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与普惠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与普惠性减税的区别

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调研评估分析两篇

以下是的我给大家整理的关于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调研评估分析，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具体实践，财政部安徽监管局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财政部党组各项工作要求，将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调研评估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盯住不放、压茬推进，持续跟踪问效，确保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见效，助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调配充实工作力量

安徽监管局将政策实施效果调研评估纳入监督检查总体工作中，成立了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监督检查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局领导负责主抓和督导，由监管五处组织实施，并外聘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人员，充实工作力量，保障调研评估工作深入持续开展。

二、选好样本企业，建立评估基础信息库

安徽监管局结合属地实际，健全基础信息库，按照调研评估涵盖的行业及企业要求，从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中，以及从自身建立的辖区内103家上市公司数据库中，分别选定百余家企业和13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对2017年以来，特别是2019年各季度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开展调研评估。同时建立减税降费政策库和上市公司税收政策库，为客观评估企业获得感和收益度打下基础。在收集信息过程中，认真落实基层减负和“放管服”改革有关要求，开具资料清单，一次性告知，取消纸质资料，能从网上下载的资料，不再让企业提供，减轻企业报送资料负担，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三、采取多种形式，客观了解政策实施情况

与1家建筑企业和4家工业企业座谈了解2018年以来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向20家企业和20名注册会计师发放问卷，调查了解企业2017年以来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同时电话调查收集部分企业情况和有关建议，并及时整理汇总、分析讨论，形成专题报告。聚焦“减多少、怎么减、符不符合享受、享受了没有、如何申报”等问题，将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贯穿座谈、电话回访、调查全过程，让企业和群众听得明白、算得清楚、参与监督、献计献策。

四、开展全面复核，提升系统填报信息可靠性

一方面，核对系统填报的数据与企业同期的财务税收电子资料、公告的年度财务报告和季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是否一致;核对调查问卷和表格所涉及的税费负担等同类指标，看定性定量描述是否一致，以及填报计量单位是否有误。另一方面，编制系统填报信息逻辑复核表，对税费负担增加的企业逐个进行因素分析，再次核对填报是否有误，并找出不具有可比性的指标进行分析，电话通知企业补充相关电子资料。经过上述复核，采集可靠的信息录入系统，保证据此得出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分析结论符合实际。

五、注重点面结合，全面分析评估政策实施效果

一方面，采用财政部统一指标分析体系，按照财政部明确的口径，对所选企业和上市公司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总体分析。另一方面，采用依据具体政策建立的数据指标，从反映政策实施问题和帮助企业落实政策出发，选择1家化肥生产企业、4家建筑企业、1家房地产企业、6家工业上市公司，对其2017年以来具体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重点跟踪分析。

2019年以来，安徽监管局按时上报百余家企业2018年、2019年上半年调研评估报告，并按季度上报13家上市公司的分析报告，及时客观反映了属地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情况。同时，根据财政部要求，持续跟踪案例，深入分析相关企业期末留抵税额、跨区域提供建筑服务预缴税款抵减等问题及其成因，向财政部报送调查报告，提出了多条完善政策的建议。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具体实践，财政部安徽监管局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财政部党组各项工作要求，将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调研评估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盯住不放、压茬推进，持续跟踪问效，确保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见效，助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2018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通过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协同发力，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目标。从政策效果看，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税负、刺激消费、促进投资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我国财政收支平衡与收支结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要特点

总体来看，我国本轮减税降费政策呈现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拓宽。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普惠性凸显，政策范围逐步拓展至全社会诸多领域和群体，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等多个税费种类，涵盖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

二是减税降费力度明显加大。个人所得税方面，提高个税免征额、扩大税率级距并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推动征缴模式由分类征收向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转变;增值税方面，在2018年下调增值税税率的基础上，2019年将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分别降至13%、9%，同时实行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期末留抵退税等政策。降费方面，在改革征缴方式的同时，自2019年5月1日起，下调社保费率、调整缴费基数。

三是持续体现调结构的政策导向。例如，继续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免征额并减计其应纳税所得额，提高出口企业出口退税率，进一步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以支持高科技行业发展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2万亿元，推动全年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政策对税负的影响

宏观层面：缴入国库的税收增速总体上低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税收占GDP比重有所下降

