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工集团跨国并购之道
战略为本，成在能力
——中国化工集团跨国并购之道
柯银斌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
康荣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刘颖悟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6年，中国化工集团密集地进行了三次跨国并购，均获巨大成功。与一些中国企业国际化遭遇暗礁相比，中国化工国际化成功的逻辑在于：早期国际化经营的历练是“基因”，国内并购重组活动是“基础”，与一流专业服务机构合作是“基本”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在“化工新材料”战略定位的指导下，制订了多层次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并在2006年成功实施对三家外国企业的全资并购，目标公司均是技术和市场“双领先”的著名大集团下属的公司/业务，其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与中国化工的生产资源和市场资源形成了互补的协同效应。三起跨国并购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例如基于机遇、特性和现实的战略设计，多层面、充分的战略准备，对不同层次战略时机的把握艺术，以及在交易前进行的文化融合等等。
战略定位、互补和准备
成立之初，中国化工的总体战略定位是“老化工，新材料”，即传承几代化工人的基业，在重组改造国有化工企业的过程中发展化工新材料，并适当向上下游延伸，在化学工业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体现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明晰的战略定位
“老化工，新材料”的战略定位将“化工新材料”作为主营业务范围，并强调在关键技术领域和化工新材料行业体现控制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影响力（在若干细分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和带动力（带动下游产业及中国整个化学工业）。此外，这种战略目标重视并购重组与改造的战略功能，拥有“适当向上下游延伸”的战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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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工2006年的三起跨国并购
中国化工成立于2004年5月，是经国务院批准，在蓝星集团、昊华集团等原化工部所属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国有大型企业，以化工新材料和特种化学品为主营业务，任建新担任总经理。中国化工拥有生产经营企业l18家，24家科研院所，10多家上市公司。3年来中国化工销售收入平均增长91%，利润增长72%，2007年资产规模、销售收入已超过1000亿元。
2006年的一年内，中国化工完成了三起跨国并购，并且顺利运营至今，这在中国企业实践中是唯一的。这三起并购分别为：2006年1月、4月和10月先后完成法国安迪苏公司（Adisseo）、澳大利亚凯诺斯公司（Qenos）和法国罗地亚公司（Rhodia）有机硅和硫化物业务100%股权的收购。
符合战略定位、基于互补的协同
在并购理论中，协同效应被认为是关键因素。中国化工的跨国并购同样非常重视协同效应。
首先，目标公司的主要业务符合并购方的战略定位，被并购企业的业务都属于中国化工“化工新材料”的业务范围。
其次，目标公司的核心技术是中国企业尚未掌握的。比如安迪苏公司拥有蛋氨酸授权专利技术398项（申请专利755项），罗地亚公司拥有有机硅授权专利技术201项（申请专利521项）。
再次，目标公司的主要产品在中国市场有发展前景。比如蛋氨酸是主要的动物营养饲料添加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饲料生产国，市场需求巨大，并拥有10%的年增长率。再如有机硅产品及下游深加工产品在中国市场有着良好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前景。
目标公司：技术与市场都处于领先地位
与其它中国企业并购标的大多数处于亏损或衰退期不同，中国化工并购的三个目标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技术地位和市场地位。比如安迪苏公司是全球第二大蛋氨酸生产企业，市场占有率达到29％。维生素业务全球排名第三，市场占有率约21％。生物酶业务全球排名第四，市场占有率为9％。凯诺斯公司的管理能力堪称业界一流，其实施的安全、环保、健康的管理系统（SHE）处于世界领先行列。目前，中国化工正将其SHE系统转移到集团所属国内企业进行推广。
精心设计的并购方案与过程
首先，三起跨国并购都是100%拥有公司股权和业务控制权，而没有采取与原有股东或业务控制方合资经营的方式。这种全资方式为并购后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中国化工完全控制董事会，不仅保证其发展战略在海外企业和全球市场的贯彻和执行，还为原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入董事会提供了机会，这在并购之前是难以实现的；以全资拥有的海外企业为“根据地”，在全球市场上再度进行企业并购，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国化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把海外企业拥有的技术和管理资源转移到中国市场下整合，提升中国化工的整体组织能力，为进入“世界500强”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第二，并购方与目标公司互派高层管理人员，突破了跨国并购管理整合的传统模式。在传统的并购整合模式中，并购方一旦取得100%的公司股权和业务控制权，常常会派出较多的管理人员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而原高层人员则纷纷离职。中国化工突破了这种模式，只委派少量管理人员进入目标公司，主要担任副职，原高层人员位置基本不变（只有安迪苏的CEO更换为原COO），有些人员的职位还得以提升（例如进入董事会）。德鲁克曾提出一个检验并购成功的准则：被并购企业高管人员的职位在1年内被提升。这个准则被中国化工所佐证。
第三，跨国并购与国内新建相结合。中国化工正在探索在特定的业务层面，把跨国并购与国内新建两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在中国企业实践中较为少见。比如中国化工利用安迪苏公司全球领先的蛋氨酸生产专利技术，开始在天津新建一套年产15万吨的蛋氨酸装置。
基于远见与能力的并购战略
并购实践表明：并购战略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并购方的战略远见与服务机构专业能力的结合。中国化工的战略远见主要表现在：对行业特性与本质的认识、并购方的战略准备与战略时机把握和交易全过程（尤其是交易前）的文化融合上，这些正是中国企业其它跨国并购案例中，较为缺乏的战略因素。
基于现实的战略设计
根据钱德勒教授的研究，21世纪初期，化学工业不再成为真正的高技术产业，因为化学科学不再产生基本的新学识，以根本性地刺激新产品的商品化。
