出世。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发展了民法通则的赔偿原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首创。
消法实施一年多后，第49条呼唤的消费者出现了。
1995年3月，22岁的青岛小伙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一副“索尼”耳机发现有假后，又购买10副假耳机要求加倍赔偿，并索赔成功。中国消费者报捕捉住这个典型，联合中消协召开“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会上，即开始了对知假买假的争论。”据河山介绍，反对的声音主要有：“王海买假索赔，打的是国营大商店，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王海靠买假发不义之财，损人利己，缺乏道德”“知假买假是为挣钱，不是消费者，不能让他们得到加倍赔偿”“商店不知出售的是假货，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欺诈”。
“这是第一场争论，既有学术观点的不同，也有某些学者的迷糊，更有造假售假者的兴风作浪，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撑腰，它们交叉混淆在一起，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河山说。
在争论声中，王海的知假买假也遇到阻碍。如何在争论中贯彻消法第49条，河山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得法院的一纸判决。
第二场争论始于河山在北京亲自购假诉至法院，并索赔成功。“我在某商行花2900元购买了两幅假冒徐悲鸿的画，并将经销商诉至北京市西城区法院。1996年8月，法院判决经销商退还购画款，增加赔偿原告购画款的一倍，共计5800元。”这是中国首例知假买假、收缴假货并生效的民事制裁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地不断涌现出职业打假人。
原本以为有了法院的这一判决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西城法院能判赢，东城法院也能判输。职业打假在随后的几年内渐入低谷。
2013年年底，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其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河山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司法解释，它吹响了涤荡假药假食品的号角，知假买假井喷般涌出，寒冰化冻，职业打假迎来了春天。
第三场争论缘起2016年年底。
2016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起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
该条例向社会各方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引起很大反响。随后，最高法办公厅在给国家工商总局的答复意见中说：“考虑食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及现有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不少地方着力落实这一精神，否认职业打假人是消费者，驳回他们的诉求，有的甚至动用刑事手段，以敲诈勒索罪制裁职业打假人。”河山说。
两份判决回应争议焦点
2018年1月、2019年3月，青岛市中级法院作出两份民事判决，对职业打假者针对经营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主张十倍赔偿金予以支持。尤其是在对上诉人韩付坤与被上诉人多美好批发超市产品纠纷一案作出的判决中，法官大胆触及知假打假中长期争论的几个焦点，并答疑解惑。
2018年7月，韩付坤在青岛市多美好批发超市先后购买12瓶进口红酒，发现均未粘贴中文标签，遂以多美好明知销售的红酒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将超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韩付坤购买红酒的目的是为了营利，不属于消费者，原告明知涉案红酒无中文标签，因而不会对其造成误导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进行交易，驳回原告韩付坤要求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韩付坤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青岛市中级法院。青岛中院最终支持了韩付坤要求十倍惩罚赔偿金的诉求。在该案的判决书中，法官对知假买假案件审理中一直争论不休的几个焦点问题做了详尽阐释——
关于职业打假者是不是消费者的问题。本院认为，判断消费者的标准，不是以购买主体的主观状态，而是以标的物的性质为标准，只要他购买的商品是生活资料，他就是消法所指的消费者；消费者打假多少次就能转变为职业打假者，难以给出这样的标准；法律规定成功的打假者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表明法律支持打假，打一次假是好事，打十次假不可能变成坏事……打假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利，任何人诉讼都是为了利益，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目的是为了获利，法院就驳回起诉者的诉讼请求。利益分为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法院保护的是合法利益，否定的非法利益，制假、售假获取的是非法利益，打假获取的是合法利益，为了获取合法利益，无可厚非。
关于知假买假，其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对此已给出明确答案，此其一；其二，如果不准知情的消费者打假，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知情的消费者不可能打假，而知情的消费者又不准打假，则制假售假行为可能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关于没有造成人身伤害，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表明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人身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如果消费者人身权益遭受了损害，消费者还可加重主张损失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而青岛中院作出的另一份利群商厦与被上诉人董秀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的判决书明确指出：“上诉人销售不安全食品，危害公众健康，其不反省自己，反而指责被上诉人以营利为目的，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即使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其行为同时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净化市场的作用，法律规定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就是对这类行为的褒奖。欲要杜绝被上诉人的营利，上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销售不安全食品。”
