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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关键战略之一。定名“大开发”，意义非比寻常！时间倒数1千年、2千年、3千年，除了新中国当前，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哪个人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大”的意思自然是“全”，它蕴含“整体的”、“全面的”、“无所不备的”等众多意义。历史上局部性的西部开发曾发生多次，但是与今天的“大开发”在层次上不可比。我想叫“大开发”，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开发”，当然是指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西部朝着历史的善的方向发展，根本上是指西部综合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潜能等的开发。这样看来，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历史选择活动，是一项开放式的系统工程。西部人特别荣幸，荣幸大有作为，能够亲手参与到转动历史、创造未来的跨时代行动中来。可是，这项工程是如此复杂，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次吃螃蟹”。社会－文化系统是个开放的巨系统，转动历史的合力来源千头万绪，各种因素、变量及其关系错综复杂，究竟从哪里下手？回答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如科技先行、市场化先行、教育先行等等。既然有众多答案就值得辩论，以减少歧见，留下真知。本文不打算逐一讨论每种可以设想到的意见。根据一般系统论原理，系统是有层次性、有序性和机制性的。具体到任何一种社会系统动力学模式而言，文化的变量，如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recognized environment）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因为正是文化变量使得社会合理化、制度合法化、行为规范化。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化变量就等于漠视社会运动中最基础性的东西。本文的“人文环境”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从整体意义上说，人文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人文环境状况是控制西部大开发深入持久发展的瓶颈，人文建设是西部开发工程大厦的社会地基也是其拱心石。把人文环境建设摆到基础性地位上来，有广泛的依据。
其一，根据历史批判理性，我们应当从历史实践出发，尊重历史的必然性，始终恪守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从中西历史比较来看，没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创造的人文环境，就很难培植出西方近化自然科学和近代社会文化转型；15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1600年－1900年之间中国却变得大大落后于西欧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停留在过去人文观念上无所事事、缺乏创新。处于中西盛衰消长之际的明代是关键时期。当时人文新陈状况如何呢？明代思想家中王阳明（1472－1529年）的影响最著，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人文主义大师比起来显得未免寡浅。明朝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性化、异端化倾向颇重的思想家，如王廷相（1474－1544年）、吕坤（1536－1618年）、王艮（1483－1540年）、何心隐（1517－1579年）、特别是李贽（1527－1602年）等，但他们的思想种子最终的结局象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不能形成气候。因此传教士传到中国的科学、西学终究未能很快地长成参天大树、长成森林。两相对照，我们可以说没有人文精神创新的先导及其肥沃士壤，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如果我们漠视进步的人文精神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规律，我们会再次步入实践的误区。
其二，根据科学批判理性，自然科学万能论、科学主义都是独断论，都是违反科学史实际和科学家实践活动本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是两种相对独立的不同学术传统，尽管二者时或平行、时或交叉、时或环动、时或渗透，但是毕竟二者有不同的对象、出发点、价值观、信念、方法、规范和模式。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两种传统的关系方面，目前我们极易犯范畴误置的毛病而流于取消（人文学科）论、对立论、主次论等。放眼审视人性和文化史，不难发现人类有其固有的人文独特性难题，事实上原子弹爆炸了，基因工程发明了，宇宙飞船上天了，科学技术进步了，可是人类社会和精神问题解决了多少？有趣的是，科技落后会带来各种问题，但是科学每一次进步，也会提出哲学难题；科学越进步，提出和带来的社会和哲学难题也就越多越复杂[2]。当有人把自然科学视界之外的东西看作无有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在掩耳盗铃式地漠视人文环境，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给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帮倒忙。设想人文不在场的局面是什么呢？只能是技术乌托邦或者什么都没有，这种乌托邦史无前例，后也无来者。也许出于某种超越智慧的安排，让人类兼有科学与人文，让科学与人文并存而互相规范、互相促进，这正是人类的福社。只知道需要一条通?
