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改革是发展的前提，改革的基本品格就是创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也不例外。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部门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刑事证据两个规定》）就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产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发展的方向。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发展、完善既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又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角度，作全面的和长远的规划，选择正确的路径不断加以推进。笔者认为，改革必须以观念更新为前提，以制度创新为基础，这是所有改革的基本路径。但从实践层面上看，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又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于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而言，观念的更新固然十分重要，比如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观念能否真正确立，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改革的进程，影响着改革的品质，但新的刑事证据原则和制度的建构可能更具实际意义，更应成为当务之急。当刑事证据制度自成体系、形成完整的法律规范时，不仅能使刑事司法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且能极大地影响司法主体的行为意识，观念转变也就在其中了。本文拟以上述《刑事证据两个规定》为视角，从证据原则和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等环节，系统阐述制度创新的内容和要求，力求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发展的正确路径。一、关于确立刑事证据三原则刑事证据原则是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发展所必需遵循的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民主、文明、法治为基本取向，在证据制度上普遍奉行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程序法治三原则。可以说，该三项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刑事证据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一是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的思想源于古代罗马法。近代第一个对无罪推定内涵作出完整表述的人是意大利启蒙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道：“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1]作为法国大革命成果的1789年《人权宣言》则是第一个对无罪推定原则作出经典表述的法律文件。在后来两百余年的发展中，无罪推定的内涵和外延均不断有所拓展，而且在不少国家由刑事诉讼法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人权保障的价值愈加凸显。“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铁则，也是落实保障人权的最根本的原则。”[2]作为刑事证据原则，无罪推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派生规则上。学界公认的派生规则有三：（1）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2）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也不能以被告人的沉默作为有罪的根据；（3）在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刑轻重有怀疑时，应从有利被告人方面作出解释。一般认为，1996年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第三项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规定的内容尚不完整，尤其是上述三大派生规则，不仅法律规定均告缺如，甚至还存在“被告人应当如实陈述”等相悖规定。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此番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上是不彻底的，以至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严重者导致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就是典型例证。《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不足，但这两个规定也仅仅是一种补救，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其一是两个规定的内容仍有不少保留和迁就；其二是效力位阶较低，只属于一般规范性文件，并无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能够认真反思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无罪推定原则及其派生规则作出更加准确和完整的规定，真正发挥其统领整个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作用。二是证据裁判原则。所谓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则不能作出有罪裁判。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等于证明他无罪。众所诸知，证据是诉讼的基石，在刑事诉讼中，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全部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证据来展开和推进的。任何的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时过境迁之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唯有依赖证据。而且仅有证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达到充分、确实的要求，否则仍不能作出一项符合证据裁判原则的有罪裁判。应当说，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颁布实施以来，在指导原则、诉讼程序及基本制度的规范上，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但是我们并未公开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相关规定更是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完善之处。可喜的是，刑事证据两个规定之一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条，明确提出了“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的要求，这是对刑事诉讼法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希望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能够在基本法上正式确立证据裁判原则并确保在所有案件中得到一体遵循。三是程序法治原则。程序法治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的程序建构，不仅应当具有完备的法制形式，而且应当充分体现民主、文明、正义的程序法治精神。在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中，证据制度规范是其灵魂和核心。可以说，没有现代的证据制度，就没有民主、文明、法治的诉讼程序；或者说，诉讼程序也就是徒具法制形式的一个漂亮的空壳而已。程序法治原则的另一方面重要意义是，约束司法公权力的行使，保护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进行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证据的诉讼行为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严重的程序违法不仅要追究司法工作者个人的责任，还可能导致诉讼不能进行，被告人被宣告无罪的后果。