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都需要在社会中使用消费他人的劳动商品。但由于各人习惯经验和天赋心理不同。对于同一件商品，他们对于商品功效的使用也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这也是需求市场中交换价值主观性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基于个人需求主观性推出了偏好和效用的概念，以更好的解释消费者消费行为心理，以使商品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最大。对于效用我认为就是需求满足的效应
一偏好
经济学的很多术语所包含的道理其实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一些常用的语言中，比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体现了经济学中偏好的含义。他具有喜欢和爱好的含义。
人的行为，很大程度是用选择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目标。经济学家用偏好（preference）这个概念来定义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所谓偏好，就是个人对满足目的手段的评价。给定人的最终目的是幸福，直接服务于这个最终目的的手段也就成为人们选择行为的目的。因此，经济学家讲的“偏好”，也泛指后一类目的；所谓“满足偏好”，就是满足这样的目的：对某种物品或行动的喜爱或厌恶倾向。
人们偏好某一个东西，就是指它可以满足人的某种欲望。偏好本身是因人而异的。例如有人偏好钱，有人偏好权力。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人一个人追求幸福，另一个人不追求幸福。两人都是在追求幸福，但是对第一个人而言，金钱手段在满足他幸福目的方面的需求满足感受更好。
偏好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它是指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进行的排列选择。
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组合称为商品束，商品束可以是多种商品，也可以是两种商品。偏好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概念。主观是因为它是个人对于事物使用效果的的评价，只表示某个人认为一物优于另一物；相对是因为一个人的主观偏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经济学中的偏好关系具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即非对称性与传递性。所谓非对称性是指若某人认为物品A优于物品B，就不能同时又认为B优于A；所谓传递性是指若某人认为物品A优于物品B，而物品B优于物品C，那么物品A肯定优于物品C。
在经济学中，偏好是对一种货物、事件或项目的喜好，其程度高于对一种或多种其他货物等的喜好。每个人在一生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偏好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时间的函数。虽然一个人一生的偏好结构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时间本身并不是一个人需求偏好结构改变的实际决定因素。改变一个人需求偏好结构的因素主要有：
A.原有的习惯
偏好结构的改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是长久的习惯作用下的产物，新的效用偏好结构要受到原有习惯冲击力的影响。
B.身体条件的变化
C.工作环境的变化
一个人在一生中，很少只从事一个行业，更换行业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会更换五六种行业。不同的行业必然具有不同的环境和模式，相应的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这时也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新情况。
D社会环境影响
它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社会潮流、主流文化对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
一个广州人，如果到哈尔滨去定居，其消费偏好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出于生活的需求，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同样，由于社会潮流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一个人处在同一城市中，他也会为了适应形势和潮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偏好结构。从众心理的普遍性为人们改变偏好结构提供了一定的行为基础。
二 效用或需求效应
西经中的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商品中获得的心理满足程度。
从消费者行为中理解，是消费者在使用商品时的心理满足程度或效应。
首先，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需求满足来自于消费者偏好。当这种偏好的市场需求量增多时，偏好的需求量便成为需求现象中的一种效应。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需求效应并不是商品属性功能的增高，尔是偏好所致。
例如，食品可以满足人们充饥和营养的欲望；但由于某一种食品满足某一群人偏好需求。那么这种商品的需求效应就大。根据需求原理，我们容易看出，需求增大，其价格增高。若这偏好人群转移，则需求减少，价格降低。
个人的需求效应也是如此。当个人对某一商品中的款式或某一属性具有偏好时，其选择序数就会上升或购买。
效应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和评价，没有客观统一的衡量标准，效应随偏好而变化，随时间地点不同也发生变化。如一元钱，对于穷者效应就大，对于富人则是九牛一毛。
在西经济学者看来，同一个物品对不同人而言，是可以有非常不同的使用效果，他们称之谓效用，然后根据需求量的增多，称其量为价值。其实需求量增加有很多因素。有时收入和便宜也是需求增多的原因，也是需求偏好的一个因素。如果偏好需求效应是商品价值的内在属性，那么偏好低价也是商品内在属性。主观对主观，谁能说服谁呢？
举例来说，物品的功能会因时因地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和效应。如果一个人现在身处沙漠之中，身上没有带水，并且估计再走上十天十夜也不会找到水源。这时有另一个人拿着一瓶水出现在他面前，他愿意花多少钱去把它买下来？答案是：他会愿意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交换！为什么？因为这瓶水的偏好需求效应很高，高得等同于生命的价值！等他回来时，因供应充足，他再不会高价购买了。难道这是商品内在属性吗？这实在就是需求效应和需求公理嘛！
需求效应可以作序数比较而非基数衡量，那是因为效用（需求效应）是主观的，无法进行人际比较。如货比三家，你选中了一家，舍弃了两家，你知道那两家的功能量多少？每个人的主观感受既然不同，怎么能同等交换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本来是形容极端的自私，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毛对要拔的那个人来说，他认为其需求满足序数就是很高，只要他不愿意跟天下人的利益（需求）交换，你不能强迫他，不能以天下人对这一毛的需求满足序数大于这一个人的满足序数值而要求他非拔不可。所以就出现了价格这种大于价值的交换方式。
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偏好需求效应最大化。效应不同于物品本身的功效，功效产生于物品的属性，是客观的；效应是消费者消费某种物品时的感受，是主观的。某种物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应因人而异，效应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没有客观标准。
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鱼在水中畅游是苦不堪言，还是悠然自得、其乐无穷，只能由鱼自己感受到。这形象地说明了效应的主观性。
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对效应的评价也不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肯定多吃多拿，自己不喜欢的则避而远之，这就是偏好。
偏好与效应的关联就在于，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偏好程度，对某个事物偏好程度大，它的效应就大，反之亦然。
当不涉及商品数量问题时，是偏好；当涉及商品数量时，是效应。
偏好决定消费者的定性购买（购买什么），效应决定消费者的定量购买（购买多少）。
第一，效应的主观性。效用是对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心理感觉。某种物品效应的大小既没有客观标准，也没有伦理学含义，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某种物品时的主观感受。对不同的人而言，同样的物品所带来的效应是不同的。