其三，根据社会批判理性，社会是有其自身独特性的存在系统，我们必须确认和发展社会主体，因为社会主体才是历史的决定性的力量源。社会主体何以有如此力量呢？又何以能发挥此种力量呢？乃是因为有人文价值系统的整合作用、纽带作用、定向作用。新思想、新思潮、新价值等对社会意识有巨大的规范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其作用力之大有时出乎意外，正是在这种作用中，社会主体得以建构、发用。历史上的伟大乱担.D·梭罗（1817－1862年）、A·李奥帕德（1887－1943年）、J·缪尔（1838－1914年）三位环境思想家在今日世界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也是人文思想之重大社会功能的明证，相比之下，再伟大的科学发现也难以直接使公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比如牛顿定律、爱因斯坦质能转化方程都是重大科学发现，可是它们能否将社会凝聚起来呢？本此，西部大开发如果缺少了与之相适应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充实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体，圆满成功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西部大开发中人文环境建设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内容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高的难题就是“人·自然·经济”三元关系的问题。西部社会环境一般，自然环境脆弱并且持续恶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结构陈旧不合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极不平衡的。衡量西部大开发成就高低的根本尺度就是促进三元要素发展的同时而保证三元要素处于可持续的、良性化的动态平衡式关系状态。这就需要更新人文观念以做为支撑，但是西部人文思想环境的普遍现状如何呢恐怕不容乐观。如果我们认同制度乃是特定思想意识流动的凝固化，那就更不容乐观。要真正从人文环境建设上完成西部大开发的社会动员，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加强西部大开发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只有进步的、有科学根据的人文价值体系才能作为社会动员的引导。西部开发中的人文精神应能营造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环境，应能担纲西部大开发的社会终极信念和原则。环境存在可以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包括社区环境、领域环境等和其它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内环境。社会环境总是有形和无形的统一。从环境本体结构出发，相应地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环境建设起码似应包括下列几项规定性内容：
之一，泛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我们碰巧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生态枣信息文明形态的转型阶段，中国的社会枣文化体系最终将是生态一信息文明的一种形态，历史不允许我们光是跟进近现代西方发展之路，跟进意味后进，所以必须超前一步，因此中国每一步发展都必须参照未来。西部大开发的长远影响非常重大，必须超前地在这个伟大的行动中打进未来文明生长因素的楔子。特别是鉴于西部生态环境恶劣脆弱、又对全国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实际情况，西部大开发每走一步都应留有余地，为未来发展开拓和构建空间条件。这就要加快科学的未来学和作为人类科学转型新范式而出现的环境学科群的研究，充分吸收当代国外环境哲学、生态人文主义、生命哲学、科技伦理等的最新成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也要吸收，建立对西部大开发具有指导性的、能使人与自然统一和洽的泛生态化人文精神和发展价值评估体系。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科技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和开拓是西部开发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也决定了西部人文建设朝泛生态型的观念、思想转变是必然的。
如果没有超前的生态人文主义价值观和环境哲学思想做指导，结果会怎样呢？美国西部开发是个因生态思想滞后于行动而遭到自然报复之典型的教训。美国西部开发是完全凭借自由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开发之初西部是大于美国本土6.5倍的所谓自由的“处女地”，这场长达200多年持续至今的以自发性为主导的拓荒和开发过程，根基就建立在公共土地政策之上，土地通过契约或政策进入市场化，开始没有谁想得更远――替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永久负责。所以开发早期，他们粗暴对待土地、野生动物特别是食肉动物和环境，社会上普遍浸透的是盲目乐观甚嚣尘上的征服环境、获取利润的道德观。既然认为土地不是大自然的而仅仅是人类财产占有形式，那未珍惜土地和资源也就谈不上实质性的进展，于是滥用土地和资源在在俱有。美国西部开发的农业开发阶段（1750——1850年）、工业开发阶段（1850——1950年）的前半期的〈从1950年以后才进入科技开发阶段〉人文环境如何？想想20世纪初的情况就可知一斑。直到20世纪初，“美国白人态度”仍是相信：美国资源用不尽，完全市场化前景无限好，个人利益和竞争至上是人类的福音，工厂化、城市化是高级文明标志，印第安等“野蛮”部落没有文化，征服自然是上帝的特许，自然听人摆布而无须遵从等等[3]。结果如何呢？尾随着西部农业、工业现代化而来的是30年代西部大平原上的持续干旱以及频率越来越快、侵害规模越来越大的沙尘暴[3]。这些灾害既有自然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唯生产力利润主义文化对“自然”的疯狂入侵造成的。迫于30年代的西部环境恶化，美国人明白了自然模式值得遵从，大自然自身存在着内在形成的不可人工替代的生态经济体系；美国政府才从实质上加快了20世纪初以来开始的环境和资源保护行动，但是这已经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人文建设中确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人文主义价值原则为基本内容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不言而喻。