应当说，《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出台，在非法证据排除和审查判断证据方面，弥补了我国证据立法的不足，但这两个规定的内容和作用仍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让它承担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能够确立程序法治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的精神来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证据制度。根据证明活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司法证明主要包括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四个环节。刑事证据制度的构建和司法证明活动的进行必须要遵循刑事证据三原则，只有在该三原则的宏观指导下，才能确立起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相互衔接、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在上述前后相继的四个司法证明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深化和运用，前后有机衔接、环环相扣，形成一个证据运用的锁链。刑事证据必须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过层层的甄别和筛选，最终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既要着眼于基本原则的构建，更应落实在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环节的具体制度上。下文将根据无罪推定、证据裁判和程序法治三个原则，具体阐述关于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环节的制度创新问题。二、关于取证环节的制度创新取证是司法证明的第一个环节，是证据进入诉讼领域需要开启的第一扇门。刑事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需要经由一个从自然状态向法律状态的转化过程，未纳入诉讼轨道的证据并不是通常证据法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根据刑事证据三原则的要求，如果取证不及时、不充分、不规范甚至不合法，或者取证不能，就可能严重影响诉讼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后面的诉讼根本无法继续，恰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证据进入诉讼轨道的过程，是诉讼各方收集证据的过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当事人虽然有积极收集证据的权利，但由于其自身证据收集能力较弱、在制度上缺乏充分的保障，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因而证据的收集主要仰赖于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证据的收集过程主要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侦查活动对于一个刑事案件的发展走向至关重要，证据扎实与否、规范与否、合法与否等问题主要是取决于侦查阶段的工作情况。基于此，本部分重点阐述侦查取证的相关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虽然相对分散但已渐成体系。《刑事诉讼法》第43条和第45条对证据收集制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前者规定了公安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后者规定了公安司法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具体到每一种证据的收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通过各种侦查措施收集证据的有关问题，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此外，相关司法解释还对一些重要的证据规则做出了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规定了原始证据优先规则，第61条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等。新制定的《刑事证据两个规定》对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治原则等刑事证据原则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这两项重要原则，而且将其精神和要求贯彻到审查判断证据和排除非法证据的一系列问题之中，初步构建了我国刑事证据三原则体系。当然，囿于文件的效力位阶等因素，《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贯彻和实施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有必要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的收集制度。总体上讲，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制度已经较为丰富并且日益完善，既有的成就增强了我们继续推进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信心，但是证据收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在立法上关于证据收集制度的法律规范还存在着一些空白或者不足。比较突出的是，在刑事诉讼中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收集证据的程序还不够规范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监听为例，《刑事诉讼法》没有就此作出规定，虽然《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规定了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或“因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但这些规定显然过于原则，“既没有明确监听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也没有对其如何运用作出相应的规范，这种无法可依的状态无论是对于正确地运用秘密监听手段来侦查犯罪，还是对被监听者权利的保护都是不利的。”[3]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依法取证的行为。冤假错案的铸成，往往就是在证据运用方面尤其是证据收集中出现了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指名问供、错误辨认等。解决取证行为不规范、不合法等问题，不仅需要完备的立法，更重要的是应当做到有法必依，严格依法办案，将既有的法律规范贯彻落实到具体的职权行为之中。最后，在理论研究上，证据制度方面的研究与诉讼制度相比还是相对滞后的，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许多证据和证明问题还不够成熟，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一步证据收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必须综合施策，全面推进。针对证据收集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下一步工作重点似应放在提升证据收集能力和规范证据收集行为两个方面：一是提升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从准确惩罚犯罪的角度来看，应当通过不断完善立法，构建科学的证据收集制度体系，为侦查活动提供更多有法可依的侦查手段，并对一些通过特殊侦查手段和特殊技术获得证据材料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规定，以全面提升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第一，完备法定证据种类的收集制度。有效提高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既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正面规范和引导，又需要从反面以制裁性后果作为保障。完备各种证据种类的收集制度，不仅应当规定证据收集手段和程序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还应当规定不依法收集的后果。《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细化了对每一类证据应当着重审查的内容，并且对不规范、违法取证行为的后果作出了规定。对于证据形式存在瑕疵的，实行裁量排除原则。比如第14条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第21条讯问笔录存在所列瑕疵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仍然可以采用。而对明显严重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则实行绝对排除原则。