例如，一支香烟对吸烟者来说有很大的需求效应，而对不吸烟者来说是毫无效用，甚至是有负效应的。对同一个人而言，同一物品在不同时间与地点的效应也是不同的。
例如，同一件棉衣，在冬天或寒冷地区给人带来的效应很大，在夏天或热带地区也许只能带来负效用。
另外，效应还具有递减性和再生性。
例如，连续消费面包，第一块感觉较好，效用大，第二块感觉一般，效应一般，表现为效应递减。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消费面包，则对面包的感觉又会恢复到第一块那样较好的感觉。这就说明效应的大小与有无，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
第二，效应与物品本身的功效不同。
效应来源于使用的效果，但不同于使用功效。使用功效是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它由物品本身的物理或化学性质所决定。使用功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感受为转移。如老话是衣挡寒，你硬要夏天穿，效应感受肯定不好。
例如，香烟无论对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都具有尼古丁危害性，但效应强调了消费者对某种物品带来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所以，香烟对吸烟者来讲是有调节情绪效应的，但对于不吸烟者来说是没有效应的。
第三，效应是不含伦理学判断的。只要能满足人们某种偏好欲望的物品就有效应，而这种欲望偏好本身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则不在效应评价范围之内。例如，毒品能满足吸毒者吸毒的欲望偏好，它就有效应，而不能因为毒品对吸毒者身体的损害，以及对社会的危害就否定其效应的客观存在。
第四，效应比较计量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人们通过消费活动获得了欲望的满足，则为正效应；若感到痛苦或不适，则为负效应。例如，在亲朋喜庆相聚的宴会上，适当喝点酒既可增强热闹气氛，又可满足喝酒者的欲望，具有正效用；可是，一旦饮酒过量，既破坏了喜庆气氛，又会伤及身体，带来身心痛苦，则为负效应。
3序数效用论
效应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因为不可能找到效应的计量单位；认为消费者在市场上所做的并不是权衡商品效用的大小而只是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排序。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应论。序数效应论力图避免效应可以直接被计量这种尴尬的假设，并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即无差异曲线分析。
序数效应论的基本观点是：
效应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效应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进行。
例如，消费者消费了巧克力与唱片，他从中得到的效用是无法衡量，也无法加总求和的，更不能用基数来表示，但他可以比较从消费这两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效应。如果他认为消费一块巧克力所带来的效用大于消费唱片所带来的效用，那么就叫一块巧克力的效应是第一，唱片的效用是第二。
假定条件
序数效应论用消费者偏好的高低来表示满足程度的高低。该理论建立在以下假定上：
A、完备性，即指对每一种商品都能说出偏好顺序。
2、可传递性，即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是有序的，连贯一致的。若A大于B，B大于C，则A大于C。
3、不充分满足性，即消费者认为商品数量总是多一些好。而供应商供应不满足需求。
关于消费理论的需求效应即效用的概念讲完了，可能有人认为我说的和以前的需求公理的原理差不多。多此一举。
确实，因为消费者理论是试图把需求公律作为理论推导出来,为此它又出两个定理(比较定理和传递性定理),再加上一个叫“效用”的概念,再出一套等优曲线的分析,最后通过价格变动画出价格扩展路径,推出一条需求曲线。然后学下去大家就知道,由于存在着吉芬物品的困扰,这条需求曲线并不能确保一定可以向右下方倾斜,于是又得再补加一个否决吉芬物品存在的假设…总之如果消费者理论的解释能力要跟作为公理的需求定律一样强,它必须弄一大堆新西出来,复杂无比。
根据科学方法论中的“奥克姆剃刀”原理不同的理论如果同样的解释力,内容越简单的越优胜,因此需求公理胜于消费者理论!此外,消费者理论所深深依赖的需求效应即效用概念、等优曲线都是意图之物,使用时必须先设法将之化为以事实来代替,这也大大地增加了理论应用的复杂性,造成重重的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套套逻辑的错误之中。(这是经济学解释张五常说的。效用是主观意图，不是客观事实。)
而且,在实际的应用中,需求定律的解释力其实
比消费者理论更强。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需求公理的最后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对需求定律中的“价值”变量作广泛的阐释,理解为“成本”的话就也可以解释生产商的行为,而更进一步理解为“局限条件”的话,需求定律实际上可以解释一切经济学所要解释的现象!
事实上,对于实际工作者而言,消费者理论可以完全不学,也对后面的学习毫无影响。但为什么我还是要说呢?这是因为这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很强,学习它有助于锻炼一下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是说,这一讲的内容大家别用它来解释现实基本现象。实际上它是解释不了的!那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所谓解释,其实几乎都是套套逻辑，大家就拿它来做一场逻辑训练的游戏好了。
这类似于我们提到过鸡兔同笼”的题目,现实中人们是用方程这种容易得多的方法来解这类题目的,小学生要用算术方法来解答这类题目只是为了训练小孩的思维能力,而不是教他们真的用这种复杂、笨拙的方式解决现实中的类似问题同样的道理,解释真实世界现象时,大家使用需求定律这公理是最简单实用的就可以。可别那么蠢,自讨苦吃用消费者理论解释需求和价值。
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1960）-书中，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X理论和Y理论。麦氏主张Y理论，反对X理论，而X理论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X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①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他们都尽可能逃避工作。②多数人都没有雄心大志，不愿负任何责任，而心甘情愿受别人的指导。③多数人的个人目标都是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的，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近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④多数人干工作都是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他们努力工作。⑤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于上述设想的人，另一类是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的人，这些人应负起管理的责任。
归纳起来，经济人与社会人（或道德人）是对立的，其根本区别在于：①经济人是完全的利已，不存在利他行为，而道德人存在利他行为；②经济人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其它利益，道德人需要考虑自己的其它利益；③经济人为实现经济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道德人则需要考虑社会的其它影响，需要担负社会的相应责任。
资料：
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分析工具，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由此构建了西方经济学大厦，可以说，没有“经济人”假设，就没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现代市场制度。认真分析“经济人”假设，并顺利完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的转化，以促进经济学向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延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意思为理性经济人，也可称“实利人”。这是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的看法，即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