青岛中院的这两份判决，被职业打假人看作是严冬里的春雷，是“惊天动地的打假檄文”，而提起已成为网红的判决书，这两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孙志远说，“我只是依照法律，说了几句实话”。
打假需要人民战争
多年来，社会各界对职业打假看法起起伏伏，争议不断，关键问题还是如何认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关于惩罚性赔偿条款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在4月29日的第五届315打假论坛上，几位曾经长年审理消费者维权案件的执业法官从法理与实践层面对职业打假涉及的争论焦点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如果说市场能养出专业的打假人，甚至打假公司，正说明制售假冒伪劣的形势十分严重，消法的立法初衷就是要搞人民战争，打假不仅要有官军，也要有民兵，只有官民联合，共同打击，才能建立公平、诚信、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原院长宿迟说。
“长期以来，各行政部门多次开展打假专项治理活动，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假货泛滥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目前食品药品、婴幼儿、老年人用品，网购造假依然突出，农村已经成为假货的集散地。由于现有的法律对制假售假者处罚太轻，加之缺乏配套的行政法规，相关的民事司法解释受到挑战，无法形成打假的组合拳。据资料显示，2018年，阿里巴巴向执法机关推送超过5万元起刑点的受案线索1634起，协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人，涉案金额79亿元。而据市场监督总局的数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电商违法案件275起，移送司法机关11起。两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打假形势严峻，但打假力量却很薄弱，而作为打假生力军的职业打假人，他们的地位却常常受到质疑，这种状况不利于遏制假货的蔓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原审判长张进先说。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原审委会委员王范武认为，消法实施二十多年，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做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人民战争”的势态。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职业打假人”为了经济利益打假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观点，王范武指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与职业打假是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欺诈消费者、毒化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问题；一个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只是利用了法律制度，既打假又挣钱。以君子的眼光看，至多是目的不太纯粹。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打假人发现的是不是假？法律规定的三倍、十倍赔付是不是一个鼓励消费者打假、许可通过打假获得经济利益的制度？如果是，又怎么能得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结论呢？面对目前社会无处不在令人深恶痛绝的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职业打假人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不法经营者有一定的威慑，对行政管理机关也能起到督促作用。在他们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对维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也有积极意义。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打假就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这从理论上和社会效果上都值得商榷。
“各地在审理职业打假案件时司法尺度不统一，与法条的表述有一定关系。”王范武指出，现行的消法第2条很容易产生歧义，建议用排除法，表述为：“为生产经营的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不受本法调整”。此外，在修改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时，应将相关条文里涉及经营者的“明知”二字删除。因为在消费纠纷案件中消费者根本无力证明经营者是否明知，法官在判断经营者是否明知上也有困难。因此，适用消法的消费纠纷案件要根据案件的特性，对经营者是否明知的判断标准要降低：只要经营者有经营商品或服务的资格，就应该推定其完全了解所经营的商品或服务的各方面知识，责任和义务。这时经营者的状态就是“明知”，无需证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是特别法，只强调保护消费者——绝对弱者的合法权益，严格经营者的责任、加重他的义务是保证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条件。不应给经营者“不明知”的借口推卸责任。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提供的服务只要有假、有缺陷或瑕疵，又没有事前告知消费者，就应认定是明知而故意为之，构成欺诈。
职业打假也需要打假
