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主观：
目前，对于违法发放贷款罪，无论司法实践还是配套规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观念上需澄清或规定需完善的诸问题，并且由于规定的不完善，导致了对此类犯罪打击不力，违法放贷行为猖獗。此文从对违法发放贷款罪追诉和定罪方面的几个要点作简要说明。一、目前，无论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还是违法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罪名统一为“违法发放贷款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取消了《刑法》原有“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罪名，统一适用“违法发放贷款罪”罪名。所以，无论向关系人发放贷款，还是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只要违反国家规定并构成犯罪均以“违法发放贷款罪”来定罪。二、司法机关判断发放贷款行为是否违法，应以国家规定为准，不以金融机构内部规定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86条、《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从重处罚。上述“国家规定”，应是指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具体为《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关于信贷管理的规定等。三、根据违法发放数额判断发放贷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看06年6月29日以后违法发放贷款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86条、《刑法修正案（六）》第13条规定，对于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根据上述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追究采用两个可选择的标准：即发放数额标准，或发放贷款的损失标准。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的数额标准。目前尚未见统一的明文规定，只能看各省司法机关目前掌握何种标准。以违法发放贷款数额作为标准定罪，是根据06年6月29日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六）》。在此之前，只以损失标准定罪。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此前的违法放贷不能以数额标准定罪。所以，对行为人以违法放贷数额来定罪，只能看06年6月29日以后违法放贷数额。四、以造成损失的数额定罪，应确定统一的侦、检、审标准；并明确规定损失的确定时间为贷款逾期日依照2001年4月18日最高检、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个人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规定：个人实施违法发放贷款行为，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于单位实施违法发放贷款和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损失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可按个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二至四倍掌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或幅度，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在本地区掌握的具体标准。上述检察机关、侦查机关的标准和审判机关的标准各自制定，导致了规定上的不统一性问题。上述损失的界定又是司法实践的难点。关于损失界定时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约定的贷款还款日期到期，借款人不能归还贷款，就应认定违法行为造成了贷款损失；第二种观点认为，违法发放贷款案判决前，贷款没归还的就应认定造成了损失；第三种观点认为，对逾期贷款穷尽了法律手段后仍未收回才算损失。同时，《中华人民银行文件》（银发〔1998〕151号）第二章第四条也对“损失贷款”进行了界定：“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的，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的，为损失贷款。鉴于对于损失的界定时间没有定论，所以给司法机关是否立案追诉带来判断的难点，司法机关也常以没有造成损失的证据为由不予立案。上述情况，导致目前对违法发放贷款行为打击不利，犯罪猖獗。侦、检、审机关除应统一追诉和审判标准外，还应对损失的界定时间作出明确规定。毕竟违法发放贷款性质和造成的损害严重，为增强打击力度，建议以贷款逾期为标准。对于逾期后追回的或行为人主动赔偿的，作为从轻情节考虑。五、宜把握好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界限违法发放贷款罪，往往是个人利用职权之便，违反单位意志或不按单位规定发放贷款或干预贷款的发放，如不经贷款审批委员会审核等而指令相关人员发放等。因发放贷款行为形式上是单位行为，容易理解为单位违法发放贷款。所以，在追诉和定罪时，应注意把握相应界限。除按规定履行了正常审批程序的可以以单位犯罪追诉外，其他情况应以个人犯罪追究为宜。因为个人犯罪一旦作为单位犯罪追诉，单位除承担个人犯罪造成的损失外，还会雪上加霜，承担罚金等其他法律责任。尤其对于地方集体制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正在试点的村镇银行，单位被追诉的结果，会导致极大损失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
法律客观：《刑法》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姚杰，1982年生人，原平安银行温州龙湾支行的信贷客户经理，2014年8月14日因被指控违法发放贷款罪被逮捕。
记者获得的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4)温龙刑初字第719号的刑事判决书显示，2015年5月，龙湾区人民法院判决姚杰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姚杰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万元。
但此案尚在上诉阶段。
事情的起因是2012年姚杰经手发放的一笔贷款。
问题的关键在于，该贷款衍生出来的两份金额不一的担保合同，平安银行存档的担保合同金额是4600万，而为贷款提供担保的温州三杉光学有限公司则称该合同系姚杰伪造，三杉公司留存的担保合同金额只有2600万。
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前些年属银行业不良高发的重灾区，各大商业银行的温州地区负责人也已更换了一大拨。在实体经济疲软和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的大环境下，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博弈不断升级，在此大背景下姚杰案无疑对于各方都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