比如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9条）；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2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9条）。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手段和程序收集证据，不仅是程序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应有之义。因为证据裁判原则不仅要求对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而且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没有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自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而，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出现由于收集手段和程序存在问题而影响到证据的使用，尤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将导致证据被排除的后果，这无疑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惩罚犯罪是不利的。程序法治原则和证据排除规则表面上是对侦查机关证据收集行为的限制，实质上则能起到规范证据收集行为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在更高层次上提升证据收集能力和水平。第二，完善特殊侦查措施的相关程序和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不仅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扣押、询问被害人、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等传统侦查措施，而且在实践中还广泛使用监听、秘密拍照、录音录像、派遣秘密侦查人员等特殊侦查措施，但我国目前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特殊侦查措施的相关程序和证据制度的规定尚欠完善，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不一。笔者认为，特殊侦查措施对于及时查明案件事实、锁定犯罪嫌疑人、收集各类证据、准确惩罚犯罪，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这些措施较之传统的侦查手段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在相关立法上对特殊侦查措施行为进行规范，并对所获得证据材料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规定。《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该规定从证据审查判断的角度肯定了侦查机关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为我们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了避免特殊侦查措施长期处于地下运行状态，在将来的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某些特殊侦查措施收集证据，并对相关程序和证据问题作出明确规范，包括通过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主体、适用范围、审批程序以及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等。第三，规范运用测谎等科技手段收集证据的相关程序和证据问题。美国学者达马斯卡在其代表著作《漂移的证据法》中曾感慨：“伴随着过去50年惊人的科学技术进步，新的事实确认方式已经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司法领域）挑战传统的事实认定法。越来越多对诉讼程序非常重要的事实现在只能通过高科技手段查明。”[4]高科技手段在证据运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通过这些高科技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的法律属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在这方面，当前争议较大的是测谎技术的运用。《刑事诉讼法》尚无测谎的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测谎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依照现有的内部相关规定，测谎结论只能作为办案的参考或线索，不允许作为证据使用。笔者认为，鉴于测谎技术在锁定犯罪嫌疑人、发现证据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当社会对测谎结论已持普遍接受和信任之时，似可以通过立法来肯定其证据资格，允许其在刑事诉讼中使用[5]。法律规制的重点是对测谎鉴定的有关程序和证据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例如鉴定的启动主体、鉴定机构和人员的资质、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等，以防止该项技术的不当适用或滥用。总之，在刑事犯罪高发的背景下，为有效而准确地惩罚犯罪，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取证环节的制度创新，提升侦查人员侦查能力，通过完善相关立法为侦查活动提供更多有法可依的侦查手段，为有效收集证据提供有力保障。二是加强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规范。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目的是确保司法公权力的正确行使，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当务之急应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第一，保障被追诉者在取证活动中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主体主要是公检法机关人员，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收集证据的权利。依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6]，辩护律师享有自行调查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据此，在此阶段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身份，因而也就无法享有上述立法赋予的自行调查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在最初取证活动中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在美国，“侦查或审判中，被告（或辩护人）为搜集有利证据，得访谈证人，对谈话内容得录音或制作笔记”，“被告取证权涉及之法律规范包括正当程序、强制取证权、公平审判的权利、传闻法则、证据开示等”。[7]《日本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保全请求权，“如果不预先保全证据，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就很难利用某一证据时，可以在审判前请求法官搜查、勘验、讯问证人或实施鉴定措施（第178条第1款）。”[8]《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86条[9]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收集证据的权利。笔者认为，保障被追诉者在取证活动中的权利，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需要，而且是查明案件事实的要求，可以考虑参照《刑事诉讼法》第37条和其他相关规定，充分发挥被追诉者及其辩护人在取证活动中的作用并切实保障其权利。第二，建立被追诉者的人权保障制度体系。由于侦查环节的封闭性，相关立法应当根据刑事证据三原则精神，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有关要求，在取证环节建立起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规范。比如，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的人身保护。羁押场所直接关系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谁控制之下”，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非常关键。对此，各国对羁押场所的设置有着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在司法官员就羁押问题举行司法审查之前，嫌疑人被羁押在警察控制下的拘留所里；而在法官经过审查作出羁押决定之后，被告人则通常被羁押在监狱或其它不由警察、检察官决定的监禁场所里。”