一是从税收总体情况看。受宏观经济下行、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等多重因素影响，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税收增速呈现回落态势，2019年全年缴入国库的税收同比增长0.9%，较上年回落7.9个百分点，增速持续低于同期名义GDP增速。2019年，全国税收收入占同期名义GDP的比重约为16.0%，分别较2018年、2017年下降1.1个和1.4个百分点。

二是分税种看。在增值税方面，自2018年5月下调增值税税率以来，我国国内增值税增速逐步趋缓，2018年全年增长9.1%、较上半年回落7.5个百分点;2019年4月增值税税率再次下调，全年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3%，增速较2018年有所回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2018年第四季度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上调后，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当季同比下降2.7%;2019年，叠加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后，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较2018年下降25.1%。

微观层面：企业普遍认可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但不同行业、不同收入人群受惠程度有差异

从多地调研情况看，企业普遍认为，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方面效果明显。增值税改革方面，多数地区、大部分企业认为增值税减税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承压能力;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纳税人普遍反映本轮改革力度大、涉及的获益纳税人数量众多，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员受益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中低收入人群受益感更强一些。社保费方面，企业认为社保费率下调幅度较大，企业能够明显感受到政策优惠。但是，不同行业对优惠政策的获得感有一些差异。

一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减税受益相对较大。自2018年5月以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分两次下调至13%、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据调研，2019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多个地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增值税减免规模合计占当地全行业增值税减免规模的比重超过50%。

二是建筑、房地产、交通运输等行业总体获益，但部分企业对增值税减税政策的获得感有所减弱。销项税方面，自2018年5月以来，建筑、房地产、交通运输等行业增值税销项税率由11%分两次下调至9%、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企业的销项税额;进项税方面，据部分企业反映，在其购进的原材料中有一部分来自制造业等行业，购进这部分原材料的进项税率下调幅度大于销项税率的下调幅度，企业可抵扣的税额相对减少，需缴纳的税额相对多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相关企业的政策获得感。

三是在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一些行业，部分企业由于议价能力相对较弱，需向下游企业或消费者让渡一部分减税收益，企业减税政策的获得感也会有所减弱。据调研，2019年增值税减税政策公布后，一汽大众、北京奔驰、广汽本田等汽车销售企业均不同程度下调汽车销售价格，以避免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此外，部分地区反映，辖内纺织服装、设备器材制造等行业的一些企业因缺乏产品定价权，不得不接受下游企业的降价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这些企业的利润提升空间。

减税降费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对消费的作用

减税降费政策影响消费的主要路径有两个。一是收入效应，即减税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进而推动消费。据基层国库调研显示，半数左右的纳税人表示愿意将部分或全部减税收益用于消费。二是价格效应，即减税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相应减轻了企业负担，促使消费品价格下降，进而刺激消费。结合相关行业增值税减税幅度、行业议价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理论上2019年增值税减税将使全年CPI同比增速下移0.2～0.3个百分点。结合减税降费规模、税收乘数及居民消费倾向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理论上2019年减税降费将带动全年最终消费同比增速上移0.7～1.0个百分点。

从现实情况看，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例如，部分企业员工因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有可能会影响其个人当期的消费意愿;此外，部分产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波动，也有可能导致短期内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消费。对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减税降费政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还要关注其他主观和客观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多措并举共同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对投资的作用

减税降费政策影响投资的主要路径有三个。一是预期效应，即通过营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改善企业预期，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二是减负效应，即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拓展企业利润空间，进而促进企业投资。结合减税降费规模、税收乘数及储蓄投资转化率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理论上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将带动全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上移0.6～1.0个百分点。三是价格效应，即通过减税降费影响企业产品价格，进而影响企业利润和投资。一般来说，减税降费后，议价能力强的企业较少降低产品含税价格，从而使得其不含税的出厂价格相应提高，进而增加企业利润。结合相关行业增值税减税幅度、行业议价能力等因素综合测算，理论上2019年增值税减税将使全年PPI同比增速上移约0.6～0.9个百分点。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企业盈利能力总体偏弱、资金压力相对较大。2019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部分企业选择将减税降费的获益资金用于原材料采购、人员经费等日常运营开支，有效缓解了企业经营中存在的资金压力，企业承压能力明显增强。下一步，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宏观经济环境逐渐趋好、企业经营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在扩大投资方面的作用将持续释放。