“阴阳”担保合同
2011年秋季，温州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乃至断裂，爆发了局部的金融风波。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此案的风波起于2012年2月，温州市锦泰光学有限公司(现为温州锦泰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温州分行申请贷款，温州三杉光学有限公司为温州锦泰集团的借款提供信用担保。
此后，平安银行温州分行分别于2012年3月、5月、6月和8月向锦泰合计发放了共7000万元贷款，姚杰为经办的信贷客户经理，至案发，该贷款至今未能收回。
温州龙湾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2年2月初，平安银行(原为深圳发展银行)温州龙湾区支行信贷客户经理姚杰在办理温州市锦泰光学贷款业务中需要锦泰提供担保，而锦泰除了提供房产担保之外，温州三杉公司也同意为锦泰保证担保2600万元。
起诉书指控，姚杰在2012年2月6日向三杉公司确认担保金额为2600万元后，又以需要空白合同备用为由索取了盖有三杉公司印章的空白合同和股东大会决议。
起诉书指控而后，姚杰未经担保人三杉公司同意，擅自将担保金额2600万元篡改为4600万元，并将篡改后的担保金额4600万填进空白的担保合同和股东大会决议。然后手写了一份担保金额2600万元的担保合同加上最后一页盖有三杉公司印章的空白合同拼凑成为一份担保合同传真给三杉公司。
此外，温州龙湾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还指控，姚杰未能在撰写贷款调查报告过程中审慎审查信贷资料，没有审核出贷款企业锦泰的诉讼纠纷情况，以及锦泰法人董某提供的抵押物房产已经在2012年4月被法院冻结。
针对这一关键情节，姚杰辩解称，与三杉公司约定的担保金额为4600万，其没有签订空白合同，没有篡改合同。而且，他当时也通过“浙江法院网”查询过，并没有查询到锦泰公司的诉讼纠纷。根据银行的相关规定，他仅对贸易合同进行审核，无需实际查看货物；董某的房产并非是抵押物，无需核实；此外，姚杰还否认了伪造三杉公司的盖章和签名的指控。综上，他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犯罪VS违规
姚杰一审的辩护人项建挺提出，公诉机关关于姚杰拼凑了2600万的保证合同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合同系传真件，出处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三杉光学有限公司为免除担保责任而自编自导的可能性。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传真件2600万元保证合同系姚杰书写，无法证明该件系姚杰传真或者姚杰让他人传真，无法证明传真的即为本案的2600万元保证合同。
项建挺还提出，姚杰承认在2012年2月曾书写错误的2600万元担保合同，随手放在一旁未使用、盖章，传真件2600万元的合同版本为2012年5月14日使用，故该传真件不是姚杰书写。姚杰在录音中承认其让银行其它工作人员传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系三杉光学公司故意设置陷阱诱导，以及姚杰担心三杉光学员工受责而主动承责所致。
项建挺提出，书证4600万元保证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合同，2600万元保证合同系伪造，从三杉光学提供的第二次声明书，可以证明其已经明知担保为4600万元仍出具声明书愿意为锦泰公司担保，说明对担保金额4600万元无异议。
此外，有无涉及诉讼，银行方面的做法是向人民法院网、银行征信系统调查，而没有到法院直接调查，是因为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企业完全可能在其它法院被起诉，信息不齐。
而关于贷款是否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姚杰采取了现场和非现场方式进行了尽职调查，付款也是直接付给合同相对方，故项建挺提出姚杰已经尽了尽职和审慎的调查职责。
同时，姚杰一审的辩护人盛少林也提出，刑法中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而《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和《贷款通则》都不属于国家规定，公诉机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对此，龙湾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52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它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和《贷款通则》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52条规定的“其它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三杉公司法人吕某的证言，三杉公司在2012年8月初就已经得知其担保金额为4600万元，但是考虑到银行处于强势，而企业处于弱势一方，报案压力大。并且姚杰表示董某已经有房产抵押承诺给银行，并会很快将担保金额恢复回2600万元，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报案。
一直到2012年11月份，三杉发现前述房产已经早在2012年9月份被董某转让给他人，故认为姚杰涉嫌与董某串通篡改担保金额，才来公安机关报案。
而对姚杰不利的证据还包括，公安机关从三杉公司处接收的谈话录音显示，谈话过程中姚杰承认三杉公司收到的2600万元担保合同传真件系姚杰叫他人传真的，出现2600万元和4600万元两个担保合同的责任在姚杰等。该录音经鉴定是姚杰本人所说，也未发现被剪辑。
法院最后认定，姚杰利用客户信任，签订空白担保合同，篡改双方口头约定的担保金额；又违反国家规定，在授信、贷款调查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审慎调查贷款的相关资料，发放贷款7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造成该贷款至今未收回，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法律主观：