据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职业打假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由从前的“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日益走向专业化、团队化，他们维权的基本手段为一买、二谈、三投诉举报、四复议、五诉讼，多方施压，对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及司法机关执法司法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根据联商网发布的数据，从2014年至2017年，全国法院审理的职业打假人案件从94件激增到2777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不同的职业打假人对同一问题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地区内反复申诉举报的情形，有些人设计套路，通过退款不退货，甚至通过敲诈勒索牟取利益，这些行为给行政机关的工作带来很大困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正常的市场秩序。
“打假要做到稳、准、狠，以打服为目的，无谓的投诉和诉讼是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的骚扰，更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做自我否定的事。在发展中社会，有时的确会存在着正当合理必要却不合法的事，但我们要做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王海提醒职业打假人，一定要分得清“打假”和“假打”，对于采取掉包欺诈，甚至用收保费等手段敲诈勒索的害群之马，要积极揭发举报，不能让“假打”抹黑“打假”。
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武高汉提出，对于职业打假案件的处理，要区别具体情形，不能搞一刀切。对于那些知假买假索赔后，坚持举报，并且监督行政机关彻底查处不法商家的打假者，应该依法大力支持，并且设奖金予以激励，因为他们不仅仅维护了个人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又协同行政部门维护了市场秩序；对于仅仅止于知假买假索赔的打假人，也应依法予以支持；而对于那些通过知假买假敲诈勒索，甚至和不法分子共同欺诈消费者的“假打”，要依法坚决打击。
“区别这些情况，是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智慧的考验。”武高汉说。
（原标题为《职业打假：是非之争何时了》）
职业打假人是什么意思
职业打假人是什么意思,“打假”顾名思义就是打击制假贩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打假不等于‘瞎打’，要遵循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原则行事。职业打假人是什么意思。
职业打假人是什么意思1一提到“打假”我们老百姓聚焦的目光都是官方组织的打假活动，例如每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上，在3.15晚会上呈现出来的各类假冒伪劣产品由国家重拳出击进行报道、打假维护消费者权益，可以说是老百姓最减气的一天，殊不知这成功打假的背后有一种隐形助手－职业打假人，他们长期隐秘在消费者第一线进行调查、发现举报为相关部门提供准确的情报，为此，鹰盾论讨债今天就带大家揭开他们那神秘的面纱：告诉你什么叫“职业打假人”为您揭秘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职业打假人简介
职业打假人指一种新型隐秘的职业，他们主要是以赚钱为目的打假职业，利用商品过期、商品假冒、商品漏洞问题故意大量买入，最后通过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赔偿财物的行为，近些年延伸到受企业雇佣调查、发现假冒商品，然后他们会追根溯源查找商品的制假窝点取证，配合工商部门进行查抄打击。
我结识一位职业打假人，据他介绍职业打假人因为行业的特殊性他们长期都处于半隐身状态，出行都是墨镜不离眼，把自己装饰的越普通越安全，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经常都是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存在一定的被报复行为，所以他们也属于高危职业。
职业打假人在购假之后，50%以上的他们都会与商家“私了解决，不愿意私了的他们会去工商举报，或到法院起诉，就在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每年的诉讼就有加起来就有几百起，因考虑到自身安全，很多都不是用“职业打假人”自己的名字起诉的，客观上说，也只有赔钱才能触动商家的利益，促使他们把问题改正，针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更是他们所打击的目标。
商家:“他们是在借机敲诈”
对于被举报商家来说，这些所为的“职业打假人”令他们感到头疼。北京、上海的一些著名购物中心的一些负责人这也评价道，这些人职业打假人在购买问题商品后，一般都先给商场打电话要求“私了”。“其实就是为了要钱来平息这场风波”
职业打假人要求“私了”时，他们往往会开出高于商品价格几倍的索赔额，有时还会抛出“让媒体曝光”、“诉诸法律影响不好”等带有威胁性的语言，很多商家出于商业声誉考虑，那么如果商品真的存在瑕疵，商场也不愿意闹到法院，通常都会选择“私了”。“他们就是在借机敲诈，而且是以此为营生的职业。
法律认定
我们知道根据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知假买假”可受法律保护；网购消费者可向网络平台主张权利等问题。该《规定》同样适用于化妆品和保健品领域，也在2014年3月15日起就开始施行。
读后评价
由于职业打假人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也属于打法律擦边球类型，社会上给予职业打假人的评价褒贬不一，更多的消费者把他们当作是英雄，真正站在老百姓利益出发，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英雄。
但这其中也有部分人认为他们就是在借此为己谋利，职业打假人纯粹是为了赚钱，商家给钱，他们就闭嘴，假货越多他们赚的钱越多，他们希望假货越多越好，他们打假，不会告诉群众也不希望群众知道哪里有假货怎么识别和预防假货。
其实我们认为“职业打假”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他们一方面能够对假冒伪劣行为起到制约、遏制作用，但他们也可能产生一些道德风险、安全风险、市场秩序上的问题。
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一些假冒伪劣、过期、违规商品进入老百姓的口中，危害可想而知，假冒伪劣商品是切身触碰我们老百姓安全的行为，我们应当给予职业打假人更多的理解，让更多的职业打假人参与进来一起维护我们老百姓的核心利益，真正做到全民打假让那些假冒伪劣、过期产品无处遁形。
职业打假人是什么意思2职业打假人如果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索赔是不构成敲诈的。