对出口的作用

近年来，美国、日本及欧盟地区的PMI总体上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受此影响，我国多个地区反映，辖内部分外贸企业出口订单明显下降、经营压力显著增加。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市场环境变化，2018年9月、11月，我国先后两次提高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在促进外贸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推动出口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退税规模大小、退税规模变动对出口增长的弹性系数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理论上2018年11月出口退税率上调将推高2019年出口增速约1.0个百分点。

对结构优化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加强普惠性减税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目前，相关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中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引领作用逐渐增强。2019年1～11月，计算机、电气机械、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等高新技术领域规模以上企业的数量，同比分别增加1159个、297个、197个、96个、81个，行业利润增速分别高于制造业整体增速8.2个、17.4个、17.7个、8.5个、10.4个百分点。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渐优化，税收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19年，全国高技术产业(主要包括：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表仪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税收同比增速高于全国税收整体增速。其中，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中高端制造业税收增量占比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税收保持平稳增长。目前，中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利润增长总体仍不够稳定，绿色环保等产业的产值规模和税收占比总体仍相对偏低，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减税降费政策对财政收支平衡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2019年，受宏观经济下行、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力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承受了较大压力;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尤其是公共服务和民生项目支出却继续保持刚性增长。在此背景下，全年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各级政府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增加。从年初预算看，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2.76万亿元，较2018年扩大0.38万亿元;若再考虑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财政收支缺口规模或将进一步扩大。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带来了财政收支结构的相应变化。

一是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稳步增加。2019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券收入4.36万亿元，同比增长16.3%，约占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14%，较上年有所提高。在当前环境下，政府债券规模扩大既有利于维持财政收支的总体平衡，同时又为经济逆周期调节提供了资金保障。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或将逐渐进入地方政府债券偿还的相对高峰期，各级政府应在继续确保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确定政府债券的规模和进度，进一步提升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是土地出让收入保持增长，部分地区土地收入占地方自有财力的比重有所提高。201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保持增长态势，占地方政府自有财力的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分地区看，全国超过半数地区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自有财力的比重较上年不同程度提高，其中部分地区的税收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呈现“跷跷板”效应——在税收增速趋缓甚至下降的同时，土地出让收入较快增长、占当地自有财力的比重明显提高。

三是政府投资在稳投资方面作用明显，但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趋弱。从国库执行情况来看，2019年，财政在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等领域安排的投资增加较多，在稳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趋弱。据统计，2019年，全国PPP项目管理库净增项目个数和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部分地区本级财政在PPP项目中承担的支出责任超过10%的财政承受能力红线，因而停止新项目入库(2019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定，要确保每一年度本级全部PPP项目从一般公共预算列支的财政支出责任，不超过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对财政支出责任占比超过7%的地区进行风险提示，对超过10%的地区严禁新项目入库)。在政府投资平稳增长的同时，我国民间投资增速趋缓。2019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7%，低于上年4个百分点，低于近9年平均增速7.4个百分点;其中，1～11月制造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0%、较上年同期回落8.3个百分点，尤其是通用设备、汽车、电气等行业的民间投资增速同比回落均超过10个百分点。

当前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和财税政策的影响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效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国家果断采取了隔离防控、延长春节假期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短期内，我国经济运行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投资方面，工人返城、复工延迟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投资增速，但是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一些重要的基础保障行业复工复产正在平稳有序推进。二是消费方面，居民基础的日常生活类消费有保障，依托网络和物流的在线消费规模占比明显提升。三是产业结构方面，传统的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行业面临挑战，尤其是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增加，健康卫生医疗、生物医药研发、在线教育娱乐等高科技、智能化、绿色环保行业的市场空间则在加快拓展。四是财政收支方面，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萎缩，或将导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国家税收增收承压;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尤其是防疫等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将持续增加，必然促使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相应政策或将陆续出台。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突发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趋势。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已适时出台了配套的财税政策。一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及时拨付疫情防控专项补助资金，为疫情防控提供及时有力的财政资金支持。二是国家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重点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贴息等方式，加强对生产和运输防控重点物资、提供公共交通和邮政快递等公共服务、研发防疫药品和疫苗等相关企业的财税政策支持。三是优化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融资的担保服务。四是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监督管理，确保好钢真正用到刀刃上。