之二，公共理性精神。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漫长，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本位主义等严重妨碍了中国历史社会内在创新机制的发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原型是宗法血亲制度及其从属物。宗法硬核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关系僵化、机械、单调、松散，社会力量薄弱。部分封建主义社会意识已成了物化的思维意识形态结构而积淀残留下来，并渗透到各个方面。此种条件下的学术、文化也处于分裂的、阻隔的、扭曲的状态。这种局面残害了学术生命的健康和独立尊严，使得中国思想传统常常不得不置身生活世界之外，进而使得中国高度社会化的公共理性发育不良，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流通、配置不畅通，类此的简单化的社会思想状况绝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这一现代化社会系统工程的需求。
因此，首先我们要正视和超越自已的传统。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领域予盾十分突出，人文学科丧失整体性，道德的、制度的、政治的等原则多不相干、难以统一，只知一家一派而不知有公共理性，这是学术和生活圈孤立、单一、闭锁造成的。儒家核心在于伦理学，但儒家始终解决不好政治与伦理关系，有些陋儒停留于“忠孝”拉扯；也始终解决不好伦理与经济之关系，儒家知道“义利”关系乃社会上首要问题，可是就是解决不了，总免不了落入两极对立；在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上就更显无奈，两千年封建帝国的历史的确陷在“隆礼重法”的二难泥潭之中难以自拨。其结果社会不社会、国家不国家、个人不个人；经济不经济、道德不道德；法治不法治，伦理不伦理！象墨家、道家、法家、经学家、理学家、玄学家、宗教家、实学家等等，学术的逻辑整体性都缺乏通透，更欠缺专门针对社会公共理性的严密理论。
相反，西方传统有所不同，所以其次，我们在批判西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一定要广泛吸收他们的优点。西方社会自古是多元化结构形态，社会的、国家的、个人的、法制的、宗教的、政治的、科学的、制度的、商业的等等，尽管不平衡，但都得到较大限度的自由充分发展而形成比较自足自备的社会体系。他们的长处在于富有公共理性。他们的经典学术就总体上而言具有通透性、一致性、交叉性。比如柏拉图（427——347年）有本代表作，叫《理想国》，这本书既是一本关于人的综合性哲学认识之书，也是关于社会普遍公共理性之书；在亚里氏多德（384——322年）那里，政治和伦理研究密合周到，所以他能确定公共、正义作为社会主题和原理，并将其与德性理论统一起来。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年）、休漠（1711——1776年）、康德（1724——1804年）等的学术思想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公共理性精神。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1921—）写了一本有名的《正义论》，也是将道德与经济、制度等的融洽互动作为理论理想。西方传统文化号称有法制、科学、宗教三大支柱，巧妙的是这三者却既紧张又亲和，乃相反相成、相互制衡、相互推动的关系，因此西方文化一再呈现出创新、突破、跨跃的特性，反映西方文化在结构上比较合理。当然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本身也是需要公共理性作为接纳框架的，比如“自由”这个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是依托理性和法制，有较强的历史性、整体性、规范性、公共性，但是对于缺乏公共理性觉悟者，“自由”必然是孤立的、放任的和抽象地存在于社会情境之外的。
再者，建设公共理性精神需要现代意识。关于公共理性领域问题的研究，当代国外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我们可以拿来、吃透，创造出适应自已的新产品。国外经济哲学、人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行为科学、法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取得的成果都是我们借鉴消化的对象，在这方面下学术功夫，是克服我们社会公共理性觉悟匮乏的最重要渠道。
之三，内在人文素质的提高。西部大开发不仅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理性化、规范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内在行为――心理的、精神的诸方面水准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内外主客一齐俱到。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思想很早就踏上了内在化和“合内外”之路，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心性论心理思想的高潮，精神哲学是中国哲学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中国古人在心灵生活、心灵境界方面有着世界公认的不可忽视的成就。儒、释、道都是重要的关于精神生活的资源。儒家关于修心养性和慎独诚明的教导、道家关于万物一体的超越体验、理学家关于安身立命的理论、佛学的解脱觉悟方法等都可以大加发明，裨益现代人可能遭遇的精神飘零虚脱。