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属性不同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2、表现不同
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
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扩展资料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
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法律分析：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又称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其最实质的独立是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权应由专门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于其他任何的国家职能机关，组织和个人，依法行使司法权，其他国家机关不具有司权，不具备司法主体的资格。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虽然现行法律构建起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且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不可否认该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立法未规定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强行性的法定义务
《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中只作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而不是“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丧失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得不到保证。
(二)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局限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仅仅限定在两个方面的范围内：一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因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是受害人的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如果被害人的财物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受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不恰当地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三）民、刑法律适用上有冲突
最高法解释第89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根据我国目前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两种途径并不能取得大体一致的民事权利救济效果。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和一般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一致，刑诉法和刑法都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物质经济损失，最高法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也明确规定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法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解释，因此，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其次，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不一致，刑法第36条规定对于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是由其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多少来决定的，并不需要考虑侵权人实际赔偿能力的大小，除了上述两点区别外在是否交纳诉讼费，是否适用缺席判决，原告能否要求先予执行以及能否对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等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一般的民事诉讼都有截然不同的规定，民、刑法律在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上的诸多冲突导致针对同一侵权事实产生不同实体处理结果的不合理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协调、不配套，也不利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平保护。
(四)立法没有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时间的笼统规定，“从广义上讲，刑事诉讼过程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诉讼阶段。”显而易见，若立法不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上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将造成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的滥用，违背立法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宗旨。
(五)立法对于人民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规定不够具体、完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于问题的解释》(试行)第86条中也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人民检察院也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但立法却没有对人民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作出更具体、明确的界定，这势必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不便，甚至还会引起混乱
1、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独立是党领导下的“独立”，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领导和协调公、检、法工作的机制一直在运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司法领域中“一个家长，三个孩子”的制度现实。虽然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还是必须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
虽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有的领导干部基本属于党的成员，因此其受党的领导和管理是必然的问题。如此一来，司法机关是不可能脱离政党对其的干预，无论是在有形还是无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扰。
2、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这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日常经费开支，更包括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现实的开支，具体的数额和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预算的，缺乏独立性，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有时难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当事人乞讨的尴尬。
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掌握在地方，从而使得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司法却不能独立于地方。我们的司法机关在人事、财政上严重地依赖于地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都同在一个地方政府制约下，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不可能不受当地经济利益的左右。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
3、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
我国宪法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时，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有权独立于权力机关。我国宪法采用的是议行合一的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部国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即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司法机关应该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由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未排除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事前干预，现实中已出现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个案监督”的事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约。实践证明，不讲究党的领导方式和人大监督机制的合理化，必然会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
4、公、检、法之间的关系：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审判监督的职责。这种监督的方式和程度虽然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趋势，但毕竟与法院形成一种监督上的上位与下位关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办理，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互相配合”，这种平等的配合制约关系，使得以审判至上为前提的司法独立难以有效贯彻，很明显与司法独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