[10]在我国，羁押场所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这对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切实保障被追诉者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应从积极防御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沉默权或者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尽管其与证据制度有紧密关联,但其从本质上讲是宪法赋予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尽管我们国家宪法对此并没有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刑事诉讼法中对此作出相应的规定。”[11]可以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明确规定沉默权和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防止侦查人员违背犯罪嫌疑人意愿逼迫其供述，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的违法取证问题。对于侦查机关获取口供的行为，有学者提出应当从取证程序和取证手段两个方面加以规制，其中取证程序上规制主要包括设定讯问行为开始的条件、权利告知、律师帮助、讯问过程和结果的固定等，[12]这项主张提出了从程序上规制取得口供的行为，形成了程序制度和证据原则相得益彰的局面，有助于促进取证行为的规范化，保障被追诉者的权利。新出台的《刑事证据两个规定》中的相关内容，对于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既是一种规范，亦是一种监督。《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每一种证据的审查判断和综合审查运用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并根据不规范、不合法的程度区别对待所收集的证据是绝对排除抑或裁量排除，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则专门针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对症下药”，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出路。两个规定中的许多条文，都反映了对取证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建议在这两个规定的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将经实践检验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证据制度及时上升到立法层面并予以确立。第三，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来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主要是实行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制度。实行这两项制度不仅有助于预防和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同时也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了现实条件；不仅能监督侦查取证行为，也为侦查人员“自证清白”提供了证据。域外许多国家规定了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在英国，无论是由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的事务律师，还是由政府指定的事务律师，都是侦查程序极为重要的参与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非常重视犯罪嫌疑人要求有律师在场的权利，并通过米兰达案等一系列判例强化了律师在讯问中的在场权；在德国，警察讯问时，一般不允许律师到场，但在检察官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则有权到场等。[13]我国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目前尚处在理论探讨层面。2007年律师法修订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但从有关方面的反映来看，实践效果还有一定差距，下一步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对律师会见权等规定进行完善，并探索建立律师在场等制度。较之于律师在场制度，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中的推广已有显著进步。最高人民检察院2005年出台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根据该规定，自2006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等因素，按照“三步走”的计划，逐步在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全程同步录像。[14]部分地方公安机关也顺应形势，根据本地实际，探索开展了侦查讯问的全程录音录像工作。可见，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侦查讯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已不再是个技术问题，关键是要引导突破观念上的“瓶颈”，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并在立法中确立起科学、可行的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总之，取证环节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证据收集的多寡、质量如何、收集的方式合法与否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整个案件的证据数量和质量，以及案件的进展和结果。因而，取证环节的制度创新最具实质性、基础性、根本性，各有关方面应该着眼长远积极探索并努力加以推进。三、关于举证环节的制度创新举证是连接取证和质证的桥梁和纽带。举证环节是刑事证据的中间传递环节，证据收集之后如果不提交或者不全面提交给司法裁判者，那么就会影响到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进而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最终裁判的结果。任何证据必须要经过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没有举证环节，质证和认证活动就无法进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举证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举证程序等问题都已有明确规定。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且证明需要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使得法院作出支持指控的裁判。相对于控方而言，被告人在举证环节方面的权利是主要的。被告人不仅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而且享有辩护的权利，享有积极提出证据或者证据线索以获得有利于己的司法裁判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开庭审理前，公诉机关要将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提交给法院，人民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开庭审理；在开庭审理中，公诉人需要出示各种证据并接受质证，包括宣读被告人的审前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讯问被告人，向被害人发问；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申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当庭宣读等等，通过提出各种证据来支持其控诉主张。如果控诉机关的举证不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将承担控诉主张不能成立的裁判危险，即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的规定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上规定明确了控方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明责任。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个疑难问题，即审前供述的合法性是由控诉方还是由被告人来承担证明责任。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是《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该规定第6条和第7条分别规定了被告人一方提供证据的初步责任和控方的证明责任，初步厘清了人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为公安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提供了明确的参考指南，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据理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但具体如何操作还需要有一个实施细则。总体而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在举证环节已经比较规范，注意到了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