基于对化学工业版图的清晰认识，任建新为中国化工制订了以跨国并购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国外大型化工企业出于成本、市场和环境压力等各方面的考虑，逐步将过剩的产能和落后的生产装置向我国转移，并且封锁技术，使我国原本就布局分散、规模偏小、技术落后的传统化学工业发展空间更加狭窄。这需要我们有关企业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在全球视野内控制优质企业资源，提升产业层次和水平。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们实施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如何融入国际社会，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收购兼并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品牌，但需要长期的准备和磨合。国际并购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而且是人的沟通，文化的融合。
这种跨国并购战略具有以下特征：
（1）抓住了全球化学工业重组和调整的机遇。全球性的化学工业重组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9年全球化工行业并购重组达到高峰期。之后总体趋缓，但仍活跃至今。
（2）认清了化学工业的本质特性。世界主要化学品公司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后来者企业无法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抢先”机会而后来居上，只能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从老牌跨国公司的手中承接其主动或被动放弃的业务和市场。
（3）以获得技术资源为主要目的，主要是基于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市场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4）以长期、充分的战略准备（尤其是人的沟通和文化融合）为基础。
(5)为通过国际资本运营留下空间。中国化工并购的4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利润都在并购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收购只花了95亿，收购时的估值倍数是当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的4倍左右，而据国际人股本投资基金的评估，目前这4家公司的市场价值达到160至180亿元人民币，即按照EBITDA的7倍以上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为此蓝星实现并购后成功引入了美国最大的私人投资基金黑石集团以市值法评估认购20％的股份（包括海外资产），融通权益性资金6亿美元，并为进一步整体上市打下基础。
多层面、充分的战略准备
中国化工的三起跨国并购都是在充分的战略准备基础上进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整体规模和实力层面的战略起点准备。在蓝星集团时代，任建新就开始了跨国并购的战略思考，但并没有急于行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蓝星集团的整体规模和实力与跨国并购的主体资格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任建新以收购重组国内化工企业为主要任务，先把企业规模做大，同时积极推动中国化工集团的组建。中国化工2004年组建时，总资产和销售收入近300亿元，多项产品居于中国市场第一位和亚洲市场前列。这就是任建新为2005/2006年启动跨国并购战略做好了规模和实力的准备。
（2）组织机构设置层面的战略人才准备。任建新在担任蓝星集团总经理时就成立了国际部、海外办事机构专门负责海外市场和企业的调查研究工作，汇集了一批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优秀人才，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化工开展国际业务的骨干力量。
（3）关于全球化学工业动态的战略情报准备。中国化工是在原化工部直属企业基础上组建，企业的领导人员和有关专业人员对国内外化工行业总体情况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同时，还拥有专门的化工行业经济技术研究咨询机构。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是中国化工所属专业公司之一，是中国化工行业规模最大、最有实力的战略/竞争情报研究机构。中国化工拥有的24家科研院所，大多是在各自技术领域中掌握着最前沿的技术情报。因此，能够为中国化工的跨国并购提供强大的情报服务和研究支持，尤其是在并购标的选择的前期阶段。
（4）关于目标公司及相关人员的战略心理准备。安迪苏和罗地亚公司都是与蓝星集团和中国化工打过3年以上交道的外国企业。先是洽谈技术转让，未果；接着商谈组建合资经营企业，未果；罗地亚公司与中国化工于2004年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高层人员的频繁接触，不仅增进了了解和认同，而且可直接获得对方的及时、准确的信息，无疑为日后的并购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寻找、把握、创造并购时机
中国化工组建时，各项战略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因此正式把跨国并购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全面启动并实际操作。
从跨国并购交易的时间区间选择来看，在2006年内相继完成三起并购是极其少见的，这种高密度的跨国并购成功率较低，对并购方的资源和能力要求甚高。中国化工之所以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前期各项战略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中国化工对这些公司进行了长期跟踪，有的达3年之久，不仅全面了解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产能、技术、市场、前景等情况，而且与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频繁接触并成为好朋友，也是对方加深了对中国化工的企业文化、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在长达3年以上的战略准备之后，多起并购案在同一年完成，对中国化工而言是“水到渠成”的。
单项并购交易的时机把握艺术，在安迪苏和罗地亚公司并购中表现较为明显。因“非典”影响，全球家禽存栏量和养殖量减少，安迪苏公司的蛋氨酸产品产量、销售和利润受到较大的影响。中国化工认为这是降低收购成本的良机，于是主动出击，在多年的沟通基础上，促成双方在2005年正式签约，实现了低成本收购。罗地亚集团在2004年总体财务状况发生困难，中国化工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时机，促成了双方在2006年10月正式签约，既缓解了罗地亚集团的财务状况，又使中国化工获得了完整的有机硅业务。
在某项并购交易中，存在多个关键的时间点，例如草签协议时间、正式签约时间、正式交割时间等。在交割时间的安排上，中国化工主要考虑的是商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年底财务报表的“美化”，尽量在年初实现交割。凯诺斯公司交割时间的控制更体现了中国化工对时机的把握艺术，由于采取的是无现金、无负债的并购方式，中国化工考虑到凯诺斯公司技术改造投入的连续性因素，在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和对手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交割。
以上不同层次战略时机的把握，既是任建新并购艺术和经验的具体体现，又根植于中国化工的战略准备之中，两者缺一不可。
交易中的文化融合
