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内容，是针对我国以前的做法作出的更改。以前嫌疑人一经被公安机关抓获，即被视作“有罪”，并称为“人犯”，其逻辑是：如果你没罪，为什么会抓你？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吸收了无罪推定的部分理念，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疑犯称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无罪推定的理念在《刑事诉讼法》中具体体现。在法律上首次以是否起诉为标准，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加以区别，即起诉前称为犯罪嫌疑人，起诉后称为被告人。树立了被告不等于罪犯的观念意识，体现了无罪推定的思想。《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规定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
无罪推定的含义是被判定为有罪之前，推定为无罪，而我国仅仅在刑诉法总则中表述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一个是“推定为无罪”，一个是“不能确定为有罪”，看似相同，实则差别不小。不能确定为有罪，事实上，还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也不能推定为无罪。
但无罪推定在我国并未完全地被适用。按新刑事诉讼法原则，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这是中国刑事司法的进步，但“疑罪从无”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其中一个派生标准。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主要表现在：无罪推定是一种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和精神，较为抽象，适用于判决前的各个诉讼阶段，是一种假定，是一种态度；而疑罪从无则是一个操作性的原则，很具体，主要适用于事实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是一种解决方法；无罪推定是判决确定有罪前，直接推定为无罪；而疑罪从无是在具体事实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视为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实，事实上就是要求宁可放纵犯罪，也不能冤枉无辜。当然，二者的联系也很明显，二个原则都体现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刑事法思想。
就我国而言，我国已经通过规定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和存疑不起诉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严格说来，我国还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制度，因为无罪推定的含义是被判定为有罪之前，推定为无罪，而我国仅仅在刑诉法总则中表述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在我国，是要讲实事求是原则的，能不推定就不推定。不能确定为有罪，但也不等于推定为无罪，而是实行“疑罪从无”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享有法定的沉默权。2.“疑点归于被告”原则。又称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遇到事实无法查清或查清事实所需成本过高的情况，依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判决，该原则是刑法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从而保障行为人自由的机能的体现。当公安、检察机关所获取的证据都不能达到使人们消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理所当然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得到认证的事实，不能转嫁到被告人身上而不利于被告人，因此，在对判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上存有怀疑的情况下，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决。”即证据不足，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处理。3.由控诉方承担证明有罪的举证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这是由于相对国家机关的强大，被告人的力量要小的多，公安、检察机关的侦察能力、执行力量都远胜于被告人个人的辩护能力与保护力量。因此“在起诉人证明被告人有罪并排出了关于有罪的一切合理怀疑之前，被告人总是被推定为无罪的。”
而在我国，上述三原则尚未明确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当前刑事诉讼法的客观实际，在法律条文上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而是在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等规定的同时，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真正地完整地确立起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了这一原则的合理内容，使之在扬弃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如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就将影响到被告人供述的获取；对警察权力限制过多，就将影响打击犯罪的力度；对犯罪控制不力，就将影响社会治安，发展改革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反过来，如果一味地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司法人员恣意妄为，就将使民众失去对国家司法的信任，其后果同样是可怕的。
总结：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实行无罪推定，但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只是在无罪推定的理念下以事实确定其是否有罪，证据不足的作无罪判决、存疑的不起诉，既不去推定其有罪，但也不会推定其无罪。所以“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是《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理念的折中表述；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是被判定为有罪之前，推定为无罪。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实行无罪推定，故只能按折中表述为前者。
法律主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第十二条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新《刑诉法》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简称为“无罪推定”原则或“疑罪从无”原则。新《刑诉法》在审判程序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原则。《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说，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必须深刻理解这一原则的立法精神，牢牢把握其本质特征，合理准确地适用法律条文，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安全，维护稳定之作用。一、“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来和立法原意无罪推定原则，顾名思义是针对封建社会的“有罪推定”原则提出来的。①一般表述为：“即被告人在未经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的人”。最早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这一思想主张，其主要含义是：“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都不能叫做罪犯。在尚未决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他应遵守的条件之前，社会就不得不对他加以保护”。这一原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封建地主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之下，这一先进思想理论被带到了整个欧美国家。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个思想理论原则先是被欧美一些国家载入宪法或刑事法律中，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逐步被欧美以外的一些国家所融入，使无罪推定的思想理论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识。《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也确立了这一原则。无庸置疑，无罪推定较之封建专制下的有罪推定和通过刑讯拷问迫使受讯人自证其罪，无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彻底变革，是人类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无罪推定原则可概括为四项基本规则：一是只有法院并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才能判定某人有罪。即定罪权归法院。二是证明犯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由警察和检察机关承担。因为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生来就无罪的，因而也是无须证明的。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的法律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三是疑罪无从。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即达到使法院确信有罪的程度，否则仍不能使“任何人”成为罪犯。四是被告人有沉默权，不能强迫任何人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法学界普遍认为，前三项规划是无罪推定的最基本的含义，前两项属于程序要件，第三项属实质要件，至于沉默要问题，并不影响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问题。