西部开发圈中12个省、市、自治区，生活着50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已提高精神素质的文化资源，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多加交流、互动、发展。过去边疆文化以其开放交流而给中华文化输入了很多活力，今天相信还会大有收获。就陕西周边来说，这里是西周立国兴邦的筑基之地，曾为礼乐文明渊薮。西周在政治、外交、风俗、教化、人格各方面都崇尚礼乐精神，这给西周兴盛提供了活力。后来有秦一代首先解放思想，以公利主义为杠杆，向君主法制化转轨，使得国力强盛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秦的强盛可以说是克服地域局限，通过文化制度突破获胜的典型例证。中国封建社会西汉、唐朝两个波峰都在这里建都垂治天下。汉唐两代，武威四方而文功独胜，封建时期的文化发展达到颠峰，政治外交和文化开放，封建社会的人文塑造取得了高度成就。这份传统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得好，就会为现代西部大开发的人文素质建设提供动力。延安曾经为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在偏僻落后条件下克服困难实现文化、人文素质先进发展的丰富经验。考虑到今日世界发达文明都可以说是海洋性资本主义文明母体的繁植，经济与社会进步一般都从沿海向内陆扩散这条现代化规律，而陕西和西部处于内陆，人文素质就更具有战略地位。缺少了人文素质水准，西部社会就会从缺少魅力变得更缺少魅力；提高了西部人文素质，等于占有文化优势，西部社会等于坐而增加价值。
当然，传统文化的优势条件不是西部开发获胜的充要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显然是处于世界全球化和后现代转型期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课题，所以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有个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有些需要话语形式的现代转换，有些需要从内容上转换，还有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匮乏的则必须从世界文明史中吸取移植。在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广泛吸收西方心理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等和其它精神学科的精华和方法论，是重要环节。另外我们在接受世界学界对中国精神文明史颂扬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决不止是物质文明有优长，他们也有渊源流长的精神文明成果，象希腊科学精神之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现代性浪潮、后现代主义新观念等，西方都捷足先登，其中值得鉴取的地方十分丰富。吸纳西方人文素质成果，从国人认识到西方列强发达不止是船坚炮利、法治制度先进的时候算起，我国已做了至少一百年，到目前仍不能说成功，但这不能是我们抱悲观失望的理由，只能说明我们在深入研究并加以民族化、本土化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做得不足。
上述之一、之二、之三三点，不能涵盖西部人文建设全部精神内容，但这三点个人以为是西部人文精神内容中最重要的“三纲”，沿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应引起全社会重视。
三、如何使新人文精神社会化、大众化
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新人文精神之现实化依赖于社会化过程。一定社会的人文精神从总体上有所提高才是人文精神环境成熟的标志。而总体上提高，有待于“社会化教育”。这里的社会化教育是指公众教育，指全社会都参与到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教育概念偏向于孤立化的学校教育，特别是把大学的学位教育作为终点。教育、学校、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没有受到认真对待。结果呢？学校与社会脱离，教育被打成两橛子。实际上，公众是社会运动潜在的主体，是社会最伟大的实践能量的载体。中华民族公众自古也都是热爱新思想、热爱高尚的新价值的，我们却多有疏忽了，逐渐断送了这些优势。全体公民、社区公众、各种职业劳动者等等，他们本应该充分享受优良的公共教育机会，接受到高级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关顾。但是施教者未做到，到头来学校教育面临社会庸俗腐败时缺乏抗体，大学教育对社会应有的前导作用的功能残废；而社会呢？公众大多处于盲目蒙昧状态，面对社会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和自我选择能力，全社会理性化的内在机制始终难产。这种局面不改变，新人文精神传播不开、扎根不了，西部大开发可能是陆地行舟。今天我们应当怎么做呢？
回头看看西方，在西方社会化教育曾经一直是宗教组织、教会的辖管领地。宗教本来就是特殊精神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先天的具有这方面效能。宗教通过入教、集体仪式，培植大众的“亲和力”、“聚议性”。宗教交流生活有利于提高世俗生活中大众的开放度、超越意识、社会境界、公共秩序感。人们常常说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即法制、科学技术、宗教，而正是宗教的社会作用使得西方公共意识合理化、道德自律成为自觉行动、社会凝聚力得以茁状成长。相对于东方，我们固然可以说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主义的文化，但是千万要记住，这个说法只是相对的。实际上西方社会意识、公共识意也远比东方发达，只是对于他们自已的文化，个人与社会意识在进展上不平衡，大多情况下个人意识更突出一些，遮盖了其社会公共意识成就，倒不是说西方缺乏社会公共意识！东方社会由于历史原因，社会关系抽象、单调、简单、人情化，功能不发达，就象缺乏社会分工体系也就缺乏社会合作整体性一样，同理个人意识缺乏也就制约着社会意识的发达。拿美国作个例子就可看清这一点，1994年美国人向教育和慈善机构捐款达到1628亿美元，而且绝大多数是私人捐的；在美国把业余时间献给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的志愿者是中国社会的数百倍也许还?