斯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经济学普遍继承，同时这一假设本身也在不断完善，最突出的体现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人”就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他的基本特征是：一是具有功利主义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识和信息，恰当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经济人”一般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经济人”通常采取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等四种要素供给者的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引入数量分析方法解答了斯密没有解答的问题，比斯密的原始“经济人”前进了一大步。新古典经济学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经济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实现最大的满足和效率。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将斯密的“经济人”，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简单、可量化的“机械人”。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转化为只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因此，薪古典“经济人”的假设边界是：纯粹的“自利性”而无“利他性”，纯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无“公共利益”，没有社会规则的约束。
二、“经济人”假设的形成
关于“经济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提出，有关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有目标理性的，惟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最大化。
“经济人”的假设，起源于享受主义哲学和英国经济学业家亚当_斯密（AdamSmith）的关于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亚当_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和权力维持员工的效力和服从。
之后，西尼耳定量地确定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_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一名词引入经济学。与“经济人”相对的概念是“道德人”或“社会人”。
三、“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根本区别
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1960）-书中，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X理论和Y理论。麦氏主张Y理论，反对X理论，而X理论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X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①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他们都尽可能逃避工作。②多数人都没有雄心大志，不愿负任何责任，而心甘情愿受别人的指导。③多数人的个人目标都是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的，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近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④多数人干工作都是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他们努力工作。⑤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于上述设想的人，另一类是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的人，这些人应负起管理的责任。
归纳起来，经济人与社会人（或道德人）是对立的，其根本区别在于：①经济人是完全的利已，不存在利他行为，而道德人存在利他行为；②经济人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其它利益，道德人需要考虑自己的其它利益；③经济人为实现经济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道德人则需要考虑社会的其它影响，需要担负社会的相应责任。
四、如何实现“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的转化
从表面上来看，经济人与道德人是根本对立的，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1、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的逻辑统一。人为什么会存在利他行为？统一价值论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着特定的价值动因。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一个人的价值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导致其他人的价值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这种价值相关性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任何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关系或价值关系，脱离利益联系的社会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很快要消亡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使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利益相关性，其大小可用“利益相关系数”来描述。当利益相关系数大于0，且小于或等于1时，人与人之间存在正向的利益相关性，也就是说，当他人的价值增长时，自身的价值将会产生间接的增长，此时，自己就会实施各种形式的利他行为。这就是人类实施利他行为的价值动因。由此可见，“利他”的客观价值目的仍然是为了“利已”，利他行为是利已行为的延伸，是间接形式的利已行为，在本质上并不与利已行为相矛盾，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
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的这种逻辑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通常情况下，“利己”行为所产生的价值收益往往具有较多的确定性、直接性、显性、眼前性、局部性、物质性和具体性，容易被人们所认识；而“利他”行为所产生的价值收益往往具有较多的概率性、间接性、隐性、长远性、整体性、精神性和抽象性，难以被人们所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机遇、一定的环境条件、一定的知识（即智商）和一定的眼力（即情商）才能充分地、全面地进行认识，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利他”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利已”与“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此时人将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如母子之间、夫妻之间由于通常存在很高的利益相关性，因此必然会表现出很多的利他行为。三是，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从而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四是，在特殊情况下，人有时为了“利他”而完全否定自我，导致自我价值的完全丧失（即牺牲），这是利他行为的极限状态，通常是由“思维惯性”、“信仰理念”或“伦理规则”所引发的，在客观本质上并不违背“利已”的价值目的。五是，若干个人为了一定的价值目的而组成一个集体，若干集体为了一定的价值目的而组成一个社会，其客观目的都在于形成一定的互利互惠的利益相关性，因此人类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行为，虽然在其表现形式上都是利他的，但在其客观本质上都是利已的。总之，利他是利已的延伸，他人利益可以根据利益相关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数量的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可以根据利益相关性的大小，折算成一定数量的个人利益。