违法发放贷款是行为犯吗?违法发放贷款罪系行为犯或结果犯，即以侵害行为具备一定的情节或者发生一定的危害后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如果侵害行为未到达严重程度，则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对于违法发放贷款行为之罪与非罪的区分，关键是从客观方面进行考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行为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行为人基于违反《商业银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贷款证管理办法》《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合同法》等等一切法律或行政法规有关信贷管理的规定而发放贷款，则构成犯罪，如果违反的只是所在单位内部规定，不能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2、所发放贷款数额是否巨大。如果未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则不构成本罪。 3、是否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不能以本罪论处。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违法发放贷款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百八十六条。该条文具体规定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关系人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如果想要在违法发放贷款中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可以先通过网咨询律师获得专业指导。
法律客观：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具体是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发放贷款是我国商业银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的一项重要金融业务，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为了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使用的有效性，加速信贷资金周转，我国制定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对有关贷款问题作出了规定。如要求作为贷款人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发放贷款；贷款人应对借款人偿还能力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一般应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并对担保的可靠性进行严格的审查，等等。如果贷款人在办理发放贷款业务过程中，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如不认真调查借款人的偿还能力或资信情况，随意评估有失水准，或未经批准擅自发放贷款等，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同时还会造成国家贷款的损失，影响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本罪的对象是贷款，即贷款人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贷款既可以是人民币，也可以是外币。发放的如果不是贷款，不能构成本罪。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1、要有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的行为，这是构成本罪客观方面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没有向关系人以外的人贷款的行为，即使具有其他玩忽职守如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滥用职权如报销非法的开支等行为，办不构成本罪，构成犯罪的，应以他罪处罚。所谓关系人，对于不同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其外延会有所不同，这需要有关法规明确加以规定。就商业银行而言，它是指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上列所述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本罪贷款行为的对象，则是指上述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如果是给关系人提供信用贷款或优于其他同类贷款条件的担保贷款，则应不构成本罪，依法需要治罪的，应按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处理。 2、违反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所谓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指违反《商业银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贷款证管理办法》、《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合同法》等等一切法律或行政法规有关信贷管理的规定。如依法应对借款人是否符合有关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而不审查；依法应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安全性、合法性、盈利性进行调查、评估却不调查、评估；依法应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而不签订合同；对借款人是否符合条件虽然进行了审查，但在审查中是否马马虎虎、应付从事，不作认真、细致、全面、深人的审查就作出合格的决定；明知申请借款人不符合条件，但为了向其发放贷款，而向有关批准贷款的领导谎报情节或隐瞒真相；明知借款人不符合条件，但由于人情关系或接受了借款人贿赂及某种利益，利用自己的职权擅自向其发放贷款；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下限的规定，擅自提高贷款利率而放松其他条件发放贷款；签订贷款合同，利用手中职权指使或亲自就一些重要条款如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不予以明确；超越自己的职权，擅自批准发放贷款；等等。 3、非法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必须造成了重大损失，才能构成本罪，这是本罪行为在量的方面一个重要的限制。如果没有发生实际损失，或虽有损失但不是重大损失，即使有非法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的行为，亦不可能构成本罪。对于重大损失，其起点的数额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这还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经验及其实际情况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服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及其他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上述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其他任何单位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含外资、中外合资、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等)和个人都不能成为本罪主体。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于其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出于过失，这种过失一般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至于行为人实施的发放贷款行为本身，则是出于故意，尤其滥用职权，更是故意而为，但本罪属于结果犯，行为人对行为的故意并不影响其对结果的过失，因而本罪仍属于过失犯罪。