刑辩律师无罪辩护小议相比于民事、行政类案件，办理刑事案件无疑对律师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而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无罪辩护的难度又是最大的。它要求律师除了具备扎实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专业知识以外，还要求承办律师拥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良好的语言表达、敏锐的临场应变、敢于辩论、善于辩论的优良品质。以及与公检法办案人员进行良好沟通的处世技巧。从职业情怀上讲，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有为人权保障事业奋斗的心理准备，正如某知名律师所说：“律师这个职业的产生和存在绝不是为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也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或文化需要，而是为了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了人类整体文明的需要，为了人类个体尊严的需要。只有把个人的一切动机与这些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受人尊敬的律师。”人生最珍贵的莫过于人生命和自由，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失去生命和自由。无罪辩护——是为不应失去人身自由或者生存权的人依法争得人身自由或生存权而辩护。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的策略和方法之一，顾名思义，就是争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认定为无罪的辩护方式。无罪辩护的核心，是提出被告人无罪的理由，并依法进行论证。由于无罪辩护关涉到“罪”与“非罪”的极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前期工作的全盘否定，因此，无罪辩护是公认的刑事辩护中最难的辩护形态。无罪辩护的意义无罪辩护对于公民和刑辩律师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罪辩护的成功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刑辩律师的工作价值，无罪辩护的技能代表着律师个人及律师团队辩护技巧的最高水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侦查机关的工作是对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尤其是有罪、罪重的证据；检察机关的工作是在审查相关犯罪证据之后依法提起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国家公诉。简单地说，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处于“攻势”的一方，而公民及其辩护律师是处于“守势”的一方。成功的无罪辩护，意味着刑辩律师以一己之力对长期的侦查和检察工作的全盘否定，是对公诉方苦心经营的证据链条的摧毁或者突破，是律师价值最璀璨的展现，是律师的梦想与荣光。成功的无罪辩护也是公民自由和生命的捍卫者、“保护神”。无罪辩护的生存根源一、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刑法上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任何人在接受审判之前都不得被视为罪犯，更不能被处以刑罚。在这一原则之下，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基本上是不被剥夺的，即使部分权利无法行使，法律也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了被告人委托辩护的权利，这样对被告人罪行的辩护就基本不存在障碍了，无罪辩护也就获得了生存土壤。然而，在这之前无罪推定原则的阵地是被有罪推定占据着的，诉讼程序成为了出罪过程，被告人在开始便已经成为了罪犯，罪犯的诉讼权利基本上被全部剥夺，辩护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无罪辩护就更无从谈起。因此，只有在无罪推定原则下，才存在为被告进行无罪辩护的空间；而且无罪推定是无罪辩护的首要生存根源。二、诉讼模式的变革我国的诉讼模式在改革之前基本类似于职权主义模式，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被告方成为了控方和审判方的共同追诉对象。这样模式下的辩护只能是一种形式，律师进行无罪辩护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被认为是罪犯的帮凶。我国庭审制度改革后，形成了以职权主义模式为基础，吸收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辩论性和对抗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控辩双方地位基本趋于平等；律师在庭上有比较充分的质证权、辩论权；还有旁听群众的监督，增加了审判的透明度；未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一般不能作为定罪根据，等等。这样辩护人就可以在诉讼中通过这种相对平等的控辩对抗，向中立的法官呈现控方事实证据和法律的不可采信性，进而达到为被告人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的目的。三、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时间的提前我国1996年《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大大提前，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特别是在庭审以前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介入，看似和庭审中的无罪辩护关系不大。实则不然，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客观上间接的制约了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及成功率，因为律师介入越早，接触诉讼各方的机会越多，对案情的了解越多，这样进行无罪辩护的成功把握越大，辩护人也越愿意进行无罪辩护。如果缺少了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介入，获得的案件事实就少，便从客观上决定了无罪辩护只能是空谈。而且，律师应该是刑事辩护的主要力量，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就显得更加至关重要了。四、法律对律师职责的规定我国《刑诉法》第三十五条和《律师法》第二十八条都明确指出：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轻罪、减轻和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在立法上保障律师行使无罪辩护权的依据。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律师必须履行的职责。无罪辩护的法律依据关于无罪辩护，我国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为律师开展无罪辩护功罪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有罪推定”倾向，吸收了世界公认的“无罪推定”的理论精华，良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观念。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在即，相信“无罪推定”还会得到进一步地申明和确立。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可见，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检察机关的责任，只有证据确实、充分，并构建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人民法院才会判决有罪。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权利只能是依法证明其“无罪”或者“罪轻”。3、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律师行使无罪辩护权的直接法律依据。