2、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逻辑统一。人的价值需要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四个基本层次，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非经济利益，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都应该包含在这四个基本层次的价值内涵之中，一般来说，经济利益较多地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价值，非经济利益较多地包括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价值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根据价值的载体不同，可分为精神性价值与物质性价值；根据作用的社会领域不同，可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与文化价值；根据作用的主体类型不同，可分为个人价值、集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根据作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真假性价值、善恶性价值与美丑性价值；根据作用的目的不同，可分为生存性价值与发展性价值；根据作用的过程不同，可分为消费性价值与生产性价值；根据价值的作用途径不同，可分为“利”价值和“义”价值。统一价值论认为，无论是何种形式、那个层次的价值，都是为了维持和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可以进行统一度量和统一计算。因此，人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利益，还要考虑非经济利益，只要价值量相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同样重要，由此可见，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
3、“利润率最大化”与“价值增长率最大化”的逻辑统一。人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效率通常可以采用“利润率”来衡量，即在单位时间内的货币增量与货币量之比值。人的所有非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效率则可以采用“价值增长率”来衡量，即在单位时间内的价值增量与价值量之比值。“经济人”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率的最大化。统一价值论认为，所有人类主体的根本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的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这就是“社会人”假设的基本内容，经济人的根本动机只是一般人类主体（即一般社会人）的根本动机的特殊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利润率的最大化”与“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
“利润率的最大化”与“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的这种逻辑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人要追求自身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价值收益，减少价值耗费”，凡是对于不能给自己带来较大价值收益的工作，或者对于工作业绩没有与人的劳动报酬相联系的工作，人的行为将是被动的、消极的，人甚至会逃避它，因此对于这类工作，人就是“懒惰的”，人的“懒惰”本性，实际上就是人的“追求最大价值增长率”的本性。二是，“满意”是人对于“价值增长率最大化”的主观感受过程，因此追求“满意”的状态与追求“价值增长率最大化”的状态是完全等价的。三是，由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利益相关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关系充分形象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其中，“人人为我”反映了社会对于“我”的利益相关性，“我为人人”反映了“我”对于社会的利益相关性，众多的个人利益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就是一支“一只看不见的手”，促进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共同发展。四是，不仅个人会追求价值率的最大化，所有人类主体（个人、集体与社会）都会追求价值率的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人类主体的行为准则。五是，人的“自利”程度、“理性”程度、知识水平、情感特性、信息的收集程度、市场机制的充分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社会习惯的科学性、社会道德的完善性、人对于价值评价的准确性等，并不影响和改变人“追求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动机，但会影响和改变价值率最大化的最终实现程度，即影响和改变价值率的最大值（即理想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值。六是，人追求“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的根本动机，是从全方位的价值角度来考察的，价值的收益（或价值的产出）与价值的耗费（或价值的投入）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还包括政治与文化价值，不仅包括直接的价值还包括间接的价值，不仅包括显性的价值还包括隐性的价值，不仅包括现实的价值还包括可能的价值，不仅包括眼前的价值还包括长远的价值，不仅包括事物的价值还包括环境的价值。
五、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转化的重要意义
统一价值论根据“从能量角度看价值，从价值角度看世界”的研究思路，以物理学的“耗散结构论”为理论前提，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价值理论的统一化、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实现了所有形式、所有层次价值的统一度量，从而实现了利已行为与利他行为的逻辑统一，实现了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统一，实现了“利润率的最大化”与“价值增长率的最大化”的逻辑统一，顺利完成了“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或“道德人”假设）的转化。这不仅是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大突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学向社会科学其它领域的全面扩展，从而使许多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经济定律、经济规律可以顺利地拓展延伸到社会其它领域，例如，人际交往与商品交换一样遵循着等价交往的一般规律，广义价值规律是一切社会规律的母规律。
1）当一般的合约机制无法帮助消费者监督生产者的行为时，合约失灵。
合约失灵与政府／市场时令相互补充：前者解释为什么有些私人物品要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而后者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公共物品需要由非营利组织提供。
2）囚徒困境（Prison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不会一样。
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为。这时，合作可能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欺骗的动机这时可能被受到惩罚的威胁所克服，从而可能导向一个较好的、合作的结果。作为反复接近无限的数量，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
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因为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之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3）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指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公共地悲剧是哈定（Garrit Hadin）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Tragedy of Commons》中提出的。
公共地悲剧的通俗解释：