前言：
骗取贷款罪系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该罪的立法用意在于：刑事司法中对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证明，针对此缺陷，该罪是补救性立法，只要客观上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确实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之行为，就适用该罪名，以全面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具体骗取贷款的行为方式包括：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等。
骗取贷款罪“骗取行为”的理解，需要结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类犯罪来解释。“骗取”与“诈骗”行为的客观特征相同，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骗取贷款罪要求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发放贷款，从而使行为人获取贷款，并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侵犯法益的行为都必须规定或者认定为犯罪”，要“采取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贷款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自由协商达成的合意，因此，是否必须将所有提供了虚假资料的违规、违法贷款行为均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必须在刑法的语境下考量。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无罪判例表明，在骗取贷款罪案件中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辩护律师应该从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出发，关注银行是否遭到实际损失，银行是否真实受骗，行为人是否有行骗的故意等方面。
笔者通过比对23个骗取贷款罪无罪判例和数百个有罪判例（本文仅作部分列举），通过分类整理，总结出如下几类无罪辩点，以供参考。
目录
一、主观方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1：贷款人的提供名义贷款人身份及具体的签字行为都是基于夫妻关系而实施，贷款人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贷款人有骗贷的主观故意，不能认定贷款人有骗取贷款的故意
二、客观方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2：行为人以个人名义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属于有限公司股东正常的履职行为，不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行为人没有伪造并提供公司虚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相关材料以及相关合同，不能认定行为人有骗贷的行为
主要辩点3：行为人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不能认定行为人有骗贷的行为
主要辩点4：原判认定行为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无法认定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即使最终未能归还贷款，亦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三、客体方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5：虽然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但是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担保，并未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也未利用贷款进行非法活动，贷款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主要辩点6：行为人确有使用虚假购销合同的欺骗手段，并且实际取得巨额贷款，涉案贷款已正常归还结清，未造成实质危害，行为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主要辩点7：案发时，还未到贷款的到期还款日，并没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银行与贷款人达成合意续贷，银行并未遭受实际的损失，贷款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四、犯罪对象不符合
主要辩点8：行为人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犯罪对象并非金融机构的贷款，而是他人财物，行为人并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五、因果关系层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9：银行对贷款人财务资料虚假、贷款实际用途与购销合同不符均明知，同时，无证据表明银行对贷款申请资料、资金用途进行了实质审查，无法认定银行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贷款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主要辩点10：银行明知贷款存在较大风险，但出于经营上的考虑，主动予以贷款或续贷，贷款人不构成骗取犯罪
主要辩点11：贷款人有一定的欺骗行为，但银行是因为其他真实材料而决定放贷，银行没有陷入错误认识，贷款人并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六、未达立案标准
主要辩点12：未达到刑事责任的立案追诉标准
正文
一、主观方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1：贷款人的身份及具体的签字行为都是基于夫妻关系而实施，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贷款人有骗贷的主观故意
参考无罪案例：（2015）济刑初字第514号