“打假”顾名思义就是打击制假贩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打假有政府打假，也有企业打假和消费者打假，甚至还出现了职业打假人。但不管何种形式的打假都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特别是民间打假。现在出现了一种恶意的打假行为，不同与职业打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采取将销售者的产品掉包、自带假货等非法手段，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来达到敲诈勒索非法占有别人财物目的。虽然职业打假者也是知假买假，然后向销售者索赔，但并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其索赔也都依照法律法规条款进行。但恶意打假是利用假货掉包真货或者自带假货等方式，以购买到假货为由逼迫店家付出高额赔偿，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
因此，职业打假人如果采取合法方式打假不构成敲诈。
近几年，由于加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的宣传，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职业打假人”，导致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大量增加。在审理”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案件时，有的法院表示支持，也有些法院不支持这种赔偿，以减少类似案件的受理。不过，类似徐闻县人民法院将原告”职业打假人“移送至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的，在全国实属罕见。陈之强的行为是否涉嫌敲诈勒索？职业打假的刑事边界、法律红线又在哪儿?
“打假不等于‘瞎打’，要遵循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原则行事。什么是瞎打？就是起诉理由不成立，比如一个非食品类产品按照食品安全法索赔，国产产品要求提供进口产品的文件，这就属于瞎打。不过，即使是瞎打，是否构成敲诈勒索也是有争议的`。”“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认为，从底层逻辑来讲，这涉及打假人是否存在故意行为。如果明知道诉讼理由不成立，利用商家怕麻烦心理，还敲诈对方一笔钱，这就涉嫌敲诈勒索了；如果打假人不太懂业务，并非故意“瞎打”，只有少量这种行为，则不应该被认定敲诈勒索。
职业打假人是什么意思3“职业打假人”向生产经营者索取巨额赔偿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违规？监管部门有无义务提醒商家尽到法律责任，以规避“被打假”的风险？近日，在九江发生的一起“职业打假人”事件，再次引发了相关问题的探讨。
目前在立法层面，各界预期将在2016年底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至今仍“千呼万唤难出来”。有学者刊文指出，这或与《条例（送审稿）》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外引起巨大争议有关。专家认为，在对“职业打假人”进行约束的同时，也要正视他们净化市场环境的积极作用，建议健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将他们引导到合法轨道，形成一股共治的力量。
“职业打假人”合法性再引争议
近日，因为一则报道，“职业打假人”再次引发关注。
3月26日，九江濂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火车站分局接到投诉，举报人坚称在某超市购买到了过期食品，而超市则表示并不存在。鉴于双方都没有进一步证据证明过期食品的归属方，最终经调解，超市赔偿举报人1000元。
熟料，该举报人又拿出一瓶过期食品，称是在另一家超市购买的。执法人员意识到举报人可能是“职业举报（打假）人”，过期红油豆腐乳的来源也令人生疑，当即驳回举报人的投诉，并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违规。
事实上，自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官网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对“消法”的适用对象进行界定，拟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后，“职业打假人”的合法性再度备受质疑。
国家工商总局提出，从法理上看，“职业打假人”的主观目的是以高额索赔来牟利，并非生活消费，不应适用《消法》关于欺诈的惩罚性赔偿。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孙某与他人以打假为名，专门选购没有中文标识加贴的进口商品“打假”，向商家施压索要赔偿，最终被当地检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
是否涉嫌违法？
“职业打假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职业,有人对他们嗤之以鼻,有人却拍手称快。”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教授颜三忠说，只要“职业打假人”在打假活动中能够守住道德法律底线，以此为职业并无不可，其行为对维护市场秩序、伸张消费者权益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打假人恶意打假，以违法为代价去换取利益，那么其行为就涉嫌违法犯罪，应当受到法律惩治。
在他看来，“职业打假人”虽然知假买假,但并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其索赔也都依照法律法规条款进行。尽管法律并未明确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但也未规定不许知假买假，本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并不越界。
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东强则认为，“职业打假人”一般专指以赚钱为目的，故意购买有问题的商品或者服务，要求商家支付赔偿的人。由于“职业打假人”不具有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属性，因而不具备消费者享有的权利，所以其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