有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可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4）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5）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本），可称之为“负外部性”；反之，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可称之为“正外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的公共物品，可以说是正外部性的特例。个体经济活动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谓个体（私人）成本和个体（私人）收益，而这一活动带给旁观者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就是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生产中养蜂人放蜂使果农收成增加，企业的技术发明被其他企业无偿引用等等，都会产生正外部性；而化工厂向江河排放污水就会有负外部性。私人消费也会产生外部性，如吸烟，开车都会造成对空气的污染，半夜放音响给邻居带来的噪声等，都产生负外部性。
6）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这是什么」）；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这应该是什么」）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公式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出自从有限的可用手段里挑选达成目标的途径。另一个研究目标不同、但却有相同研究公式的学科则是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而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也是一个相关联的研究领域。
7）"内部性"：
having the quality of being both internal; internal character;
"内部性"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内部性是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内部性存在正的和负的两方面的效果.外部刺激是指外部环境引起的刺激,如某个广告、朋友或邻居买了某件商品等刺激
2、内部性是指知识的转移,即从外部知识库中筛选,提取人们想得到的与特定用户有关的知识.中介性是指为知识寻找者找到知识的最佳来源
3、一个企业的收益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决定的,由内部因素决定的称为内部性,由外部因素决定的称为外部性.从企业利益的角度讲有两种外部性,即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
8）寻租（Rent-seeking）
租，即租金。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如有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来为本部门谋求好处。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捞取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对既得利益进行的再分配的活动。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合法不合理。往往成为腐败和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
（详细较学术看下面）
寻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常见的寻租行为的分类：
1，政府的特许权。
2，政府规定，关税与进出口的配额。
3，政府采购。
•寻租的特点主要有：
•间接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一是直接浪费了经济资源，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的结果，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而言。
•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时间和精力反击。
•寻租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
•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独家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活动。
•行贿和走私就属于非法的寻租活动。
•
•寻租活动的三个层次,以出租车为例:
•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用发放有限数量的经营执照人为地限制出租汽车的数量，那么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牌照管制带来了第一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第二个层次是：既然政府官员可以决定牌照的管制，那么争取这个职位就形成了第二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是超额收入（部分或全部）会以执照费的形式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那么争夺这部分财政收入，就形成了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9）阿罗不可能定理：
不可能在同时满足以下看似合理的条件下，做到将个人偏好转变为公共选择，条件包括：
It is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individual preferences into collective preferences without violating at least one of a specified list of ethically reasonable conditions,including
1无约束域
2完备性
3忠实反映个人的偏好，如果每个人都认为A比B好，那么社会整体也应认为A比B好。
4传递性
5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不受无关备选方案的影响
6没有独裁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丹尼斯·缪勒在其《公共选择》（1979）一书中认为，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福利函数性质的论著，特别是伯格森（A. Bergson）的《福利经济学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和布莱克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所谓社会选择，是与个人选择相对而言的，个人选择的中心是确定个人偏好，而社会选择理论的中心是确定社会偏好。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受推崇的结论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1951年，阿罗出版了他的研究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他首次运用数理逻辑的分析工具，对社会决策和社会民主程序设计之间的关系做了形式化的深入考察，所得出的"不可能性定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近数十年来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突出成果。
阿罗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有两种做出社会选择的基本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另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此外，在其他非民主的国家，甚至在民主社会中的较小单位里，也存在两种社会选择的方法，即独裁和传统，在它们的正式结构中具有某些投票或市场机制所不具备的明确性。在理想的独裁体制中，社会选择只根据神的或者全体个人的共同意志做出。因此，这两种情况下均没有个人之间的冲突。然而，投票或市场的方法是汇集许多不同的个人偏好做出社会选择的方法。在任何个人是理性地做出他的选择的意义上，社会选择的独裁方法和传统方法也是理性的。[②]但是在涉及许多个人不同意志的集体选择中，这种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协调性还存在吗？
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肯·阿罗（1921年生）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他获奖的主要成果，是揭示了”不可能性定理”，人们俗称为”阿罗定理”。