裁判理由：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案中，1、根据证人贺某、张某某、蔡某的证言以及判决书等书证，证实袁某某经张某某介绍认识北海支行行长蔡某，经与蔡某、信贷部沟通，袁某某向北海支行提供贷款资料进行审查，在苗新花到场签字前银行已完成了贷款的审查程序，符合贷款条件，且信贷员不认为有欺诈行为，银行也按合同违约提起了民事诉讼并已判决生效；2、根据证人苗某乙、程某甲的证言，证实是袁某某让二人担保贷款150万元；3、根据被告人苗新花的供述、证人苗某甲的证言，证实贷款当日，是袁某某让苗新花和苗某甲签订购买水泥、钢筋的合同，签订合同时信贷员在场，说明银行知道合同的签订情况；4、根据被告人苗新花提供的袁某某于2015年3月11日出具的贷款情况证明，证明中提到张某某帮袁某某办理贷款情况，并说袁某某有贷款，让苗新花做借款人，贷款当天袁某某给苗新花打电话让她到北海支行签字，因信贷员说大额贷款都有协议书要签，并拿了样板协议，袁某某让苗新花和苗某甲签订了购买合同，贷款第二天，袁某某打电话让苗新花给他人还款。根据上述证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苗新花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的主观故意，在袁某某未到案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苗新花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本院不予支持。
二、客观方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2：当事人以个人名义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属于有限公司股东正常的履职行为，不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当事人没有伪造并提供公司虚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相关材料以及相关合同
相关无罪案例：（2013）汨刑初字第318号
裁判理由：被告人戴某甲虽然是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的股东，与戴某乙又是父子关系，但公诉机关提供的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戴某甲并未经手负责管理公司财务，只负责公司生产，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向汨罗市某某资产公司申请借款时，被告人戴某甲的具体行为只是在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申请贷款的承诺书、股东决议书、公司授权委托书上签字，以个人名义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属于有限公司股东正常的履职行为，不是刑法上的欺骗行为；被告人戴某甲向汨罗市某某担保公司考察人员所作的公司经营状况还好的陈述，对借款的取得不具有实质性积极作用，该行为也不能认定为刑法上的欺骗行为。而公诉机关提供的汨罗市某乙制品公司借款时向汨罗市某某资产公司、汨罗市某某担保公司提供的汨罗市某乙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虚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相关材料以及相关合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戴某甲伪造并提供这些材料；在借款发放过程中，借款的办理及转移，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戴某甲参与了策划、经手办理。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戴某甲具有骗取贷款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故意。
主要辩点3：行为人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
参考无罪案例：葫刑抗字第0001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理由：关于抗诉机关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获取银行贷款并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属于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抗诉意见，经查，关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是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其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规避S信用社贷款60万元的贷款限额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动决定实施行为。从办理贷款及办理催款转贷的过程中看，银行对邵某某为贷款的实际使用人至始至终是明知的，并没有产生错误的认识。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银行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关于邵某某改变贷款用途，经查，邵某某取得贷款后用于浴池经营，并未用于贷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将贷款用于浴池经营的行为依旧属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行为，并未挥霍取得的贷款，其在贷款存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利息，后又全额归还贷款本金，没有给S信用社造成任何损失和风险。故被告人邵某某虽然改变贷款用途，但不能认定为骗取手段，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予以支持。
类似无罪案例：（2015）招刑初字第161号（部分贷款行为无罪）
参考有罪判例：（2016）浙0109刑初1813号，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朱某某虚构贷款用途，且在贷款发放后没有按申请时的用途去使用也没有变更申请用途，且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罪要件。
主要辩点4：原判认定当事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无法认定当事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即使最终未能归还贷款，亦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参考无罪案例：（2013）浙嘉刑终字第274号判决书