在中国化工有关跨国并购的文件和资料中，只有“文化融合”，而没有“文化整合”一词。“融合”与“整合”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了完全不同的理念原则：融合的前提是尊重对方，视并购双方为平等关系，而整合则流露出“征服者”的气势。并购者往往被视为“成功者”，但并购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旦自认为是“成功者”，成功率将大为降低。
任建新曾在一篇内部讲话中，如此阐述“和”的经营之道：“和而不同”，就是要把中国传统的“和”的文化与我们的经营之道结合起来。“和”，对内而言是求同存异的融合，是取长补短的学习，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家和万事兴。对外而言是和气生财取之有道，是关注健康与环境的天人合一，是构建和谐企业，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勇于担负社会责任。“不同”，就是走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化工新材料的差异化道路。
中国化工的文化融合并不限于在并购之后，而是贯穿于并购交易的全过程。这种交易前的文化融合是战略准备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体现在双方核心人物的交流、沟通和相互认同上。在三起并购案中，对外方人员的来访，任建新总是亲自接待，在获取目标公司及主要人员动态信息的同时，不断介绍和传播中国化工的企业愿景和战略意图；任建新还多次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在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同时，又建立起双方主要人员之间的朋友关系。正是交易前双方人员接触与交流的诸多细节，奠定了双方互信的基础。
任建新说，并购不能有占领军的心态，而要站在被并购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安排工作，让他们感到是受尊重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从而赢得对方的理解和尊重。因此，并购后企业的运行能够保持人员稳定、业务稳定。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引以自豪的文化、历史，学习、尊重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在资产关系上我们是“老板”，在国际化经营中他们是“老师”。
成功在于整体组织能力
中国化工为什么能形成创新的战略思路，并采取有效的战略行动？其跨国并购战略成功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深入到中国化工的整体组织能力中去寻找答案。
战略型企业家的谦和之道
战略型企业家是西方学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内涵是指“将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能力结合起来”。战略家的本质是富有远见卓识，企业家的核心是创新能力，战略型企业家集战略家与企业家于一身。中国的战略型企业家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创业能力、行业重组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
任建新正是一位战略型企业家。1984年，任建新利用一项专利技术，借款1万元，带领7个半人创办“蓝星清洗(行情股吧)”，开创了中国工业清洗行业和市场。1996年总部迁至北京之后，蓝星集团开始了中国化工行业的重组，以多种方式并购重组了国内70多家化工企业。2004年5月，以蓝星集团和昊华集团为基础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的成立，又在国内重组了30家企业，至此，任建新已经有了重组107家国内企业的经验。2006年，任建新主导的三起跨国并购行动取得成功，既是多年战略思考和战略准备的结果，又将成为中国化工更大规模跨国并购的基础。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同时拥有以上三种能力的战略型企业家并不多见。除任建新之外，张瑞敏是其中之一。其它企业家或者由于行业特性所决定只需拥有某项能力，或者只同时拥有以上三种能力中的两项，或者严重缺乏某项能力。
2007年11月28日，任建新在北京大学做题为“中国化工海外并购‘三字经’”的演讲，当听众问到跨国并购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什么时，任建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谦虚”。回顾任建新创业24年的业绩，我们发现，“谦和”的确是他的成功之道。
组织学习的成功逻辑
早期国际化历练形成的国际视野和基本能力。1991年8月，蓝星清洗在兰州成立中日合资的“蓝星BC清洗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在日本成立分公司；1992年4月，蓝星清洗在乌克兰的基辅成立“蓝星—波罗米尼清洗技术有限公司”；1993年11月，蓝星清洗与美国美西环境集团公司在洛杉矶合资成立“美国蓝星公司”……这些早期的国际化历练是许多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它所形成的国际视野及其基本能力成为中国化工跨国经营的“基因”。
基于国内并购重组经验的并购及整合能力。自1996年兼并江西星火化工厂开始，到2007年底，蓝星集团与中国化工在国内并购重组了100多家生产企业，接收了24家科研院所，如此大规模、高密度和高成功率的并购重组活动，使蓝星及中国化工积累了丰富的直接经验，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具有并购及整合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
仅靠以上两种因素还难以保证跨国并购的成功，因为今天的环境与上个世纪有所不同，国内并购与跨国并购也存在不同。对此，中国化工聘请世界一流的专业服务机构和专家来解决问题，他们带来了跨国并购的专业经验和能力，与中国化工并购团队的紧密合作，在互补基础上形成的整体能力成为跨国并购成功的关键。这是一种组织学习，早期国际化经营的历练是“基因”，国内并购重组活动是“基础”，与一流专业服务机构合作是“基本”。“三基合一”则是中国化工跨国并购的完整逻辑。
组织能力的持续之道
无论是从企业经营的财务数据，还是从价值创造来看，中国化工的三起跨国并购都取得了成功，三家海外企业与中国化工之间的某些协同效应正在发挥其作用。从提升中国化工整体性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化工仍需继续努力，其中的主要方面就是组织能力的构筑。
2006年12月，中国化工与北京奥运会信息技术服务商源讯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全面启动集团管理的信息化规划与建设项目。中国化工组织了200多人的项目团队（其中外籍人员50多人），一方面进行信息化管理的总体规划设计，一方面进行多家试点企业的项目建设实施。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企业组织能力的构筑不仅要在生产、营销和管理领域不断投资，而且要在信息化领域大量投资，以信息化为中心全面提升企业整体的组织能力。这必将是一项价值巨大的管理创新，能够充分发挥跨国并购的协同作用，为中国化工在全球市场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奠定基础。