1951年，阿罗出版了他的研究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准确的表达则是：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不存在满足阿罗公理的选举规则。或者也可以说是：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
阿罗不可能定理源自孔多塞的“投票悖论”，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图的偏好排序。
甲（a＞ b＞ c）
乙（b＞ c＞ a）
丙（c＞ a＞ b）
注：甲（a＞ b＞ c）代表——甲偏好a胜于b，又偏好b胜于c。
若取“a”、“b”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 b）
乙（b＞ a）
丙（a＞ b）
社会次序偏好为（a＞ b）
若取“b”、“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b＞ c）
乙（b＞ c）
丙（c＞ b）
社会次序偏好为（b＞ c）
若取“a”、“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 c）
乙（c＞ a）
丙（c＞ a）
社会次序偏好为（c＞ a）
于是我们得到三个社会偏好次序——（a＞ b）、（b＞ c）、（c＞ a），其投票结果显示“社会偏好”有如下事实：社会偏好a胜于b、偏好b胜于c、偏好c胜于a。显而易见，这种所谓的“社会偏好次序”包含有内在的矛盾，即社会偏好a胜于c,而又认为a不如c！所以按照投票的大多数规则，不能得出合理的社会偏好次序。
，
总结：要寻找这样一种决策机制，即它所产生的结果不受投票程序的影响，同时又不限制投票人的偏好以及进行的独立决策，并能最终将所有的个人偏好转化为一种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数理表述：
阿罗首先提出了社会福函数的条件，然后，证明这个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
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阿罗条件
U.无约束的定义域：f的定义式应当包括个人在X上的偏好关系的一切可能的组合。
WP.弱帕雷托原理：对于X中的每对备择物组合x与y，如果对于一切i，xPiy,那么，xPy
IIA不相关备择物的独立性。令R=f(R1,……RN)，R'＝f(R1',……R'N),并设x与y是X中任何两个备择物。如果每个个人i在Ri下排定x与y的次序，他也在R'下用同样的方式排出x与y的次序。那么，在R与R'条件下，x与y的社会排序相同。
D.非独裁关系。不存在这样一个人i，使得对于X中的一切x与y，xPiy,就意味着xPy，不管其他一切人j(j不等于i)的偏好怎样。
阿罗不可能定理：
如果X中至少存在三个社会状态，那么，没有一个社会福利函数f将会同时满足U、WP、IIA与D四个条件。
10）投票规则是通过投票进行决策的一种公共选择程序规则。
投票规则有两类：一致同意规则和多数票规则。
一致同意规则是指一项政策或议案，须经全体投票人一致赞同才能通过的一种投票规则，这是最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投票规则，但因其实质是一票否决制，故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施；多数票规则是指一项政策或议案，须经半数以上投票人赞同才能通过的一种投票规则，有氛围简单多数票规则和比例多数票规则，多数票规则往往导致循环投票并且不能反映个人的偏好程度，容易造成政府失灵。
在西方，各政党在选举中通过某些政策承诺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以确保本政党的当选。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迎合(部分)选民需要的政策倾向导致了出现“短视效应”，即追求近期目标而牺牲长远利益。
所谓“理性的无知”是指人们面对信息搜寻上的巨大成本和不确定性时,不能获取某些信息和知识的行为.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微观”是希腊文“μικρο”的意译，原意是“小")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的一门学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分析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关心社会中的个人和各组织之间的交换过程，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其基本理论就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所以微观经济学的主要范围包括消费者选择，厂商供给和收入分配。
研究内容编辑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亦即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
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所有个体的行为准则在此设法利用有限资源取得最大收获，并由此来考察个体取得最大收获的条件。在商品与劳务市场上，作为消费者的家庭根据各种商品的不同价格进行选择，设法用有限的收入从所购买的各种商品量中获得最大的效用或满足。家庭选择商品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又是厂商确定生产何种商品的信号。厂商是各种商品及劳务的供给者，厂商的目的则在于如何用最小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量，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厂商的抉择又将影响到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各项价格，从而影响到家庭的收入。家庭和厂商的抉择均通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价格变动进行协调。
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均衡价格的决定，考察市场机制如何通过调节个体行为取得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与途径。微观经济学也就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因此也称作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还考察了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如何采取干预行为与措施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盛行之后，这种着重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传统理论，就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只是研究对象有所分工，两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无根本分歧。两者均使用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在理论体系上，它们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市场出清，即资源流动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理性，即消费者与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的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产生发展编辑
微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的罗宾逊和美国的张伯伦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厂商均衡理论。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最终确立它的体系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
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微观经济学阶段，或者说是微观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定阶段。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微观经济学的完成阶段。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微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扩充和演变阶段。
通观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全部理论，始终围绕着价格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分析，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很多场合又被称为“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1]
理论发展编辑
新消费理论