相关政策建议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在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一是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分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体制，科学核定预算，加强预算执行与监督，提高预算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是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效应，提升企业转型升级积极性，引导企业将获益资金更多地用于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等领域，助推产业链不断优化升级。

三是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多措并举，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充分研判减税、地方债发行等因素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加强预算精细化管理;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需要;进一步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举债融资机制，严控债务风险，提高债务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率。

四是继续注重结构调整。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挖掘国内消费需求潜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强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情况的监测，促进土地及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五是全力做好应对疫情影响的财税和货币政策供给。密切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准确做好形势分析研判;及时完善疫情防控财税保障政策，继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针对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造成的不同影响，细化财税政策着力方向和力度，因地施策、因企施策、因应施策，精准发力、有效发力、持续发力。同时，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着力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合理调配金融资源，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障民生和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继续加强和健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同配合和传导落实机制，联动互补、形成政策合力，切实将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要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而且要简明易行好操作，增强企业获得感。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

【摘要】近年来，山东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产业结构总体偏重，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繁重，经济大而不强的矛盾突出。同时，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山东经济下行压力更为突出。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山东将减税降费作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狠抓落实，却面临一些潜在问题和矛盾：一方面，山东正处于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减税降费政策有新的更大期盼；另一方面，作为东部大省，受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的双重影响，山东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大，部分县“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出现一定困难。

面对企业难解渴和政府收支紧张的双重压力，山东迎难而上，负重前行，发挥新时代“挑山工”精神，把减税降费作为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通过“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全力实施“六到位”工作法，确保减税降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助推市场主体添活力，经济发展增动力，对促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其他地方推进减税降费工作、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减税降费动能转换收支矛盾

一、背景情况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东临黄海、渤海，是我国由南向北扩大开放、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战略节点。长期以来，山东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近年来，山东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产业结构总体偏重，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繁重，经济大而不强的矛盾突出。同时，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山东经济下行压力更为突出。2019年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6.4%，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到28.3%。社会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下降，工业发展持续承压。一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均下降22.4%。面对如此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山东在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过程中，面临着不少潜在问题和矛盾。

一方面，企业难解渴。山东正处于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减税降费政策有新的更大期盼

（一）减税降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所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策设计上坚持“惠民”导向，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并优化税率级距，增加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惠及2.5亿多自然人纳税人，有效提高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民营经济是受益主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并调整就业人员社会平均工资口径，惠及广大企业和职工，既切实减轻了企业和职工实际缴费负担，又统筹兼顾了社会保障事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在贯彻落实上采取“便民”措施，减免税申报即享受，不用审批、备案，对纳税人少打扰、不打扰；完善电子税务局提醒纠错功能，让纳税人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策。在效果评价上凸显“为民”情怀，减税要求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制造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降费要求做到“两个不得、一个务必”：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归根到底，是要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二）减税降费是厚植强国之基的制度安排。从历史的大逻辑看，减税则国兴。古语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回顾中国历史，名垂青史的重大变革一般也是从财税改革入手。面对经济社会困难局面，轻徭薄赋能够充分激发生产活力和潜力，奠定一代盛世。管仲降低关税，鼓励工商业，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汉初文景“三十税一”，与民休息，造就中国第一个盛世。清朝康熙“永不加赋”，还富于民，成就了康乾盛世。财政是庶政之母，企业是财政之基，切实把企业税负减下来、获得感提上去，才能“放水养鱼”，使长期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才能“腾笼换鸟”，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才能“惠及民生”，使人民群众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红利。从现实的大战略看，实业强则国强。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这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是聚焦于实体经济，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培育经济新动能，特别是对制造业加大了支持力度，制造业及与之关联的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额占全部减税额的一半以上，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厚植了战略根基。

（三）减税降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面临着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三大失衡”问题，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作为再分配调节的首要手段，特别是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大背景下，减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在解决结构性失衡以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鲜明导向就是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和居民的比重。税务总局联合对外经贸大学建立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按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测算，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将减少2.09个百分点，受益最大的是非金融部门（主要是实体经济），分配比重上升1.02-1.1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上升0.84-1.01个百分点。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前三季度，月收入4-10万元、2-4万元和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分别达23.88%、45.11%和65.38%，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基本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有效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一条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法。