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应用集成膜技术日处理印染工业废水2000立方米节水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平湖市经贸局备案，因要申报国家项目，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张斌让范兆科制作“印染生产线系统节水项目书”，项目总投资为5300万元。2009年2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对该项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该项目的申报。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未按要求建设节水项目，而采用廉价设备替换项目中的高价设备等手段，以达到通过国家验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以节水项目名义，向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申请专项资金贷款3000万元。为顺利取得贷款，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及被告人张斌隐瞒了上述情况，并向银行提供虚假的工矿购销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与兴业银行嘉兴分行签订两份合计3000万元的节能减排专项借款合同。后兴业银行按约将3000万元发放，由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支配使用。至案发，被告单位七彩凤公司仅归还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
关于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单位七彩凤公司、上诉人张斌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所提检察意见，亦予以采纳。
三、客体方面不符合
骗取贷款罪的客体是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机构的信用安全，而根据《刑法》175条之一规定，构成本罪行为人的行为必须“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但是司法实务中，不能机械、孤立的套用该追诉标准，如果发行为人骗取贷款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骗取贷款，但未造成经济损失，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并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自然不能以该罪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辩点5：虽然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但是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担保，并未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也未利用贷款进行非法活动
参考无罪案例：（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2号
裁判理由：虽然上诉人邓宏在向兴业银行东莞分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贷款资料，但该笔贷款最终由担保人远大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并未给兴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上诉人邓宏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邓宏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贷款，但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判认定上诉人邓宏犯骗取贷款罪的定罪不当。上诉人邓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不应以骗取贷款罪追究邓宏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某，予以支持。
类似无罪案例：
（2016）粤12刑终186号
（2015）珠香法刑重字第5号
（2016）（2016）粤20刑再6号
（2014）澄刑初字第1779号
（2013）罗刑初字第21号
主要辩点6：行为人确有使用虚假购销合同的欺骗手段，并且实际取得巨额贷款，涉案贷款已正常归还结清，未造成实质危害
参考无罪案例：（2014）成刑初字第00348号
裁判理由：被告单位交大扬华公司及被告人王晖、徐洪良在银行机构开具敞口银行承兑汇票的过程中，确有使用虚假购销合同的欺骗手段，并且实际取得敞口贷款共计3.90916亿元，但涉案的3.90916亿元均已正常归还结清，未造成实质危害，可不以犯罪论处。
参考有罪判例：（2017）鲁0302刑初63号，被告人孙某伙同侯某同以淄博德润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向淄博市淄川区农村商业银行提供虚假贷款资料、虚构贸易背景及贷款用途，贷款400万元，到期后未归还，其行为已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类似无罪案例：
（2013）南法刑初字第236号
（2012）罗刑初字第111号
主要辩点7：案发时，还未到贷款的到期还款日，且并没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银行与贷款人达成合意续贷，银行并未遭受实际的损失
参考无罪案例：（2015）湘法刑初字第231号
裁判理由：被告人肖某某于2010年7月30日提供虚假的产品购销合同和变造虚假证明从望春门信用社获得贷款400万元，借期两年，到期后，被告人肖某某归还了400万元贷款。2012年9月3日被告人肖某某再次以变造虚假证明、提供虚假购销合同等方式从望春门信用社获得贷款600万元，借期三年。该600万元贷款在案发时尚未到到期也未还清（到期日为2015年9月）。2015年12月25日被告人肖某某与湖南湘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望春门支行（原湘乡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望春门信用社）签订了该600万元贷款的续借合同，借期19个月，到期日2017年7月9日。
被告人肖某某骗取贷款未给银行造成损失，也无其他严重情节，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某犯骗取贷款罪不成立。
类似判例：
（2013）扬广刑初字第0009号
（2013）龙刑初字第216号
四、犯罪对象不符合
主要辩点8：行为人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犯罪对象并非金融机构的贷款，而是他人财物，并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参考无罪判例：（2014）郓刑初字第316号
裁判理由：被告人张恩英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张恩英构不成骗取贷款罪、合同诈骗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恩英向银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同时又骗取担保人的信任，以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后，自己没有还贷能力，而由担保人代为偿还全部贷款，这种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骗取银行贷款，实际上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人的财产，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对被告人张恩英和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张恩英构不成骗取贷款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五、因果关系层面不符合