[导读]跨国并购指向的产品价值链部门逐渐高端化。近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不断朝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各国政府对外来资金放松了限制，降低了门槛，跨国并购作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在这一大背景下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跨国并购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战略作初步研究。一、我国企业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 2000年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见于零散个案。那时，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仅有少数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操作。其中，1993年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公司、1999年TCL公司收购港资公司并切人越南市场，是其中典型案例。不过，即使是这些仅有少见的跨国并购，已经在企业发展和国际战略中初步显露出重要作用。进入2l世纪前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个案数量和并购总额都迅速上升。根据商务部Thomson Financial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从2003年的23．43亿美元增长2007年的到186．69亿美元，海外并购的年增长率高达80％左右。2008年，中国跨国并购总金额达129．58亿美元，比2007年下降了30．6％。从并购覆盖面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主要由欧洲和美国组成，2003-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已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17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投资，全球覆盖率达71％。其中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如中国汽车企业、电器企业并购日本、韩国企业，亚洲地区的并购贸易额，从2004年324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648亿美元，占中国海外并购总额的45％。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 1.跨国并购指向的产品价值链部门逐渐高端化。近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不断朝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1)销售网络。收购外方既定企业的销售网络。中国浙江万向集团曾经以代工方式，借助美国舍勒公司的销售渠道进入北美市场；1998年，当舍勒出现严重亏损时，万向的美国销售额已经达到3000万美元。两年之后，万向与美国LSB公司合作，以42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舍勒。由于舍勒以前为万向提供的主要是销售通路，因此，从直接效果来看，对万向而言，并购舍勒的关键意义就是舍勒的市场网络。当然，并购的舍勒资产还包括品牌、技术专利以及专用设备。完成此次收购之后，万向集团已经在美、英、澳、加等8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企业20多家，初步形成了一个跨国公司的构架。(2)技术专利与研发机构。我国企业收购境外技术专利和研发机构。惠州侨兴集团于2OO1年斥资3000万美元收购飞利浦手机在法国的研发中心。为随后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类似地，近年海外收购重点指向对方的技术体系的中国企业还包括：京东方、杭州华立、上汽集团、上工集团，等等。(3)品牌投资与重组。近年中国企业境外品牌投资，还包括品牌收购。如2002年初，上海电气集团与美国晨兴集团联合收购日本秋山印刷机械株式会社(简称为"日本秋山")，并由此在获得"秋山"品牌所有权；至于在2005年交易的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部门，双方还就并购后的品牌重组签有专项协议，即联想集团能够在并购后有权使用IBM品牌5年，并可永久拥有原来属于IBM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 2.实施并购的主体仍集中在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实行跨国并购的主体仍集中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如中信集团、首钢集团、中化总公司、中建总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跨并购的现行军。他们为我国企业集团跨并购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同时这些企业与政府往往也有较密切的关系，使它们能在跨国并购中具有比较优势。 3.民营企业对资源型的跨国并购不断取得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资源稀缺矛盾日益突出和我国民营企业资金实力上升与对外交往增多，我国民营企业的对资源型的跨国并购不对断取得进展。2006年，无锡通达集团公司正式收购南非盛堡矿业有线公司51%的股权，项目总投资291.12万美元，中方投资150万美元；2007年，我国民营钢铁企业江苏沙钢集团收购英国斯坦科（Stemcor）控股公司旗下的澳大利亚萨维齐河铁矿90%的股份，总投资为1.08亿美元；2008年，河北邢台德龙钢铁公司透露，该公司将收澳大利亚（Cape Lambert）铁矿石公司70%的股权。2009年，吉利汽车收购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旗下的"沃尔玛"品牌项目，虽然没有最后签约，但已受到全球关注。 4.并购的产业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海外并购逐步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l992年到2000出现的第一个投资高峰中，这阶段主要以窗口公司为主，行业则集中在一些能够在当地受到欢迎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纺织产。因此投资分布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总的来讲，此时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尝试性的，此并购的规模并不大。以2001年进入WTO为分界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了第二高峰，在第二高峰中．中国企业开始将并购目光延伸到美国、澳人利亚、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不再局限于地小企业。2003-2008年中国企业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并购的比例分别为：45％、23％、3O％和4％。虽然亚洲的比例最大，但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并购的比例在上升。这一方而说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不少企业陷入困境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谋求国际市场、发展自身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三、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问题 1.