第三条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第四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一、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

(一)

国内原因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完成,离不了减税降费的政策支持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高供给效率,优化经济结构,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产品有需求方就有供给方,供给方主要就是企业,所以企业经济利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供给质量和效率,而减税是激励企业生产发展的有效方法。

(2)

经济发展理念发生转变,更加注重经济质量

。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性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故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观念也不在是一味追求经济速度,而是注重环境保护,积极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意味着我国政府以后既注重经济高质量增长,又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所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战胜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二零二零

年初,我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绝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活动遭到抑制,餐饮、旅游、酒店住宿、交通通行也被限制,这严重冲击了国内的经济,服务业受损严重,小微企业面临破产的边缘。此时,政府需要出手救助,而税收优惠政策是良好的应对工具。

(二)

国际原因

(1)

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比较缓慢,

二零二零

年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下滑

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

二零二一

年

3

月

9

日,经合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会提高到

而经济的复苏离不开各国积极财政的支持,而且,我国的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又伴随着多重风险,因此需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风险防控,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运行。

二零零八

起就不断更新完善,减税力度也越来越大,直接刺激了社会经济活力。全球经济虽然增长缓慢,但也是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条件下,我国的民间投资自

二零一六

年后开始复苏,在减税降费红利持续释放条件下,全社会宏观税负下降,我国企业生产环境不断改善。

(2)

世界各个国家的减税政策相继出台,引发国际间的税收竞争

从全球角度观察,美国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其目的吸引投资回流、增加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在一些欧洲国家如英、法、德等也在计划或正在实施减税政策,其他国家也在陆陆续续加入全球减税浪潮,英国计划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

15%

以下,法国计划将特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

个百分点,而德国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需求。

(3)

经济全球趋势受阻,中美贸易争端不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交流,所以在过去

40

年里我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挑战,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在产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经相同,而且,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缓慢,部分国家受到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因素影响,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思潮。

二零二零

年的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趁乱而起,一些国家不但不愿意推进国际合作,反而推出国际组织制造贸易摩擦,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逆全球化趋势。在我国面对逆全球化思潮过程中,又受到了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

二零一八

年,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为了反击,也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场贸易战持拉锯状态,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中国在面试对这样的国际局势,首先是要稳住国内经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应对外部经济压力,所以,应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稳定国内经济应对贸易争端和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

二、

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容

(一)

第一阶段的结构性减税

二零零八

年,为了缓解我国遭受的经济冲击,

“结构性减税”被首次提出。所谓结构性,即在于减税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是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税负调整。此时的减税内容主要是:

“两税合并”、增值税由“生产型”全面转为“消费型”,以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积极创新;对于小规模纳税人

给予

一定照顾,对其增值税增收率适当降低,以减轻小企业的经营负担;单边征收印花税并下调其税率,以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给予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集成电路、软件等相关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提高高科技含量产品出口退税率,希望以此种方式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转变出口方式。第三、改善民生方面。优化个税扣除标准,扩大较低档税率适用范围,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困难群体再就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提高其收入水平。

(二)

第二阶段的营改增减税

二零一二

年元月

1

日,营改增试点工作正式在我国铺展开来,首先地点就是上海市,试点行业是交通运输以及部分现代服务业,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营改增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直到

二零一六

年

5

月份,国内全面实施营改增措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建筑、金融和生活服务等领域。

(三)

第三阶段的更大规模、普惠性减税

从

二零一八

年开始,在减税降费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最主要的就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包括下调增值税税率、重新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一次性退还部分行业的期末留抵税额,以提高

纳税人带

实际感受得到的减税获得感。

年,增值税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再次降低部分行业的税率、扣除率,调整部分出口退税率,改变不动产抵扣方式和部分行业的加计扣除,降低纳税人税负水平和负担。小微企业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应纳税所得额进一步上调至

100

万元,加大对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扣除,以提高企业科技投入和创新积极性。

同时个税的重大变化更体现出了此次改革的普惠性,提高工资薪金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优化税率结构、增加专项扣除,而且此次个税改革是迈向综合征收的第一步,释放出更强的普惠性信号。

减税结构性普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