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由此可见，如果案件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均要作出无罪判决。这就为律师的无罪辩护工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无罪辩护的现状在司法实践中，无罪辩护的成功率比较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拥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和强势地位。又如，刑事律师在中国开展工作的难度和风险还比较大，《刑法》三百零六条的“伪证罪”犹如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众多律师望而生畏，很多时候不愿取证、不敢取证，在工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会造成无罪辩护率低。尽管现实不容乐观，仍然有大批专业技能卓越、心理素质过硬的优秀律师在无罪辩护领域取得了成功，因此，无罪辩护是否能够实现，关键还是要看律师的能力，看客户对律师的明智选择。可以考虑作无罪辩护的情形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告有以下情形的，可作无罪辩护：一、被告不具有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或由故意构成，或由过错构成。以故意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因被告不具有主观故意而不构成该故意犯罪。以过失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因被告不具有过失而不构成该过失罪。既无故意也无过失则不构成任何犯罪。二、被告不是犯罪主体。犯罪还须同时满足刑法规定的主体要件。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了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三、被告犯罪行为证据不足。“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法定基本原则作为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或证据链条脱节，将影响犯罪事实的认定，应该进行无罪辩护。四、办案机关程序违法。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难以保证其真实与公正性，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极有可能出现差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对没有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或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应坚决予以否定。五、刑法不认为是犯罪。如《刑法》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六、刑法不予追究。有些行为，虽然给权利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由于其特殊原因，不追究刑事责任。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刑辩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前提一、要特别熟悉案情熟悉案情要求律师特别熟知和掌握案件整个情况，熟悉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熟知被告人具有哪些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只有做到熟悉案情基础上，才能结合法理和法律对案情进一步地研究分折，决定是否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二、无罪证据要充分无罪辩护不容易，只有证据充分了，辩护才有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了检控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使辩护律师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因此，除了在辩护词中明确指出被告无罪的意见、写明无罪的事实和情节外，更重要的是提供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论证和阐明。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应用已经收集的证据进行有力反驳。三、注重沟通规避风险注重沟通要求律师决定为被告作无罪辩护时还要注意与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沟通。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律师的权利还没有充分的保障。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经常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因此，律师在进行无罪辩护时要懂得同上述机关沟通，争取权利，避免麻烦，进一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辩律师作无罪辩护相关准备工作接受委托后，承办律师要做如下工作： 1、与当事人家属以及各知情人沟通，熟悉案情，研究案件本身是否具有无罪辩护的突破点； 2、会见当事人，进一步详细的了解案情，并寻找有无疑点，以求寻找更多的无罪证据； 3、认真查阅案卷，认真查阅相关法律依据，找出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看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无罪”、“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 4、尽最大努力收集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对于调取存在风险的证据时，一定要申请，并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予以调取，以求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如何作无罪辩护一、实体上的辩护司法活动主要有两大基本任务：其一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其二是正确适用有关的法律。 1、事实的角度——事实与证据案件事实既然如此之重要，那么无罪辩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关键，首先从事实出发来寻求契机。这样就要求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对起诉书的指控与判决书的认定，一要持疑，二要查实。只有持既信又不信的疑问态度，才能深入查明事实真相，去疑解问，把好事实关。凡对于被告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控诉罪名的，则应依法为被告人从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方面进一步查明事实；凡对于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不符合控诉罪名的，应针对起诉书指控进行辩护前的事实核实；凡对于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难以定罪或者显然不构成犯罪者，应认真核查无罪的事实根据。案件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前提，而案件事实的认定则是取决于证据。要获得辩护的成功，就要从证据着手，从证据的采用标准出发来辩驳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并非被告人所为。首先，从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来看，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材料，而不是主观猜测或主观臆断的产物。证据的客观性不仅体现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客观世界留下的各种印记或痕迹是客观的，而且它与该事实的联系也是客观的，这种客观真实性是证据能够被用来认定事实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从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来看，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待证案件事实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非所以的客观事实都是证据，只有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又与案件有关联的事实才可能成为证据。