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我国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而政府还没有很好的转变角色，政府对外投资的微观管理方式还是以"繁杂的审批程序可以减低投资风险"的思维，还没有让投资主体自我管理，还存在审批程序繁琐，审批内容多，审批效率低等问题。除此之外，我国还未出台一部系统的，即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尽管商务部为促进和规范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方法》，该方法很大程度上明确并简化了审批程序、原则上强化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并规范了境外投资过程中的某些具体行为。但设计面还较有限，关于投资目标、投资主体、投资形式、资金融通、企业管理等方面尚待进一步作出研究。这就难以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规范和保障。这表明政府"走出去"的政策激励力度不够、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 2.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拓展范围不够。目前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仍然主要集中在资源采掘、工业制造业领域，高度集中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项目(资源开发及初级加工制造业)，以品牌、技术专利导向的技术寻求型的拓展范围不够。以品牌、技术专利等作为出资形式的跨国并购只发生在少数个别企业上面。这就表明我国以品牌、技术专利等作为出资形式的对外投资不足，与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的跨国并购相比，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在我国"走出去"战略中占据的地位不够突出。 3.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经营成功率较低。2000年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见于零散个案。进入2l世纪前后，跨国并购异军突起，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个案数量和并购总额都迅速上升。新一轮的企业并购和重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然而并购后成功率较低，一般认为只有3.5%左右。其主要原因，一是收购容易，经营难，我国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的经验和国际化经营人才，要驾驭好被并购的公司并不容易。二是中国企业收购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破产公司，收购本身所花的钱并不多，但要使这些公司正常运转则需要投入数倍于收购价格的资金。三是企业文化的融合是并购之后的一大难题。 4.对我国跨国并购所配套的金融服务扩展不够。按照中央部署，面向"走出去"和对外援助相关业务，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展了法人贷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被指定为海外投资政策性保险的承保部门。最近几年，着眼于金融业国际化，客观上也有利于配合非金融企业"走出去"。但即使是这样，目前只有面对对外投资的法人贷款初步形成规模。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股权基金、股权贷款等金融品种和金融机制直接用于支持对外投资，境内股权融资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管道也显得非常有限。至于企业对外投资中需要的信用担保、货款保险等，目前只有少数得到金融主管层授权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并且在服务费率、效率等方面，和企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四、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建议（一）政府方面应该努力营建促进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 1.尽快改变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无法可依的局面。首先，要适应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需要，不断出台新的投资促进政策，并制定相应的促进法律法规。其次，要对我国国际证券投资的管理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并按照有利于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的要求，重新修订形成新的国际证券投资法律法规体系。还有，面向所有经贸合作伙伴，继续加强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合作；除此之外，还要着眼于为我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提供宽松的市场准入机会。 2.应运用激励措施给予政策支持。政府部门应当从现行的以严格的项目审批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逐步过渡到以日常的监管为主的管理方法。应让投资主体自我管理，简化审批程序、减少过度或不透明的审批和报告。在我国企业进行并购的过程政府部门应定位在投资监管、投资促进和投资服务。在财政政策支持方面，应设立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对国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建立与完善中国的基金支持体现，发挥投资融资平台的作用。在税收方面，对"走出去"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尤其是能带动出口、开发自然资源和引进技术的项目更应辅以税收优惠政策。 3.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保险针对的是东道国的政策风险，而不是一般商业风险。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保险公司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政治保障，但从其目前提供的服务来看，主要还是侧重于与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业务仍相当有限。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位加重了海外企业应对风险的成本。我国应加大政策性风险基金投入，以便我国出口保险公司能够扩大承保范围和保险金额。(二)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应进一步加强跨国经营与管理的建设 1.实施跨国并购企业应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获得先进的技术，但中国企业最需要的核心技术不可能通过并购而自动获得。欧盟国家对核心技术设置了技术壁垒。