有意义的问题倒是虽无宗教，有没有代行宗教那种社会化教育功能的替换方案？有的，在美国目前蓬勃发展的社区文化事业、社区教育正逐渐补充或替代宗教教育职能。1920年代前后中国就有人讨论宗教功能代用品这一问题。蔡元培曾经说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倡导伦理代宗教，贺麟说发展礼教充抵宗教，等等。事实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阶段，社会化教育开展得并不差。儒家是个例子，儒家礼学有些宗教渊源，但到了孔子开创儒家学派时，他很清楚鬼神超出了人类智识范围，所以他只是自觉地利用之搞“神道设教”，裨益风化。儒家在中国社会文化层面影响最巨最深，这是与他们发明的教育方案密切相关的。他们的教育目的是“以道教民”，实行开放式的“有教无类”方针，收纳生徒不拘年龄、职业、等级。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办私学的人之一，由于其私学承诺社会公共伦理责任，又面向公众，所以恰是这种“私学”反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普及性的公共教育基础。后来儒者更广泛地立私塾、廷训、经堂、乡校、书院等，愚夫愚妇、渔牧陶樵等来者不拒。陕西关中书院和关中乡学、南方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如此，儒家知识分子得以融入大众、嵌进社会；大众得以下学上达，儒家精神成为公共意识形态。儒家的社会影响基于社会化教育之路的开拓；北宋以降，儒家对抗释、老，靠的仍然是这个方案。不过，由于经济的原因，儒家教育社会化仍不充分，多是局限于士人阶层以上家系，因为广大劳动者、平民阶层无经济、无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他们常常是间接地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濡化而吸收到儒家人文观念。
今天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创新与普及，是给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西部大开发行动服务的，这种人文精神虽然承继了丰厚的遗产，但新内容、现代性内容是主要的。不过，说到社会教育实施机制和模式，我们可以鉴古鉴西。西部大开发中社会化人文教育必须成为当前社会中主导教育之一。只有通过社会化教育，使新人文精神大众化、普及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地培植出优良的社会人文环境；只有社会人文环境成熟，西部大开发才真正具有深层社会文化基础。在这场社会化教育运动中，大学应充分发挥作用。美国的J·杜威（1859——1952年）曾说：学校不应被动地去适应社会，而应成为典范的社会，应成为社会改造者[5]，这话对我们今天很有价值。
做好适应西部大开发新人文精神之社会化这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城市里可以从社区教育着手试验；农村里可以搞好村治，通过乡学、学会、夜校、书院等多种渠道入手。各级行政、教育、广播电视、新闻舆论、司法、立法、文化、社团部门都应充分调动起来，协调公共教育资源，让和西部大开发相适应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成为公众普遍意识，成为百姓人伦日用的常道常识。
参考资料：中国教育在线回答者：热心网友| 2011-2-23 21:59
过去：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22660亿元，占全国的16.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现在：西部大开发，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多个重点工程已经开始运作或是已经竣工，比如：西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电东送、西棉东调、南菜北运等等。第一，以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第二，以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为突破口，西部地区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开始得到解决；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四，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提高；
未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是一躇而就的，有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国家的政策能保持在相当长的期间内稳定，那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有望。这个过程有多长？我的估计是至少3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方向，这个不好说，但也可以稍微估计一下，总体上说，应该重点发展能源、矿产以及特种农业和畜牧业等。
十七届六中全会前瞻之九
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难点和前景展望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具有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显著特征。应当肯定，在建国初我国文化事业“一穷二百”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觉醒，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从而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机制和提供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落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使文化建设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我国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从国际方面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促使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国的支柱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影视产业无不吸引了全球消费者的眼球，不仅成为其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实现其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集团，如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德国贝塔斯曼、日本索尼公司等，依托其创意研发和传媒网络优势，迅速成长为跨国运营的国际文化传媒巨头，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贸易份额。文化市场作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体制的封闭状态，还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致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因而，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文化版权贸易一直是我国与之谈判的焦点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烈要求我国开放文化市场，并且已经在某些领域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能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何顺应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国际规则逐步开放文化市场，通过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应对国际跨国文化传媒集团的挑战，提高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互连网、数字化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动因。一方面，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转变为互动传播，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和界限日益模糊化；另一方面，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的无限扩展导致内容严重不足，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一变化在客观上要求传统文化体制进行变革，从国有单一提供主体向多元、互动提供主体转变，形成全社会创新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动活泼局面。同时，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也要求打破传统文化体制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窠臼，以便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地“越界”流动，优化组合，从而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新世纪之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之机，正是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推广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的回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论断，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分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建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党委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行”的新型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选择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丽江、重庆、西安、沈阳9个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一些省、市也相继选择了若干地区和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但不享受国家试点地区的政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现将试点的进展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1、在开放文化市场投资准入门槛，发展民营和混合文化市场主体，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了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非新闻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投资领域。2005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同时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同年8月，文化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据文化部提供的数据，在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资本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三分之二，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拍摄的电影占总产量的80%以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