传统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对消费者行为的构建，是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前提下的。而对于消费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因源于对这前提假定条件的反思。
1.显示偏好理论。
显示偏好理论是由萨缪尔逊率先提出的，后经霍撒克（H·S·Houthakker）、里克特（M·K·Richer）等人的补充逐步成体系。它的产生导源于传统需求理论的效用不可检测性。在传统的微观需求理论中，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只有在消费者效用函数已知且具有良好性质时才易分析。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因为效用或偏好不能被直接观察、能直接被观察的只是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如果能找到选择行为与偏好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而言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能显示“偏好”，那么，需求理论和偏好理论就可建立在可观察的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这就为检验消费者行为与最大化公理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显示偏好理论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
2.风险条件下的选择问题。
在风险大量存在的市场上，如何有效选择资产征状组合以回避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对保险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合同等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微观经济理论一个十分活跃的分支。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其他心理学分支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和预期效用理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确定条件下，理性公理假设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常常违背公理性假设。因此，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必须考察人们的复杂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观望理论、遗憾理论及模糊模型。具体到市场中资产征状组合决策时，出现了风险资产理论（衍生证券）、代理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等。与这一理论相应产生的是阐释消费者在不同条件下对消费和储蓄的不同选择的跨时期选择理论。动态的跨时期选择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有普遍应用。
3、消费也是家庭生产的理论。
贝克尔认为，家庭类似于一家小工厂，家庭把“资该品、原材料和劳动组合起来……以生产一些其他的有用商品”。按照这个较为宽泛的观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既是家庭消费者又是家庭生产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认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有时把孩子看成是消费商品）要耗费时间。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必须同任何物品之市场价格或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之市场价格计算在一起。正如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一样，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例如，一个人在其家庭生产中（在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被看作是家庭生产）所获得的最终产品，比如“健康的体魄”，需要许多“市场物品”（那些由消费者直接在市场购买的物品）和时间投入的组合。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和消费这些物品所需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怡悦等等），亦即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体现一种生产函数。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可看成是家庭生产中的投入要素）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例如，假设某人工作一小时可以挣到10美元，他或者用一小时在餐厅进餐，或者用15分钟吃快餐。再假设这两种就餐方式的花费都是6美元。尽管这两顿饭需要相等的货币花费，但其消费的完全价格却明显不同。快餐消费的完全价格是8.50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2.50美元的收入），而在餐厅进餐的完全价格却是16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10美元的收入）。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的每一美元花费（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其他诸如生育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家务、维护活动等家庭生产的价值，也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表示。同样，当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传统选择之中注入了新的见解，则成了在工作、闲暇和家庭生产之间的选择，并且，按照质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费类型的新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厂商理论
新古典厂商理论研究的是一种原子式厂商，即把厂商当作一个具有利润最大化倾向的经济个体，换言之，把厂商当作一个“黑箱”，一个最小的分析单位，所有的问题都抽象在生产函数之中。但现实与理论相距甚远，现代企业理论的形成正是对这一假设的反思结果。
1、企业的性质。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分析企业存在的理由。最早提出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是科斯，科斯从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即市场成本的企业内部化。除科斯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来因（Klein,1978）、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等人分别从资产专用性、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等角度，阐释企业的本质。
2、最大化模型与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一代理问题导源于对企业经理人员最大化行为的反思与分析。在一个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必须研究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理依据其特定的信息和权能优势独享决策权，其行为对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现代企业中，投资者或委托者与经理或代理者之间存在利益与目标的差异。委托——代理理论正是为解决经理人员对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偏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使企业不再作为最小的经济分析单位。
3、内部组织效率与非最大化厂商理论。如何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组织各种资源使企业有效运转，是企业形式的核心问题。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Demsetz,1972）的团队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这一问题。而从管理角度来看，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是其管理的立足点，即管理的“利益最大化激励”。但现实中这种管理思想并非屡试不爽。针对这种情况，西蒙（H·A·Simon）个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满意效用假说，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理论”，从而形成非最大化厂商行为理论。它的意义在于从“微观——微观”角度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问题，成为“最大化理论”的重要补充。