如法律和规定设定即使企业所有权的发生改变，其核心技术也仍然禁止向中国输出。这就是说要消化和应用这些技术需要一个磨合与转化的过程。我国的企业不能只依靠并购来获的技术，还应设立自己的全球研发中心。如华为设立欧洲地区总部→全球研发中心、联想集团总部移师纽约和惠威集团两次移师集团海外总部都说明了设立全球研发中心的重要性。 2.跨国并购企业应与国际的价值链接轨。最大的危机也许是最佳的契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兼并收购，进入全球行业的产业链，通过投资控股，可加快中国的产业与国际产业的价值链接轨。如我国机床企业就是抓住了通过并购实现与欧美的国际产业的价值链接轨。大连机床集团以近千万欧元的代价完成了对德国兹默曼有限公司70%股权的收购。沈阳机床股份公司重新启动破产的德国希斯。这些成功案例表明了我国的企业在并购时应抓住被并购企业的价值链高端，通过并购有助于我国企业与国际的价值链接轨，同时除了能获得技术外，还能获得现成的研发团队、营销渠道和国际知名品牌等相关资源。 3.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应以品牌作为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载体。除了技术上的需求以外，知名品牌应作为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载体。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世界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品牌应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外需市场的重要载体。品牌的建立可以使我国从传统的初级产品形成有设计、有质量的品牌产品。通过跨国并购，可以为我国企业随后的国际化发展奠定基础，我国企业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跨国公司的构架。当企业作为我国直接投资的实施者日益壮大后将有助于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扩展我国的外需市场。
您好，至今为止超过50%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都不成功。商务部报告也指出(见下图)，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只有13%处于盈利可观状态，63%处于非盈利或亏损。
随着国家指导方针的倾斜，和国内大经济环境的变化，各类企业逐步从实业建设投向资本运作。当然，靠资本盈利必定比实业快速得多，但为何其失败比例如此之大，到底是哪些因素制约了海外并购的成功率?
根据美国龙门资本董事朱丽洁在《华尔街见闻》撰文提出的并购风险，并结合其他经验，概述了几点易被大家忽略的收并购风险。
一、金蝉脱壳。指收购标的企业将人力资源、管理团队、客户合约、技术专利等较难在财务数据中反应出来的重要资源，悄悄转出，使收购公司买到的仅是一个空壳。
因此，在并购合同中收购方可以要求标的公司保证，在尽职调查开始实施到并购合同签署期间，不可处分公司的任何资产或从事任何足以影响公司运营的行为，否则可按双方约定数额进行赔偿。
二、赢家诅咒和协同陷阱。收购方在竞价过程中，由于高估市场，或者同对手的不理性竞标，很可能以高出实际的价格收购。结果是市场整合后并不能达到预期，甚至整合失败。
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公司在并购之时就应规划好并购之后的任务清单，此清单中要包含运营、会计、市场、人力等各部门的情况。任务清单按时间推进，并细化到部门的主要事件。
三、沉迷过往，某些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只看到了大品牌的辉煌过去，却忽略了其未来发展潜力的评估。
其实公司管理层所面对的问题和“赢家诅咒”类似，就是如何能够冷静把并购成本和并购整合完成之后公司能获得的收益进行一个前瞻性的对比。从操作上来说，任何理性的决策需要建立在详实可靠的尽职调查以及管理层对市场和行业趋势的判断之上。
四、当地政府部门的批复。对于国外的很多大型企业、国资企业、上市企业、制造企业、资源类企业等，都不是我们有钱就可以收的。一般需要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双方审批。
国内来说，一般根据项目、企业、国别地区等不同，需要发改委、商务部等审批，国企需要国资委，上市公司需要证监会审批。
从外国政府来看，还要先识别审批机构。根据交易的性质、大小和所涉及的法律不同，一般应考虑反垄断、国家安全、主管行业机构等几方面的审批。比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是中美跨国并购中破坏力最强的部门。它可以以妨碍国家安全、控制国家商业等原因阻止一项收购项目的完成。
五、报表陷阱。财务报表是并购过程中首要的信息来源和价值判断依据，但并不能全面披露所有重大信息。并购方如不能够及时对一些重大事项给予足够的关注，将直接影响并购工作的展开，提高并购成本，甚至引发财务与法律的纠纷、并购融资的安排和整合的进程。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揭示问题：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对外资比较开放和自由，但外资并购毕竟不同于本国企业并购，因而这些国家政府对外资并购亦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一是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二是对外商出资比例的限制，三是通过审批制度来规范外资。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就是典型一例。这次跨国并购案是中国企业涉及金额最多、影响最大的海外收购大战，其遇到政治压力不可小视。一桩本来对收购双方双赢的商业收购案，由于夹杂了大量微妙的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而被扭曲。2005年6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333比92票的压倒优势，要求美国政府中止这一收购计划，并以398比15的更大优势，要求美国政府对收购本身进行调查。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在120天内对中国的能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够批准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这一法案的通过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国会担心或反对的理由是：(1)中国对石油的依赖与日俱增，国有控股的中海油如果收购了优尼科。那么优尼科的石油资源将优先输送给石油饥渴的中国；(2)中海油有l／3的并购资金来自中国政府的低息或无息贷款，相当于政府补贴，属不公平竞争；(3)在优尼科拥有的石油勘探、生产和提炼技术中，有些可用于军事，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4)中国国有控股的石油公司在伊朗、苏丹这些地方都很活跃，一旦收购完成，这些可用于军事的技术，有可能会出口到这些受美国贸易制裁的国家。同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市场，对于中海油来说。把石油留在美国，为美国提供更多的石油天然气是一项更为有利的举措。由此可见，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和政策障碍，是这次中海油公司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竞购优尼科，中海油失利亦有三：