关联性的存在使得证据具有证明的实际能力，即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关联性成为了证据与其他事实的实质区别，在辩护中要准确的找出控方提出的看似能证明犯罪事实，却实质上缺乏关联性的证据，通过否定这些证据的证明力来达到辩护的目的。再次，从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来看，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其二是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的合法性。 2、法律的角度——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和非难可能性，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犯罪构成是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法律标志，因此，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而且是唯一法律标准。具体讲，犯罪构成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重罪与轻罪的法律标准。辩护律师要注重从以下几个关于犯罪构成的方面，来把握如何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辩护，第一，准确把握情节严重程度。第二，把握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完整。第三，把握是否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第四，把握一罪和数罪。二、程序上的辩护程序公正一方面能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另一方面拥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意义。在程序上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护，就是帮助或代理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依法正确的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并在发现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或剥夺时，向司法机关提出意见，要求依法制止，或向有关单位提出控告。结语一个好的律师首先会全面的熟悉案情并熟练吃透相关法律规定，在了解了整个情况后决定提出无罪辩护，这是无罪辩护的提出；其次，就需要律师拿出更专业的精神认真的搜寻更多有利的无罪证据，会见当事人、查阅案卷等等缺一不可。然而更关键的，是律师对整个案件的掌控能力。某些律师平时并不注重无罪辩护的研究和实务技巧容易错过那些本可以利用作为无罪辩护支撑的关键点，或者即使提出了无罪辩护，但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掌控能力不够、无法达成成功的无罪辩护，甚至反而因此也失去了量刑辩护的良好时机。这种该提不敢提，提了又无法成功胜诉的局面，这对当事人的权利无疑是又一次的巨大伤害。这种情况不该也不能重演在您和您亲友的身上。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上，过度依赖羁押性手段，而对羁押的替代措施重视不够。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中，都存在剥夺人身自由和限制人身自由两种强制措施。然而，单就等候审讯或审判的强制措施而言，剥夺人身自由只是一种例外，即使是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往往能够附条件地被释放，在基本自由的状态下等候审判和准备辩护。与法治国家的做法和国际准则的要求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以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措施为核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状态下接受侦查、检察人员的讯问以及等候审判，是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常规”程序；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充分体现人权保障的精神，侵权预防和救济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未在刑事诉讼中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常常遭到侵犯而又缺乏救济途径。因此，应当采取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以及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申请权，对被超期羁押的申告权，对超期羁押行为进行治罪，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设立取保候审脱逃罪、监视居住脱逃罪，放宽逮捕条件，缩短刑事拘留期限等方法，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保障公民权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障人身自由的精神，但从立法规定和实务运用来看，这种保障仍然显得力度不够，其突出表现是：所有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律采用单方面的行政审批程序，缺乏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程序，不足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惩罚性”地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比较普遍。强制措施本来是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为宗旨的，其固有特征在于它对合法诉讼活动的保障性和对程序违法的预防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因此它与刑罚和行政处罚等实体法上的“制裁”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际准则不仅禁止非法适用强制措施，而且也禁止“不合理地”或“不必要地”适用强制措施。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却比较普遍地存在强制措施“惩罚化”的情况，即公安、检察机关有意识地把强制措施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惩罚，甚至是对其他人的一种威慑；侦查、起诉机关自我授权和执法违法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强制措施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公安、检察机关的有关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存在明显的自我授权现象，从而削弱了法律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至于公安、检察机关在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执法违法的现象，那就更为突出了；立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与实际适用的强制措施相脱节，存在一些“法外”的强制措施。在法治原则之下，每一种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符合法定的程序。尤其是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权力，更要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无根据地或者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
如何正确对待各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强制方法以及如何协调各种合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成为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时必须面对的一个急迫现实间题。第一，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种类，实现刑事强制措施的多层次化构建。对物的强制措施规定列入刑事强制措施专章中进行规定；增设对单位使用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建立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规定。第二，建立“取保候审为主、被逮捕羁押为辅”的刑事强制措施新制度。第三，优化整合强制措施权力配置，切实加强权力相互制衡。对公安机关使用强制措施权力适当分离；对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强制措施权力上收一级；对审判机关强制措施使用完善程序。第四，建立司法救济机制，切实保障被执行人员的合法权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或者解除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超期羁押的申告权。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存在是刑事诉讼的必然，是刑事诉讼活动规律的体现，其使用正确与否，不仅仅关系到案件的进程，关系到案件的正确处理，而且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是否公正的重要表现，所以，为了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更好的维护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势在必行。