主要辩点9：银行对财务资料虚假、贷款实际用途与购销合同不符均明知，同时，无证据表明银行对贷款申请资料、资金用途进行了实质审查，无法认定银行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
参考无罪案例：（2016）苏0581刑初1339号
裁判理由：公诉机关指控的9笔贷款，均由常熟市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公司）提供担保，被告人方某某将自己实际控制的连云港土地向国发公司（承诺）抵押作为反担保。在国发公司对常熟市中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所做的调查报告中显示“企业实际控制人是方某某”、“借款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国发公司证人金某、沈某等人的证言笔录亦证实其均知道被告人方某某贷款资金用途不实、财务资料有水分。在中信银行对常熟市方氏商标织造有限公司向其申请贷款的审批表中显示“从经营需求看，主要是法定代表人方某某在连云港东海县投资房地产”、“考虑到本次授信由政府控股背景的国发公司提供担保，能有效控制最终授信风险……拟继续授信”，中信银行证人何某的证言笔录亦证实方某某后来几年向银行贷款是为了周转贷款、续贷。可见，国发公司、中信银行人员对于被告人方某某申请贷款的财务资料虚假、贷款实际用途与购销合同不符均是明知的。同时，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四家银行对贷款的申请资料、资金用途进行了实质审查，并因虚假的财务资料、购销合同而受骗。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方某某具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涉案银行因虚假的财务资料、购销合同而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发放贷款。此外，被告人方某某未利用贷款进行非法活动，涉案贷款8700万元，其中700万元已经归还，4000万元已由国发公司代偿，被告人方某某尚有土地未及处理，现有证据亦未能证明其行为会给银行造成多少实际损失、是否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并应科以刑事处罚。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方某某实施了骗取贷款的犯罪行为，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方某某犯骗取贷款罪的罪名不能成立，应予纠正；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相关有罪案例：（2016）苏1181刑初181号，被告单位江苏丹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用他人财产作质押物质押，采用虚假的购销合同并隐瞒贷款的真实用途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何某某1、何某某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骗取贷款罪。丹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辩护人提出银行在转贷过程中对虚假资料及质押物不足等是明知的、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不存在骗取贷款之辩护意见。经查：银行发放贷款须经多层审批，最终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才能实现放贷。被告人何某某1、何某某向银行隐瞒了用于质押的粮食（绝大部分）系国家储备粮的事实并提供了虚假材料，即便银行具体办理业务的人员明知材料有假而予以上报，但其后的一系列环节均受该虚假事实所欺骗，从而向被告单位发放贷款500万元，被告人何某某1、何某某实施了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行为，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该笔贷款还有其他单位和个人担保，银行的贷款可以收回，不存在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之辩护意见。经查：从案发至今，担保单位和个人均没有履行代为偿还的义务，被告单位骗取贷款给银行造成的重大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且目前担保单位和个人均无履行能力，故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主要辩点10：银行明知贷款存在较大风险，但出于经营上的考虑，主动予以贷款或续贷，贷款人不构成犯罪
参考无罪案例：（2014）湖浔刑初字第410号
裁判理由：盈晖公司在2009年至2012年间多次向南浔银行东迁支行申请贷款并续贷。相应证人的证言可证实，钢材市场内的商户贷款时系先向市场部提出，由市场部汇总后再向南浔银行东迁支行申请。在2012年8月份，该行已知晓钢材市场经营行情较差，贷款存在较大风险，但出于银行经营上的考虑，仍在盈晖公司归还贷款后予以续贷。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南浔银行东迁支行在2012年8月份系因被告人肖国安提交虚假资料而陷入错误认识继而发放贷款，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国安犯骗取贷款罪，证据不足。
类似无罪案例：（2014）杭富刑初字第835号
主要辩点11：贷款人的欺骗行为与取得贷款间没有因果关系，银行没有陷入错误认识，但出于经营需要，决定放贷
参考无罪案例：（2014）太刑初字第00162号
裁判理由：这两笔贷款在获得太湖县农商行的批准后，城西支行作为贷款方与严炜签订了借款合同，太湖县农商行系城西支行的上级，对贷款有最后决定权，根据该行出具的《关于对严炜在我行贷款行为的看法》，其明确表示之所以向严炜发放涉案两笔贷款，是基于严炜对这两笔贷款均依借款合同的约定提供了较完备的抵押担保，如果严炜没有提供抵押担保，该行不会向严炜发放贷款，也就是说直接影响该行最终决定贷款给严炜，是其提供了相应的真实抵押担保，即使严炜在申请贷款时有一些欺骗行为，如在《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中没有如实申报自己对外举债、夸大收入及所承包工程规模之行为，但这些欺骗行为与其取得贷款间没有因果关系，故被告人严炜相应获取贷款的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对被告人严炜及辩护人此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六、未达立案标准
主要辩点12：未达到刑事责任的立案追诉标准，不构成犯罪
参考无罪判例：（2012）社刑初字第105号
裁判理由：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自套提供虚假担保分别于2007年4月12日、5月24日骗取社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贷款6万元、3.5万元共计9.5万元，构成骗取贷款罪，本院认为，被告人杨自套虽有骗取贷款的行为和主观故意，但数额达不到规定的追究骗取贷款罪刑事责任的立案追诉标准，故指控被告人杨自套构成骗取贷款罪不能成立。
类似无罪案例：（2012）金刑初字第8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