博弈论的改写
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有两个重要前提假定：
1、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
2、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
这两个前提假定使微观经济分析始终处在完美的一般均衡确定性分析的美妙境界中。但现实生活却非如此，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个体获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信息也是有成本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分析应运而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Morgenstern）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正式创立。到1994年纳什、泽尔腾和豪尔绍尼三位“博弈论”巨匠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其间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博弈论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与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和“贝叶斯—纳什均衡与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使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重塑了微观经济学的独占理论。对外部性问题的忽略是古典经济致命的缺陷，从而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大大促进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古诺、贝特朗到张伯伦，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现实中绝大多数市场竞争需要用寡占理论解释。虽然寡头竞争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但在引入博弈论之前，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仅是重温古诺一个半世纪前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以贝恩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寡占市场才被作为重点，在“结构——行为——绩效”的框架中作实证研究。但当经济学家掌握了纳什均衡和更多的博弈论知识后，古诺研究就便被继续推进了。他们不仅证实了古诺和贝特朗均衡都是纳什均衡，而且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分析技术，如沉没成本，不完全信息模型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佚名定理等，使现代经济学的市场分析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信息经济学成为主流
经济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决策。但非对称信息环境是常态。所谓非对称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些人具有他人不掌握的信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就是非对称信息下行为个体的最优决策，主要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经济分析，核心是“信息成本”和最优信息搜寻；二是非对称信息下的经济分析。
信息经济学中的难点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对象的不确定性，即委托人在与多种代理人打交道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与何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代理人情况亦如此。20世纪60年代后期，博弈论学者哈萨尼提出了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技术，并将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概念推广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定义了贝叶斯纳什均衡 [3]。在此基础上，不完全信息博弈（尤其是非对称信息博弈）得到长足发展，信息经济学也因此飞速发展起来。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分析方法彻底改变了微观经济学的全貌。关于经济机制的设计研究中所处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都是这一分析方法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慎密的微观分析已渗透到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从市场的有效性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各种有关问题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分析的主流。
方法发展编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长足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可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的演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
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第，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4]
分析工具的数理化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战后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提出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而在“微观”经济研究方面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对于此前的计量经济学，我们称之为“宏观计量经济学”似乎更为恰如其分——宏观计量的分析方法是对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幸运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可以说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横截面数据的微观数据即指同一时点的条件、或是纵向数据在连续年份中的同一观察单位。微观计量经济学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许多新的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例如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去工作，什么因素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经济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人们对教育、职业和居住地进行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计划对个人收入和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等等。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促进了经济学其他相关分支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库兹涅茨对季节性的波动、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又为统计分析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与此同时还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5]
第三是博弈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弈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