其一，亚洲油气战略目标推迟实现。从战略布局上看，亚洲是中海油产业版图上的重要地区。此前，它已从西班牙R ep so1公司、BP手里收购了在印尼的部分油田。而此次若竞购成功的话，将无疑使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竞争优势被较大提升。因为优尼科在泰国、印尼、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拥有良好的油气区块资源。
其二，战略思维战术方法尚缺完成。为确保竞购成功，中海油此番聘请华尔街的多家中介携手上阵。前美中商会主席罗伯特·卡普也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人正在学习美国人的方式做事。但临时抱佛脚，仅为一次竞购去传播自己的企业形象，是无法获得事半功倍的绩效。而未雨绸缪，参照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系统地制定进入这个国家且不仅是这个国家市场的整体公关和推广策略，并长期聘请全球知名公关公司具体执行，则为明智之举。
其三，竞购时间拖延太长也是弊端。此次中海油发出要约是在优尼科与雪佛龙达成初步并购协议之后，当下国际油价早已飙升至每桶60美元的高位。而在大众对石油价格敏感度最高之时，雪佛龙的“忽悠”很容易让美国议员杀将出来“挡路”。而中海油若赶在雪佛龙4月行动前后果断出手，美国的政客可能没有时间和舆论环境把这桩商业收购炒作成政治事件。
应对策略：
（1）提高对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认识要具有国际战略眼光
一方面，中国的能源安全绝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在新世纪，随着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说，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总量的2～5倍。报告指出，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00 Mt原油和1 000×108 m3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如前所述，尽管我国能源安全目标的实现，从长远来看有赖于能源品种的多元化，在煤、油气消费增长的同时，要逐步增加水能、核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等洁净高效能源的比重，但是在近20年左右，石油作为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品种，它的短缺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瓶颈和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能源安全之路虽然不可能完全步欧美大量进口海外能源模式之后尘，但中国的能源安全绝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
另一方面，中国应加快海军建设，以期通过一定的制海权维护在石油的安全供应。马汉曾经说过：“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的海军来得以存在。”这对我们认识石油这种国际政治色彩浓厚的战略商品具有重要启示。事实上，欧美通过大量进口海外石油来确保国内能源安全的前提是它们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对于中国这样的对外石油依存度较高的大国来说，能源缺乏有利有力保障，尤其是缺乏海军对海上运输线安全的保障，其石油安全问题承受着较大的风险和压力。在世界产油区，“中国目前缺乏军事能力”，特别是“没有必要的海军能力和长距离空军能力”“目前中国海军力量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单一的海上运输线使得中国的石油进口的脆弱性比较明显。”相对于海外能源进口的增长步伐来说，中国为维护这一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仍然严重滞后。15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表明：军事、尤其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中国必须为此有所计划，并早作准备，壮大中国海军力量，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以确保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正常的经济贸易手段而获得的正在不断增长的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经济利益。
（2）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的跨国石油经营战略，参与国际石油市场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跨国经营，不是基于目前中国大量进口石油、国内石油供应紧缺情况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21世纪中国石油能源战略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即使未来国产石油大幅增加，中国也应该拥有足够的作为战略物资和优质能源的石油，以使石油供应在较长时期内的安全性得到保证。近10年来，尽管中国在26个国家开展了油气田合作项目，在7个国家获得了份额油，2002年整个中国石油企业拿到的海外份额油估计为20 Mt，占中国原油产量的12％左右但是，中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占有率尚不足4％。目前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和中国石化三大石油公司都在继续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争得更多的海外石油份额。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应加强沟通和协调，避免在海外寻找石油项目中“撞车”，为此，三方可以整合内部资源，形成合力，合作对外；或者与外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以增强在国际石油领域的竞争力。同时，还必须制订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条件的“走出去”具体策略，比如采取“远近并举、难易并进，由小到大、以小博大，跨国收购，多元多向”等策略。
鉴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势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今后中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度都将大大提高。中国不仅现在和未来是石油消费大国，而且必将成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并将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绝不只是世界能源市场上一个纯粹而被动的消费大国或进口大国，中国的石油企业也要像国际石油公司一样成为实力雄厚的大跨国公司。现在是中国对自己在世界石油市场中地位及作用作出准确判断的时候了。