无罪推定是世界各国刑诉法普遍确认的原则，这一原则能否适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个长期争论而认识很不一致的问题。从50年代中期的“反右”斗争直到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我国法律界始终没有中断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批判。尤其是在“砸烂公检法”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时期，无罪推定更是被视为“禁区”，试想一个农村生产小队的治安员就可以随便抓人、捆人、审问人犯，谁还敢提“无罪推定”那个时代“无罪推定”被烙上“阶级性”烙印。到了80年代，我国法学界主要争论其是否符合我国国情问题，认为有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就不必再规定无罪推定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世界的全面接轨，无罪推定原则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人士的认同，直到一九九六年修改《刑诉法》时，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1、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和国际公约的普遍规定。无论是欧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罪推定都是其刑诉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经济要想与世界全面接轨，作为其保障体系的法律也要有此原则。 2、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国内法中已有先例。全国人大通过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已明确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香港、澳门基本法都是国内法，而非外国法。 3、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在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确定有罪之前，其身份只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因而法律必须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和其他各项诉讼权利，它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办案人员“内定”被告人有罪，搞事实上的有罪推定。 4、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质量。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起诉方对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能够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告的无罪假定，即可确认并判决其有罪。它使公安、检察人员承担了严格的证明责任，必将有力地促使公安政法机关努力提高业务素质，改善执法环境，最终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疑难案件的解决。无罪推定的含义就是，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这有利于彻底解决过去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证明犯罪的案件(即所谓的疑罪)久拖不决，致使被告人无限期被关押的不正常做法。 6、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克服刑讯逼供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的错误行为。“严禁刑讯逼供”是我国刑法，刑诉法的明确规定，然而过去曾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安政法人员把被告人看成罪犯，认为对付“坏人”就该“严打”。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助于扭转公安司法人员的观念，从而减少或逐步杜绝此类现象。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本质及特点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实质上是把过去由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交到由起诉机关承担，这是证明责任的一次重新划分。过去，如果当事人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推定其有罪，即“自证无罪”、“自证其罪”或“有罪推定”;新诉讼法规定：如果起诉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有罪的，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确定的无罪判决，即“公证有罪”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从“自证无罪”到“公证有罪”，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我国刑诉法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因为它保护的不仅是被告人的利益，而是社会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为被告人的可能。为什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而由控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呢这是因为，第一，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非常复杂，证明要求很高，但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由于人身自由受到某种强制措施的限制，既无权收集证据，又无法进行调查，根本无法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即使能提出某些证据，也往往难以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司法机关一样承担证明责任，势必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不利地位。让被告人负证明责任不符合法治公平的原则。其次，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证明责任，容易使司法人员推卸自己的证明责任，消极地依靠犯罪嫌疑人自我证明有罪或无罪，对查明案件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其三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确定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据此得出其有罪的结论。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享有沉默权。法律明确规定，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如实回答的含义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交代罪行，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无罪的犯罪嫌疑人则应如实陈述无罪的事实，并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或线索。这一点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法律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包括港、澳、台等地方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沉默权，可以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而我国则不同。由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是否犯罪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法律上不能允许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或作虚伪陈述。②“对有罪者，要求他如实交代罪行，有利于侦查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对无罪者，要求他积极与侦查机关配合，以协助查明事实真相，查获真正的犯罪分子，同时使他本人尽早解脱嫌疑。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不等于其负有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不负举证责任，不等于其有沉默权”。法律的这一规定，从刑事诉讼的实践出发，挣脱了传统证明责任概念的束缚，走出了西方证据理论的误区，既有利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又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变化的，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健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群众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的另一项人权“沉默权”也会写入法律的。“沉默权”问题目前在法律界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法律客观：《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法律主观：
我国实行的是无罪推定原则。根据法律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便是我国刑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在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下，被追诉者在被起诉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被起诉后则处于被告人的地位，不能称其为罪犯。
法律客观：《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行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其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无罪推定原则包含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范畴，它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