具体到江西而言，《江西省实施办法》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王有银指出，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虽然成为司法界目前的趋势，但是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具体区分处理，在消费者比较敏感的食品、药品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领域还是应该重视对于“职业打假人”的回应。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职业打假人’尽管游走在法律法规边缘，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违法行为，一般也不宜认为涉嫌违法。”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法学博士李迎春提到，“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动机可能不纯，有关法院的判决虽有限制“职业打假行为”的个别判例，但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并没有直接认定“职业打假人”的行为违法。
新法制报记者注意到，对于知假买假的行为，最高法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3条中曾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17年5月，最高法办公厅下发了对工商总局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其中虽肯定了职业打假人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但也指出，“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和解后监管部门还应“有假必查”
在本案中，虽然经调解超市赔偿了举报人1000元，但由于无法证明过期食品的归属方，监管部门没有对商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这其中值得思考的是，倘若假货归属确定，但生产者、经营者已与“职业打假人”私下达成和解协议，监管部门还要不要作出行政处罚？
“生产者、经营者与‘职业打假人’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解决的是民事问题，但是不能豁免生产者、经营者的行政违法责任。”王有银评论道。
李迎春也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在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对于销售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商品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查处。生产者、经营者与打假人之间的和解，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经营者违反市场秩序的本质。
“‘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反证了市场上的一些混乱局面。”颜三忠提到，真正职业打假的主角还应当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可以拓宽监管渠道，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生产经营者的产品质量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对生产经营者造价售假行为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做到“有假必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4月18日，濂溪区市监局火车站分局组织辖区内火车站周边的个体工商户进行了一次集体行政约谈，向参会个体工商户介绍了近期存在于火车站周边职业打假人日益活跃的现象，也普及了识别“职业打假人”的特征等常识。
“监管部门对‘职业打假人’的举报，首先应当采取肯定的态度，积极受理，并依法处置。但对于他们再次获取高额赔偿时的违法违规行为，确实应向生产经营者宣传、防范，让其非法目的不能得逞。”刘东强说。
不过王有银也建议，对待“职业打假人”，可以从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引导，使其能够起到协同治理的作用。
打假之路何去何从？
一方面，职业打假索取惩罚性赔偿被认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让社会诚信体系受到损伤；另一方面，职业打假确实大大打击了假冒伪劣，对净化市场环境颇有裨益。两难之下，职业打假之路又该何去何从？
“这主要是法律漏洞等原因造成的，需要完善的是相关法律。”颜三忠说。
值得一提的是，各界预期将在2016年底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至今仍“千呼万唤难出来”。有学者刊文指出，这或与《条例（送审稿）》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外引起巨大争议有关。
颜三忠认为，法律要保护的是守规矩的“职业打假人”，对不守规矩的“职业打假人”则要约束。需要理性对待“职业打假人”，同时疏通消费者维权通道，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让消费者维护自己正当权益能“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样才能减轻对“职业打假人”的依赖。
刘东强也指出，“职业打假人”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政府应当积极地利用、引导、规范，健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对合法的打假人给予合适的支持。通过多种方法净化市场，让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和谐共存。
王有银也说，对于确实属于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职业打假人”，其又是一股正能量的共治力量，既能够倒逼市场机制的净化，又可以促使监管部门更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所以，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理性引导、有效规范和制约。
“‘职业打假人’的问题，的确也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所面临的现实窘境。”李迎春分析说，一方面，现有的法律法规鼓励消费者打假维权；另一方面，对一些以打假为名实为谋取巨额利益的行为确有必要加以规制和惩处，但执法实践中如何去评判却又存在难题。其根本问题在于，“职业打假人”与正常的消费者应如何区别，这需要法律上的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