随着石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将在世界石油勘探开发、石油供应、石油投资等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在建立国际石油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修改者和执行者，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3）政府和企业都要努力为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由于海外石油开发与贸易竞争激烈，加之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不长，经验也不丰富，因此，要提高中国石油企业进军海外石油市场的成功率，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中国政府应为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外交、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由于石油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在当代社会，一国要想获得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军事安全，不能没有充足、稳定、价格合理的石油供应。对于高度依赖国外石油资源的国家来说，必然别无选择地要卷入与石油有关的国际事务中去；对外依赖程度越高，对威胁的感觉就会越强烈，其对外战略中的'油味'就会越重。”“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石油既是各国政治外交的争夺对象，又是达到政治外交目的的手段。”〔24〕因此，中国在开展国际政治活动和制定对外政策时，一定要考虑石油安全因素，要通过多边外交、首脑外交、周边外交、经济外交、区域外交和大国间外交等多种外交手段，为中国石油安全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政府可以建立健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制度，调整国家现行税收、信贷和外汇政策，设立海外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鼓励石油企业进行国际融资，"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油气市场竞争。此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与油气生产国、消费国和国际能源组织的沟通协调，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创造宽松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加强对海外有关油气田所在国的投资环境的研究，包括充分认识和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投资环境世界排位以及政治外交倾向甚至寡头政治和黑恶社会势力（如俄罗斯寡头政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达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多方应对。
（4）实现多元化石油战略，确保中国能源安全最快的实现
首先，实施石油进口地域多元化。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市场上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石油进口国特别是石油进口大国都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中国也不例外，目前有一半以上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但是，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却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的地区，其石油供应往往受到宗教、民族、边界和其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并未加快，而恐怖主义威胁有增无减，以暴制暴恐成恶性循环。因此，石油进口来源过度集中在中东有很大的风险。实施石油进口地域多元化，就是要从以进口中东石油为主转向逐步扩大进口非洲、拉美、中亚、俄罗斯及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石油，以分散进口风险。其次，实施石油生产及种类多元化。如实施国内和国外生产相结合战略以加强我国石油产业；确定可调整的原油、成品油的进出口比率以稳定国内油市；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提高上游企业石油开采生产率和扩大石化及相关产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增强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力。第三，实施石油战略结构多元化。该战略由生产、贸易、金融（建石油开发基金、增强中国石油公司国际融资和市场竞争力）及国际合作、经营管理等各种要素单元组成。国际石油政治和经济发展史表明，多元化石油战略是实现进口国石油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国来说，多元化石油战略势在必行。
（5）确立合作型石油安全新观念，建立多边油气合作安全机制
石油安全问题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石油净进口国，不论是强国大国，如美国、日本、中国，还是中小国家，如以色列、韩国等国，都面临着能否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石油的问题。因此，石油安全是集体安全，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安全。只不过，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石油安全问题更为紧迫。当今世界，石油安全问题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之外而单独成为一个封闭的市场，它只能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在彼此相容、交融和整体平衡的利益中实现。
石油安全问题实质上并不是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是世界石油资源如何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上个世纪世界国际石油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以及大国能源政策的演进的历史表明，“竞争下的合作”将是21世纪世界石油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海外能源竞争应该避免发生国际冲突，要与各国在石油领域共同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乃是各方实现能源安全过程中“多赢”良策。目前，中国特别要加强与俄罗斯、中亚各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建立石油安全战略联盟；还应在上海五国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加强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油气合作开发和能源经贸关系；也可以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朝鲜等国之间“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等，以期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使中东、中亚产油区避免成为东亚冲突的根源，而成为走向合作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