核心内容：“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和运用。我国是一个发展经历不同于别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待西方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
关键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刑事诉讼法立法
一、无罪推定制度概述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
在大陆法系，无罪推定原则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并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成为法律原则被载入《人权宣言》。[1]
在英美法系，英国普通法的诉讼理论中该原则也有较早的体现，后来为美国宪法及其诉讼实务所采用，英美法系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世界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采用了该原则，因此，无罪推定可以说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2]
我国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无罪推定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体制度，如沉默权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同时，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法制建立的时间较短，人民群众和司法人员的现代法治观念还很不成熟，对无罪推定的认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3]
但目前，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保障理念和司法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用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和观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疑罪从无”规则的确立。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我国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4]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5]
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着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6]
（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该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
在我国，尽管新的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由无罪推定原则衍生出的以上谈到的两大规则已经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实行时间较短，加之我国的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违背以上两大规则的观念和行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泛滥和屡禁不止就是一个典型。因此，仅仅确立了法律原则，而没有相关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则的落实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人们所期盼的由该原则来彻底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严重侵反人权和有效打击犯罪将只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三、“无罪推定”给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其基本含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
提供证据并且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或者人员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协助控诉一方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对于控方的指控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对于侦查、起诉、审判官员的提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或者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若不能证明其有罪或者证明达不到法定的要求，则应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即“疑罪从无”。[7]
最终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专属于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法院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审判程序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在这种程序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应当拥有对抗国家追诉权所必备的程序保障。如被告知罪状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与控方证人对质的权利、传唤有利于自己的证人的权利等等。
（二）在法律上无罪的人被定罪之前如何对待他。
任何人在法院最后定罪之前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人。因此，政府如果怀疑某个人犯罪或者决定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时，必须有合理的根据，不得随意决定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既使是因为现行犯罪而被拘捕的，在依法审判确认有罪之前，也不能把他当作罪犯对待，特别是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一切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损害财产权益的强制措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是要更新司法观念。但由于我国对该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多数司法人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谓“进门三分罪”。司法人员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在严厉打击犯罪的思想指导下，对一些证据不足，本应当做出不起诉或无罪判决的案件迟迟下不了决心，惟恐放纵了犯罪，使得为法律所正式确认的疑罪从无规则的贯彻远远不能到位。
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亟需转变陈腐落后的思想，加强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学习和认识，将疑罪从无规则从法律规定层面提高到法律意识层面上来，不断更新司法观念，增强现代法治意识，树立人权保障理念，真正体现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切实贯彻并不断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严格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以确保我国刑事诉讼法业已确立的两大衍生规则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