2、按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的改革方针，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分类改革要求和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精神，各试点地区积极推动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印刷、广电、广告、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等文化行业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进行产业化运营。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111家出版社、11家国有电影制片厂、23家电影公司、29家省市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同时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普遍推行了岗位责任制、上岗竞争制、效益工资制、资产经营目标制等。其中，一些已经完成转企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其部分经营性出版发行业务为主体，吸收相关国有和民营资本，组建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4月成立的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了10%的民营资本投资，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国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探索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按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分类改革要求，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上海画院、重庆红岩连线等文化事业试点单位，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试点地区普遍增加了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投入，深圳、杭州、北京等地还进行了公共文化产品面向社会实行政府采购、政府补贴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5年4月，国务院颁发《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了“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确定2005年为“对农服务年”，基本实现农村边远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实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两馆建设项目，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间，国家财政投入4.8亿元，对全国1078个有馆无舍或设施落后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解决县级两馆设施空白点和设施落后问题，为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落后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地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省、地、县和乡镇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4、文化市场流通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为培育市场流通主体，破除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存在的国有经济垄断、政府管理条块分割的弊端，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公平竞争的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试点地区在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市场流通体系改革，着力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文化流通组织业态。以新闻出版行业为例，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已基本完成组建企业集团和转企改制的工作。全国性的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市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有10个，全国性的民营连锁经营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达10万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与此同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务院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创办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东北、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形成集文化产品交易博览、论坛、版权交易和投融资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产品流通和要素配置的平台。此外，北京书市、上海国际电影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广州国际音像博览会、成都广播影视博览会等大型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也各具特色。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文化经济政策不断完善，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实现转企改制，人员身份转换和历史债务、坏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付出必要的改革成本；同时，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和传播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的“意义内容的公共性”，因而同样需要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试点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综合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改革试点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地区转企改制企业给予3年的所得税免税政策，全国新闻出版单位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期限延长到2008年，试点地区新开办文化企业给予3年所得税免税的优惠政策，文化产品出口给予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等；二是财政支持政策。国家财政相继出资设立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以增量投资的方式强化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原创精品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通过与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推动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内容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公共化进程和投资机制的转变；三是探索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江苏省以财政增量投资2亿元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探索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打造混合经济结构的文化市场战略投资者，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上海市投入财政资金5亿元，对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和资助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形成了“政府委托投资、专家管理、管办分离、面向全社会资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区域性文化基金会。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改制中尝试利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的国有资产，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参股，以1.6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实现了3.48亿元转让收入，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2006年，该企业在改制为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壳上市，在探索文化产业如利用何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6、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始启动，文化立法工作逐步加强。为适应文化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按照中央指示，试点地区尝试将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三个政府主管部门合并办公，综合行使文化管理职能。同时将工商、税务和各文化部门的执法队伍整合为综合执法机构。这两项措施，为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条块分割，以及市场监管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国家和省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经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和《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理》等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推动了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进程，使我国文化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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